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批评研究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夏末，我经历了很多事。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回顾来时路，总难免颇多感慨。
　　一、文学是一个明亮与幽暗交织的所在
　　父亲一生喜欢读书，年轻时热爱文学，198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他与一些当代诗人作家有过往来。再后来，父亲工作越来越忙，就把对文学的诸多热爱，变成了对我成长的无限期许。高考前后，我在家乡小城图书馆度过了许多安静的时光。
　　好多时候，阅览室里只有我一个读者，阅读从文史哲开始，一排一排读过去。从晨光初现到夜幕降临，读完了所有社会科学的书，就去翻自然科学的那几排书架。仍旧是一本接一本地看过去，多半看不懂，也并不妨碍我愉快地消磨掉了那些逃学的日子。
　　上大学后，读的中文专业，此后一路读研读博，文学成为我阅读的主要部分。在东师读研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沉迷神学，距离学校挺远的地方，有一家很小的书店，大部分是宗教哲学的书，西方那些重要学者的著作几乎都能找到。现在想来，颇觉奇怪，大约店主是个宗教徒，也可能是个藏匿民间的哲学家。
　　没有课的晚上，就一个人待在那间小小的书店，也买过几本，多半是在那里读。读完一本换另一本。店主三十几岁，也或许更年长些，可能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不太会去关心这些。
　　他也只是打开一本书在那里安静坐着，偶尔点一支烟，望着窗外，眼神空空荡荡，仿佛热闹的俗世生活因为一墙之隔都变成了虚幻的存在。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我们也没有就各自读的书交流过什么。每天晚上九点，他站起来整理东西准备关店门，我背上书包回学校。
　　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他说，你明天不要来了，好久都没有卖掉一本书，书店做不下去了。我有点茫然，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如果是现在，估计我会说那我把书店买下来吧。第二天当然还是去了，看到的是紧闭的大门。
　　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默默看书默默抽烟的书店主人。再然后，就是读博，我开始在吉林大学旁听王天成老师的哲学课。西哲、马哲的课都选了。
　　孙正聿、炳正、孟宪忠、孙利天老师的课，只要有时间，都会穿越大半个城市去听一听。那些年读书的光影，那些年在东师和吉大校园里游荡的足迹，那些年一个人穿过城市街道看灯火阑珊的孤独，都以不同方式留在了色调斑驳的岁月里。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会有种恍若前生的错觉。
　　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认真做当代文学批评，其实是近十年来的事。之前做的多半是现代，也并不专注，读书也是完全凭兴趣。
　　倒是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从未改变过。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的亲历者，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新世纪，文化论争、思想交锋、环境恶化、精神危机、价值困境、社会生活诸种领域不断分化和断裂，确实亲眼目睹了历史的生成。即使如今的我们依然置身于熙来攘往的当下，而这一切，在我眼里，就是未来中国必然要回头认真反省的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
　　一个人，并不是一生都可以在一个明亮的世界里行走。人性的暗区，生活的深渊，就像世界之镜的两面，妥协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仍然能够在文学中看到足够多的善意、温暖和爱，这是我们还愿意热爱文学、信赖文学的基础。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石黑一雄，话题在石黑一雄之外，是移民作家三杰，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尤其是拉什迪，原因当然很简单，不说也罢。作为移民作家，双重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注定写作者会携带太多挥之不去的地域乡愁和精神乡愁。时光的痕迹，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日渐衰老而渐渐淡去，只会以灵魂分裂和精神撕裂的方式，不断强化，直到烙印成为我们沟壑纵横的生命本身。
