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演进

　　一hr史学界倾向于认为康、梁维新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论著直接肯定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康、梁维新派是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处于从封建科举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状态之中。公车上书之前，中国确已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容闳。70年代由清政府派出国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思想观念与广大接受科举教育的士子也有相当差异，例如严复。但他们都是清政府指定派出的，与科举没有关系，不代表科举知识分子的自发分化。公车上书所开始集结起来的当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批从士子中蜕变出来的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他们之所以这时候蜕变出来，有两个基本原因：（一）科举制度的危机；（二）民族矛盾的催化。
　　清代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又兼具教育制度的功能。到戊戌时期，这个制度业已全面腐败，其深刻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二，教育内容与社会需要的矛盾。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主要形式是八股。考生必须严格按八股的形式以四书五经的内容答卷，只能代圣人立言而不许有任何发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中国近代以科技落后屡战屡败。康有为说：况今者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宇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然而科举教育却不许这样做，自童生至壮年，困之以八股，禁其用后世书，不读史书、掌故及当今之务。问以新世五洲之舆地国土政教俗艺，皆茫然无所睹。徐勤直接揭露说：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门在星加坡之外者；若亲藩极贵，问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则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六千里之地与俄而中朝若不知之。11如此激烈的言论公然宣之报纸、书诸奏章，证明科举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严重障碍。
　　科举危机决定了必然会有一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分化出来，甲午中日战争恰好成为催化剂。内外变乱的历史风雨使清政权封建专制主义的声威久已衰弱，于是危亡的时代把一批普通知识分子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会东事起，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警报日夕数至。朝野上下，震掉失图。于是乡曲之儒，谈虎生变，亦稍稍生热力，萌动机矣。12甚至清政府的中下层官吏，也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形势吃紧之际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流散情形，不堪目睹。13战后中日和约的内容传出，举国廷诤，都人惶骇。14汇集于北京的会试举子尤为激昂，最后终于酿成了公车上书这样空前的政治请愿。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请愿本身。民族的灾难呼唤着广大知识分子挣脱科举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15公车上书代表着士这个阶层的骚动与分化。康、梁维新派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近代历史悲壮的一页，而且引导广大青少年日益脱离科举知识分子群体，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