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文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建构

　　艺学学科的发展由两个板块支撑:一是关于文学理论基木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二是围绕文学理论教材而展开的理论体系建构)这两个板块有交叉，亦有较大的分野)前者所有木专业的人员均有参与，涉及而甚广，目_论题常突破边界，对既有的体系构成挑战)而后者较为高端小众，也稍显静态，是确立理论权威的符号象征行为)学界较有影响的理论家很多都曾以编写文学理论教材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理论体系①)在编写教材之前，他们往往已在文学理论基木问题的研究方而颇有建树，目_大多会将相关创见渗透到教材编写当中)基木问题的研究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因此，理论体系的确立与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同步，但又超出教材木身)在讨论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时候，也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某部教材，还须反观该理论家在理论上的积累与创见)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它有两个鲜明特征:多元与自觉)所谓多元，指这一时段不少理论家都试图以编写教材为中心来建构个人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中，代表性的有童庆炳、南帆、陶东风、王一川、杨春时等人)所谓自觉，指体系建构开始脱离模仿阶段，建构者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主性)这也表明文艺学学科体系建设逐渐走出了唯国外马首是瞻的学步阶段)。
　　但多元与自觉并不意味着理论体系建设已进入成熟阶段)甚至可以说，它呈现出的问题与所取得的成绩一样令人瞩目)木文拟从三个大的层而来反思与检讨理论体系建构中出现的诸多悖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展望理论体系未来的可能形态。
　　一、反本质主义的路径与限度
　　文艺学反木质主义思潮的勃兴主要起因于对既有文学理论体系的不满)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多部文学理论教材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如下两个方而的问题:一是体系的封闭性，二是知识的绝对普适化与真理化倾向)先谈体系的封闭性)这主要由教材结构的板块化所导致)20世纪50年代，国内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大多受苏联季摩菲耶夫、毕达可夫的影响)他们主编的两部教材均包括木质论作品论发展论三个板块)受其影响，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木常识》等也以三个板块的形式而世)20世纪60年代初，以群与蔡仪分别主编的理论教材在体例上略有突破，增加了创作论鉴赏论两个板块)之后，五大板块的结构体系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代表性的有十四院校编写组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等)五大板块的结构体系紧凑有序，主次分明，并目_将传统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都囊括其中)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弊端也越来越突出)有学者就指出，较为稳固的结构和思维容易转化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和思维)②木质论统摄全体，加上浓重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就容易使得整个结构在观念上僵硬化、板结化)这种现代性的总体结构也缺少开放性)创作论与作品论完全依据传统的文学观来组构，殊难容纳有关性别、阶级、种族等问题的文化研究主题)。
　　因此，去板块化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普遍诉求)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木》、王一川的《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木问题》在体例上都与传统的五大板块式的结构体系有着根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童庆炳曾属前新世纪文学理论传统阵营中的一员，但在新近出版的《文学理论新编》一书中，他大刀阔斧地对传统的体例进行了变革)该书包括文学与文学理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审美文学与文化文学写作文学接受等章节，已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五大板块式结构)但新问题亦随之而来)松散的结构使得教材内容偏于随意，相互间的逻辑勾连也严重弱化)于是，它们几乎成为可以从任意页进入的后现代文木)如何在板块化与碎片化之间寻求到一种动态平衡成为理论教材在结构方而的新挑战)。
　　知识论层而的反木质主义在学理层而更为深入，也留下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童庆炳认为，反木质主义已经是一个传统的老话题)19世纪之前，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木质主义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主导着西方哲学界)19世纪以来，起来反对木质主义的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他以历史的研究方法预言资木主义必将灭亡)随后的尼采、萨特、海德格尔都持反木质主义立场) 而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反本质主义的杰出实践者。所以，童庆炳认为，反本质主义的战争早已结束，全无悬念。不过，他明确地指出，对于反本质主义要有明智的看法。反本质主义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的反本质主义必然要导致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用偏执的反本质主义是不可能编写什么教材的。③显然，童庆炳认为在知识论层而传统教材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化的危机，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本质主义的产物。新锐理论教材若把握不好度，反倒有陷入虚无主义之可能。杨春时也认为，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有拓展研究视野，打破传统文学研究模式的功劳，但它使得文学本质的言说失去了合法性，文学理论的建构被取消，从而可能导致虚无主义④。新锐理论家的反应则意味深长。陶东风认为，他所提倡的建构主义不等同于反本质主义，因为建构主义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绝对的、无条件的普适化本质⑤。南帆提倡关系主义，但他依旧说，即便是冒着被奚落为保守分子的危险，也要有限度地承认本质主义的合理性⑥。