　　无论作家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尖锐或者温和，喧哗还是静默，冷峻抑或热切，我们都不难从中感受到他们对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好多当代中国作家并不缺少文学的敏感性，而是缺少思想的敏锐性，不是缺少生活的丰富性，而是缺少文学的责任感。时过经年，我仍然愿意说，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小说的风格，而是作家的风骨。
　　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把作家和歌手相对应，就像那个写小说的张楚和唱歌的张楚。好多好多年前，我一度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虽然写小说的张楚更帅，唱歌的张楚看起来更叛逆，但内在的，两个人都有着特别的孤独和忧伤。
　　他们对生命的热切注视，灼痛了我们的心。不虚伪，不退缩，有光亮，撞到现实的高墙，还有勇气翻越过去，在明亮与幽暗之间，在轻浮的时代与沉重的生活之间，不失尊严，不失温暖，在那些文字与旋律的焦虑不安里，始终有种旁若无人的笃定。这便是文学艺术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后的慰藉了吧。
　　年轻的时候，喜欢摇滚，这大概算是1980年代文艺青年的通病。以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永远保有正视黑暗的勇气和权利。直到岁月苍老，我们白发渐生，少年意气消歇，空余嘲讽的喘息和痛苦的失眠，然后在某种越来越深的迷恋中，装作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
　　凭借写作，写作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仿佛有光，仿佛上帝一样想要有光就可以点亮世界。事实当然并非如此，那种压抑的禁锢足以让人窒息。所以，最好的文学，首先是朴素、孤独，并且饱含强烈的同情和忧伤的爱。
　　好多歌手诗文写得不错，朴树、郑钧、许巍、周云蓬、钟立风，都被称为诗人。在写给钟立风的文字里，我谈到过音乐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着截然的感受。阪本龙一经历了生死，看世界一定更透彻。
　　真诚，残忍，冷静，投入又出离。各种思索与折磨都是人的，无处不在的循环，压抑又仿佛全部为空。久石让、喜多郎、阪本，一寸寸瓦解又重建的世界，精神体验有多少难度，灵魂深处就有多少共鸣。
　　音乐是陪伴，也是守望。生命如流沙，就算世界遍布荆棘，支离破碎，仍旧可以在疼痛里不断找回完整。反向观察，小说家们同样写着他们的新摇滚，乡村音乐，城市民谣，写着他们的情歌，或者急于组个乐队，放大自己的声音，似乎集体作秀比起一个人表演，比较容易克服时代加诸个人的所有不适。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当然也就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文学批评，对于文学自身，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看成是一个职业，或者充满功利色彩的名利场，与作家们热闹的互动，更像是江湖上的各路英雄会。
　　说这些并不代表什么，都是置身其中的人，批评家看到的世界和生活，没有更理性而本质，作家也不会因为虚构多了而相信那个迷幻的世界更真实。社会生活充满隐约的动荡感而日子一天天又一成不变，我们今天的文学，正在经历漫长的精神考验，文学与生活，可以永不原谅，横眉冷对千夫指；也可以同流合污，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在于写作者站在哪里，用哪只眼睛看生活。
　　二、我站在囚禁与自由的中间
　　从现代文学到当代作家，读过的小说诗歌越来越多，多到了有时候会心生厌倦。在2016徐州的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上，我说起一年五千多部长篇的出版量，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真的是一个身心挑战。所以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我选择关注中短篇。
　　这些年来，中短篇小说读得更多，关注诗歌则完全是因为自己偶尔也写，若不是年轻时候曾经想成为一个诗人，以今日诗坛的种种，可能失望更多吧。好在写作是个人的事。批评，就不尽然了。
　　作为学者，理应认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说到批评，就不能不谈到尺度和标准。而选择怎样的尺度和标准，取决于批评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定。
