浅议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再思考

　　1991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苏联解体是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挫折。二十个年头过去了，人们围绕着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在不断地进行探讨和分析，最近，我们阅读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徕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我们认为作者关于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看法是以偏概全、本末倒置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并非来自上层的革命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上层的革命、即党一国精英集团的推动，这从作者所定的书名即可看出。作者大卫科兹认为党一国精英集团在关乎苏联命运的抉择中选择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也就是亲资本主义联盟，而抛弃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大卫科兹对于党一国精英集团的定义是这样的，它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约有几百人一起构成了精英高层。还包括广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1/1000。
　　大卫科兹认为，改革所催发的党一国精英集团决定了苏联何去何从，这部分人大权在握、风光显赫，他们可以利用权力寻租，使个人财富迅速增加。然而在共产党执政下，在社会主义体制内，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以权谋私，无法保证自己的财富传子传孙，这疏远了他们与共产党的感情，限制了他们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密切程度，他们要想保住现有的地位和财富，就必须打破现有体制的束缚。除了社会主义体制以外，任何的体制他们都可以接受。所以在社会主义体制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这部分掌权的党一国精英集团抛弃了她。 大卫科兹的主要观点很明确，苏联的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但是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厌恶不仅是党一国精英集团，还有数量巨大的下层群众，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体制不仅是被上层一部人所抛弃，而且是被包括下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抛弃。只强调党一国精英集团的作用，未免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1991年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从宪法中取消苏共执政条文内容时，人民群众是那样的平静，没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反对民主派的颠覆，莫斯科红场仍然像往常一样安静，②这足以说明下层民众对苏联体制也没有眷恋。
　　1991年的苏共有2000多万党员，如果我们把时光从这一刻向前追溯70多年，可以发现，同样是苏共，1917年时她仅有2万多名党员，面对强大的上层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临时政府采取一系列不顾民众渴望和平愿望的反动政策时，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带领愤怒的工农。
　　二、错误的改革突破口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苏联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中央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加速发展社会经济和进行根本改革的战略任务，并制定了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可以说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愿望是非常好的，头两年的改革步伐也是比较稳健的，但推行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物资短缺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生产也继续滑坡，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糟。面对这种现象戈尔巴乔夫很不满意，他认为是党组织和政府中反对改革的一部分人在为改革施加阻力，这部分人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对改革横加阻挠。为了破除反对改革的阻力，戈尔巴乔夫认为必须寻求舆论和社会民众的支持，通过舆论的放开对改革做出鼓励和敦促，对改革的阻力实施必要的进攻，只有把新闻和媒体的力量付之于公众，才能有效地监督党和政府的改革，于是政治公开性的理论呼之欲出，戈氏改革的重心便从最初的经济设想转为政治实施。
　　戈尔巴乔夫很快做出行动，将国内各大媒体和主要报纸的主编或负责人撤换，由比较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代替。戈氏认为，只要把舆论的控制权交给非党个人或机构，那么对党的政策的一指的发达国家的建设成就被人民所忽视，他们更多地是看到苏联历史上的污点。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对西方政治民主和社会富裕生活的宣传更加引起民众的眼花缭乱和无限向往，人们感到民主的、市场化的经济以及个人生活改善、财富积累的愿望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了，他们开始相信通过体制变革可以很快改变他们的生活。至此，抛弃这个体制的思想认识己经在广大民众中开始形成。
　　三、没有民生的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面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确实准备对经济管理进行深入的改革。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经济改革方案《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条例》。不过，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需要循序渐进:从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做大量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但戈尔巴乔夫不愿意等待，急于看到效果，必然会脱离实际。他不断地翻新花样，变革国内经济发展方向，今天讲加速发展，明天讲科技进步，后天又是农业问题，然后又是冶金行业、电子工业等等，他把民众的期待看作是经济必须快速发展的理由，而为了满足这些理由，他只有不断地用新思维，不断地许愿，开空头支蓦熟想要作必要的调整，就需要时间，不停地折腾它只会妨碍它的发展。
　　四、政治民主化引发的社会管理危机五、上层官僚的特权与腐败
　　苏联改革进入1988年，政治、经济形势仍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困境。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完全归结为政治体制的阻碍，因此，这次会议提出了要根本变革政治体制，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并列为苏共的三个革命性倡议，强调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力推行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导致党丧失对政府的领导权。政治民主化从改革党的领导干部任命制开始，在工厂、乡镇、城市党组织领导人选举中，率先实行无记名投票，而这种新型的、有较大参与自由的选举为民主派人士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在一轮又一轮的苏联主要城市和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中，政治反对派靠对苏联历史污点的批判和对未来的许诺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群众把票投给了反对派而放弃了对共产党候选人的支持。在1991年的各大城市尤其是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中，共产党的候选人纷纷落选，党的组织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特权和腐败更加危险了;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最难忍受的不是并不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不平等的生活待遇和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 苏联社会供应体系是一个极不平等的体系，广大的下层民众只能在普通的百货店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品，而普通百货店的商品常常是品种不齐、质量低下，数量有限。与破碎的普通零售百货店体系相对立，是体系完备、专为官僚特权阶层服务的特殊商店，里边有进口商品、特供商品、优质商品，此外还有专为官僚特权阶层配备的豪华轿车、设备齐全的乡间别墅等等。这种特供体制是以职位高低来确定服务质量的，只要你没有相应的级别，即使你手中拥有大量的卢布，也买不到你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特权，这种特权与级别相联系，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便享受不到相应级别的特权，这种执政党自己制度规定的特权，事实上就是一种制度内的腐败，它强化官本位的意识，弱化领导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和公仆。
　　六、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启示
　　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2000多万党员、创造过辉煌业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70多年以后黯然下台，给我们留下诸多的思考和启示:
　　第一， 必须确保人民群众是改革的最终受益者。戈尔巴乔夫领导苏共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推行三、四年之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提高，广大民众忍受改革的剧痛，承受改革带来的生活拮据和工作无着双重压力，到头来却是国有资源被少数人攫取，极少数人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这样，下层群众心中的不满、失望甚至愤恨在不断地增加，一旦有合适的燃点，他们就会爆发。这一教训说明，执政党在进行改革时，必须首先要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是改革的最终受益者。如果改革的措施只是使小部分人官僚得到了益处，改革成了利益集团的玩物，那么就会失去群众的拥护，改革就会成为导致执政党灭亡的催化剂。
　　第二，必须增强党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能力。苏共所主张的政治民主化其目的是增强社会活力，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推行效果与当初设想完全背道而驰，造成了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迅速弱化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涣散，以至国家机器运转不灵，而后来苏联这座大厦的崩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运转一定要有一种核心力量进行驾驭和维护，这个核心力量只能是执政党和她领导的政府，它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经济政治的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