　　显然，反本质主义之争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一个限度问题，即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有必要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避免走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不过悖论依旧存在。延续传统理论体系的理论家，把历史主义当作抵御本质主义的堡垒，但他们无形中继续奉行一种目的论的理论史观。而新锐的带有反本质主义色彩的理论建构者，则难以将其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论完全贯彻到教材书写当中。如陶东风的建构主义就以福柯的尼采主义谱系学为前提。这种谱系学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反对任何有关起源的研究。它认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基底根本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⑦。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理论体系的建构(包括教材编写行为)本身都将成为被质疑与否定的对象。而陶东风对本质的有限度承认，也与其征引的理论资源自相矛盾。
　　二、理论资源与文化焦虑
　　如前所述，陶东风建构理论体系时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后现代的理论资源，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谱系学理论。而南帆的关系主义受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诸多启发，在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引人注目的是，在他们建构的文学理论体系中传统文论思想开始大而积消失。研究者受民族文化情感影响，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
　　方克强先生在评价新世纪三部新锐理论教材时，就隐约地暗含了这样一种民族文化情感。他认为，王一川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建构的感性修辞学，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普世价值观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表现的一种回应，也是重塑文学理论的中国角色和寻求中西文论平等对话方式的一次努力。他还说，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教材以百数计，但真正以本土主义为建构基石的却寥寥无几。这愈加突显出王著的创意性和示范性⑧。这一说法似乎有着事实的依据。民国时期，我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开始起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成为中国知识界了解现代文论的入门读物。而这两本日本著作又都受到西方同类著作的深刻影响。
　　田汉《文学概论》仿自本间久雄的著作，但依!日是中国文学理论草创期的代表。田著以介绍西方文论思想为主，较少涉及传统文论⑨。与民国时的完全西化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式理论教材对传统文论资源的吸收与借鉴略有增多。比如以群的教材在谈到形象思维时就认为，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家没有用到形象思维这个词，但他们在探索文学思维时的用意却与其十分接近。随后，他引述了刘n、朱熹、孔颖达、皎然、钟嵘等人对比兴的各种论述⑩。不过，在这一时段的理论教材中，传统文论好比漂亮花边，只是必要的点缀而已。因为，在这里，传统文论资源基本上是对西方相应论题的附会性阐释，而非其自身话语逻辑的独立演绎。
　　上世纪末叶，一些理论家的文化焦虑感开始日趋强烈。曹顺庆认为，当今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就是文论失语症，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失语症，其病根在于文化大破坏，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在于与传统文化的巨大断裂，在于长期而持久的文化偏激心态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
　　应该说，方克强之论述与曹顺庆之倡导背后隐含了一个当然逻辑: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但这一逻辑值得进一步的检视与追问，毕竟在全球化语境中，区域文化间的平等与共荣仅仅来自理论的想象。全球化正在加速吞噬各种民族的与地域的文化样式，同质化、平而化的文化形态几乎已成为地球村的另一副而孔。这一切表征了现代性总体力量对民族传统的强势合围。南帆随之抛出的阐释能力命题无疑成为失语论者难以回避亦难以有效应对的难题。他认为:现代性话语的迅猛冲击导致儒家经典的溃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生硬地塞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志或者道所依存的理论系统突然丧失了阐释能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崛起之后，新的宇宙观、社会观赫然登场。儒家经典无法继续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言，也无法给文学定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洋枪洋炮而前，平平仄仄的工稳对仗又有什么用?蒸汽机、铁道和远洋轮船正在架设一个新的空间，文以气为主或者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又证明了什么?大机器生产驱走了诸如枯藤、落叶、斜峰夕阳、孤舟野渡这些农业文明的意象，空灵悠远的小令和一唱三叹的古风嵌不进钢铁世界。文学还能做些什么?新文学在崛起吗?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到惶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诗学、词学、文章学为主体，这些知识处理不了现代性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复杂内涵。⑩显然，传统文论与现代西方文论分属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是两种文明形态下不同思维范式的体现，要融通两者困难重重。
　　那么，王一川所著《文学理论》的阐释能力究竟如何呢?这部教材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将西方文论当成阐释中国传统理论问题的临时工具。比如，修辞论是该教材的理论基础。在寥寥数千字简单梳理完西方修辞论传统后，教材就径直转到了中国的传统修辞学上来了。这中间如何转换、有何关联则被撇到一边存而不论了。这样，西方修辞学在教材中就处于闻如状态。而且，建基于传统文学资源的感性修辞学，对新时代的文学经验也有一定程度的排异表现。当然，它更难以引入民族、阶级、性别等文化研究主题，葛兰西、卢卡奇、萨义德、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的全而隐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论尽管而临阐释能力的挑战，但其生存的土壤依然肥沃。文学样式与文明形态有着一定的对应性，但也不可绝对化。在后现代语境中，古典形态的文学样式并没有全然消失，许多文人墨客对诗词曲赋有着持之以恒的欣赏与创作热情。再者，即便在后现代文学文本中，传统文学的因子也时隐时现，是殊为顽强的文化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已经融入不少文化人的骨血中，成为其精气神的基底部分。因此，中西文论资源实难以一种简单的互阐互释抑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关系概而论之。如何找到一种恰当的处理中西理论资源的方式，依旧是一个悬而待决的关键问题。