　　我想，如今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确认，应该都存在很多分歧了。1990年代以来的分化，差不多可以用鲁迅的那段话来概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出于知识分子良知的，还在启蒙的阵地上勉力坚持，也更能感受到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这一生，我们无非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我始终不能确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这种不自由的由来，是我的另一个关注点，阅读，也就从作家的现实主义立场，很自然的转向作家的历史观。如果说在探寻现代文学发展轨迹时，我更在意的是现实主义立场，而在解读当代作家创作时，我则格外纠结于作家们的历史观。
　　就像诺奖公布后，朋友圈刷屏的石黑一雄的日本想象，石黑一雄的英国叙事，物哀的美学，打捞的怀旧，似乎他可以不去重访历史，甚至从历史现场退出来，就可以完成与历史相对应的人心的触摸。这当然做不到。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实。
　　这些年，反复探寻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影像，包括50后的莫言、张炜、贾平凹、李锐、方方、王安忆、铁凝、陈应松、赵德发，60后的余华、格非、毕飞宇、吕新、葛水平，70后的徐则臣、李浩、叶炜、海飞等作家笔下的历史叙事，不断被我放大。从一扇很窄的门进入，试图建构出来一个完整的时代记忆，或者考察思想史可以有怎样的文学表达。在沿着思想轨迹走进这些作家作品时，我常常还是会想到鲁迅，甚至不自觉的援引鲁迅作为镜像，虽然这种批判精神的传承在当代愈发显得不合时宜。
　　越是热闹的生活，越需要那一双冷眼吧。人生中很多问题并不是删繁就简就可以视而不见的。社会问题就更是如此，并非歌舞升平就能够湮没所有哭喊、挣扎和绝望。
　　这么说，也不是要求文学来拯救一切，我要的，不过是触动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是借此来审视作家，更主要的是明晰自我。或长或短，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同，而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有着怎样的历史和历史观，其实并不会改变历史本身，能够作用于他人的都很有限，所以这一要求，无非是指向个人或者自我的。
　　对于人类历史，没有什么是永恒和伟大，历史本身，只不过意味着一种价值基准，提供的是尺度本身。也就是人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或者可能成为什么样的物种。社会生活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每一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一个生病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医生；在一个清醒的世界，每个人都可能是病人。
　　有怎样的历史，才会有怎样的现实，当然，历史叙事的传统来得更为强大。即使新历史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度影响广泛，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放弃颠覆的武器，文学放下解构的利刃，慢慢回到历史反思与重建，现实批判与关怀的立场。即使后现代的游戏性、破碎感、边缘化还在不断加剧，并不妨碍文学坚持自己的严肃立场。
　　作品解读中，难免会触及到一些历史评价、现实判断和文化批评。尤其是涉及到土改、反右、文革等题材，有一些观点被删减后刊发，有一些文章没有可能发出来，这些都不会改变我们继续关注自己认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人有病，天知否？中医的疗救也好，西医的手术也罢，鲁迅也好，胡适也罢，总归都是治病救人。
　　而让我们常会心生感慨的，是在这样漫长又仓促的小时代里，可能我们刚好经历了一段大历史。正如萨特所言，他人的自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这种自由，意味着把自我的存在与他人使我存在糅合在一起，这种自由赋予我们价值又取消这种价值，存在由于自由得以永远被动地逃离自我。当然，我并不确定自己拥有自由。
　　更多时候，我们都会深感不自由和困惑，想要永恒地获得释怀，多半是以破坏的姿态。就像歌里唱的，人生两杯酒，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三、如果可能，我会始终拒绝幻觉
　　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个成功的人。出席各种活动，讲话、发言、掌声、合影，有时候还有鲜花。这些看起来那么真实，标定了我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
　　多少长夜无眠，直面自心，其实这一切又是多么虚幻，都不过是一触即灭的幻影。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和朋友聊天，会说到对当代文坛的评价，私下里说的要比各种研讨会上严厉一些，随意一些，说过之后彼此安慰，不要认真，不要较真。回想年轻时候，如果说到有什么人生志向，那应该不是文学。
　　小学时代老师要求写座右铭，曾经在日记本上郑重其事写下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解万民忧。日渐老去之后回头看，那时候真是幼稚得可爱。这些年，常常和李浩、春林老师一起参与文学活动，一起喝酒闲聊，有好多个深夜，在北京，在太原，在石家庄，在淄博，我们从小饭馆喝到酒吧，从路边排档喝到宾馆房间，聊得最多的当然是文学，可是酒醒了想想，似乎又不仅仅是文学。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学术志趣是思想史，文学只是我的学术兴趣而已。近年来，比较集中关注70后作家创作，是出于想知道同时代人在关注什么，在思考什么，在表达什么。我们经历了大致相似的成长背景，走的路并不相同。
　　我当然也关心他们写得怎么样，但更在意的，是他们为何而写。关于我们这一代人，陈晓明老师说过，其实夹缝、遮蔽可能都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们是离散的一代。70代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一条道上走到底，他们在夹缝中求生，这是他们的宿命，但未尝不是机遇。
　　作为落荒而走的一代人，作为离散的一代人，是从哪个时间点开始逃逸，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离散？这些追问可能比起作家给了我物哀还是物喜的审美，要来得重要和迫切得多。所以，我对则臣、李浩、张楚、弋舟、山坡、阿乙、路内、乔叶、鲁敏、艾玛等人的观照，其实是有着文学史和思想史双重维度的。他们对历史中国的讲述，对现实中国的关怀，对未来中国的设想，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之中，在他们的随笔文字之中，在我们的访谈对话之中，这一切都是我愿意审慎思考，用心去发现的。
　　世界就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去认知，就算你拒绝拥抱世界，世界依旧在那里。当然，这种存在并不意味着知觉的全部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首先是听到，也有一些人只能看到，还有一些人只能感受到。
　　幻觉当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时候只是不愿意孤单一人在幻觉的世界里穿行。有些略显昏暗的午后，放下手上的工作，翻开一篇小说，戴上耳机。当那难以磨灭的声音响起时，纷纭人世的背景不断虚化，而生命的影像变得无比清晰。
　　所谓安慰，并不是一定要你懂得我，而是在喧嚣的人海里，刚好我懂得了你。无论命运风雨交加，还是岁月云淡风轻，我们作为孤独的个体，灵魂深处的真切体验，就此找到了微弱回应。用什么方式，记录我们在尘世走过，文字、影像，还是声音？同样纯粹的心灵，在漆黑的夜里，完成最直接最简洁的沟通。
　　我们距离自己的心非常遥远，甚至很少真正关注自己内心的状态。当我们把那些看不见的旋律，尝试着涂满色彩，那么，是黑色的痛苦，灰色的忧郁，弥漫无边无际的时空，还是色调温暖的大地，成为我们生命最后的依托，多少人能够给出他确定不移的答案呢？孤独让世界经由破碎获得完整，对爱的理解，有时候比爱本身更强大。这算是批评的价值。
　　面对不公正，我们可以很愤怒；面对他人不幸，我们可以很痛苦；可以从未与世界和解，也可以选择悲悯包容一切。可以反叛生活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枷锁，也可以忠诚地守护我们在人世间感受到的与爱有关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梦，并不意味着理想，佩索阿说过，将现实视作幻觉的形式，和将幻觉视作现实的形式一样重要，一样徒劳无用。
　　沉思的生活，若要完全存在，必须将现实生活的林林总总视作各种零零散散的前提，导致一个不可企及的结局。我想，我们可以如同他一样反感生活，因为生活对我们的囚禁与裁决。而这，正是我想要面对的真实。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夏末，我认识了一个特别善良的男孩儿智鸿。妈妈多年来一直和妹妹生活在深圳，有天早晨外出时，意外摔倒骨折，在熙熙攘攘人车川流的十字路口，智鸿把妈妈扶起来，辗转送回家中，妈妈入院手术，二十多天后出院，他会在下班后过来看望。从此，我们成了血脉相连的亲人。
　　从此，这个单纯温暖得如同清晨阳光的男孩儿，让我对世界多了更多信赖，也让我愿意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