　　三、理论何为
　　前而所论反本质主义与理论资源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文学理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关。与之对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理论何为。对此，陶东风的相关表述引人注目。他强调要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借助阿伦特的观念，他认为，政治的本质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支配，而是平等个体间通过言语而进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而权力则是从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中产生的、大家自愿服从的力量。在他看来，当下的理论在去政治化的同时陷入了知识生产危机，因为今天文艺学的非政治化看似摆脱了政治附庸的地位，但同时也逃避了对公共政治的关注和批判性反思，它是被迫背弃公共政治而离家出走的孩子，而不是能够在公共领域自由发言的成人。
　　在强调文学的公共性，并区别政治不同含义的同时，陶东风并未提及文学形式或感性以何种方式介入现实、发挥其社会功能。有学者对此批评道，强调好政治带给文学的自主性，并不能必然带来文学本体研究的进步妙。也就是说，陶东风难以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间找到恰当的沟通桥梁。这与他建构理论体系依赖的理论资源有莫大关系。无论是福柯还是阿伦特，都不是文学理论家。即便是他引用过的伊格尔顿，在倡导政治批评的同时，也完全忽略了修辞学背后的形式批评系统。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形式是资本主义的障眼法，是意识形态的共谋犯始。
　　显然，在谈及文学理论功用问题时，必须考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关系这一传统论题。韦勒克、沃伦最早提出这一论题，并将拒斥外部研究、专注内部研究确立为新批评文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契合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凸显文学性的去政治化需求，因此对国内文学理论发展模式影响甚大。童庆炳曾说，学界应兵分两路，一路关注文学性，一路去研究文学性在各领域的蔓延。两者各安其事，不应相互指摘⑩。不过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的思考有了进一步深化。他倡导一种文化诗学，即要把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文本研究与介入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文学理论必须坚持以审美体验为中心。他还引用了萨特的话: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井。显然，童庆炳意识到审美属性恰恰是文学理论介入现实的归依与凭借。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及如何将文化研究纳入这一问题域中。
　　对此，南帆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他认为，文学的效果来自某种文学话语与社会的认同。文学语言的内部结构仅仅是一个表象，只有赢得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语言结构才能产生美学意义。这就如巴赫金所说的，表述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吟。因此，话语分析就是要致力于从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中去辨识文学理论的意义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启用了美学立场这个颇具西方左翼色彩与实践效能的概念。马尔库塞是这一立场的积极实践者。在他看来，语言形式的实践意义在于可以打破控制人、规训人的习以为常性。甚至于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也取决于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妙。不过，在后现代语境下，马尔库塞的审美感性论也遭受到了较大挑战。詹姆逊做出了针锋相对的理论分析。他认为，昔日对于文化空间、文化功能与文化领域的讨论(最著名的莫如马尔库塞的经典文章《文化的正而性格加，一向肯定文化领域的所谓半自主性，强调文化产品既诡秘幽幻而又富有乌托邦色彩的存在。这些形式包括虚有其表的假意类同，批判讽刺的尖锐控诉，以至于透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创楚痛斥现存世界之腐朽。 zt1但这些都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而当下，文化领域的半自主性已经被晚期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所摧毁。在这个时代，否定性、批判性与内省性所依赖的批评距离已经消失。我们浸染在资本主义的大染缸里，连无意识的领域都被资本操控与征用了。尽管詹姆逊试图以认知绘图的方式找到替代性的良策，但似乎不够成功，并未被理论界广泛认可。显然，他的难题也是童庆炳、南帆等中国理论家所必须而对的。
　　结语
　　对上述诸多问题的反思，并非意在把脉并进行一劳永逸的诊治。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留待未来文论体系建构的新实践去完成。不过，这些问题至少暗示了未来理论实践需要致力的方向。前而述及，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前提与基础。体系建构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最终与基本问题研究的水准相关。在体系建构的形式层而，我们已逐渐淡化苏联模式的影响。但在理论资源的征用层而，则陷入中西间的无所适从，最终甚至以理论资源本身的属性来决定理论体系的形态特征，比如有的理论家以教材中传统文论资源征用的多寡来判定理论体系的自主性程度，有的理论家则以某个国外理论家的思想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其他诸多细部问题均由此而生发。
　　因此，只有当国内基础理论研究达到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水准时，上述诸多悖论的消解才有实现之可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尚需时日。最近五年，相关讨论已渐趋沉寂，而理论教材的变革也近于停滞。童庆炳新近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算个例外。它主张回归原典，从基础做起，实实在在地夯实理论根基。这里不再热衷于反本质抑或中西之辩，但却是达致未来目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