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常变观中的辩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变观，滥筋于《周易》，发展于中国诸家学派思想之中，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而毛泽东思想，是根植于深厚的中国哲学土壤之中，并师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结合时代情局，所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成熟的思想体系。毋庸置疑，二者都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但二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又对当代中国改革有怎样的启示？这便是本文对该问题探究的意义及价值所在。
　　一、常变观与毛泽东思想的辨析
　　（一）常变观与动静观
　　剖析常变观的字面含义，常者恒常，即固守不变之意；变者恒变，即运动变化之理。故常变观的核心内容，即探究万物变化守常的规律。而这一点，与毛泽东思想中的运动静止观点的论述可谓如出一辙。在常变观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万物中有静止、固守的一面，这构成了事物一时间所能为人认知的表象，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万物中又有变化、流转的一面，而这又彰示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趋势。这较之于毛泽东思想中的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相对的这一思想不难发现二者的相通之处。
　　此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到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从而阐述了运动与静止相辅相成，运动中有静止，静止中又有运动的辩证思想，而这一思想在古老的常变观中亦能寻其根溯。如旧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其间动静相含并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可见一斑。由此可见二者与形而上学运动观的本质区别所在。
　　（二）常变观与对立统一的矛盾观
　　常是对事物现有状态和阶段的固守和维持，而变则是对事物现今状态和阶段的发展和突破。回首历史，有萧规曹随的守常固本的成功典例；也有便国不法古的变革标新的卓越典范。究常变之理，二者关系恰似毛泽东思想中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求变更易的改革之际，正是突显常、变二者的矛盾对立关系的典例所在。守常之人，往往是当时社会制度及时局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变革之人，则是谋求打破现状，探求新局面的新兴阶级。常变往来，谱写了中国千年以来的革命史，也构成社会演进最大的动力。诚如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0月在上海社会党的演说：循进化之理，由天变而演人为，社会主义实之关键。而在毛泽东思想中，亦指出事物中的矛盾包含着对立和统一，将矛盾对立斗争关系总结为永恒的、绝对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可见，常、变二者对立的哲学依据所在。但探究中国千年来治世相承，乱世求变的社会发展规律，若小说家罗贯中之言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常变终为一统，相辅相承。一朝君王纵不同，但兴衰却相似。治世不守常，乱世不唯新，只若隋场帝祸乱天下，清王朝末路悲歌，终沦为历史中的一黄土。唯有把握常变观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于历史的巨浪洪流中乘风破浪、执舵远航。
　　（三）常变观与量变、质变观
　　量变、质变，是事物发展所必经的状况和阶段。量变的基础性地位与质变的飞跃性作用，亦贯穿于常变观始终。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尺之台，起于垒土不积践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些耳熟能详的警句谚语，都揭示了常变观中所蕴含的量变、质变规律。量的积累是悄无声息，却又循序渐进；而质变则于兔兴马逝之间扭转乾坤。故而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兴败，无不是量变、质变规律作用的结果。
　　可以说，常态之下是量变的悄然积累与暗流涌动；变动之际就是质变的临界爆发与时代洪流的天翻地覆。常与量变紧密相关，变与质变密不可分。而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所有量变、质变也在常变之中反复。这就产生了质变之中有新的量变积累；量变之中又有不足以变大局的质变在进行更为复杂的常变现象；而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社会中最真实的表现形式。
　　二、二者辨析关系对当代中国改革的启示
　　风雨兼程的共和国建设事业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六个春秋，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十七年。改革事业现今已步入深水区，其所面临的任务之艰巨，情况之复杂更是前所未有。对此，如何有条不紊的实施深度改革，如何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前行？对此，通过对常变观与毛泽东思想的辨析，其所带来的思维上的新思路、新启示便尤为可贵。
　　（一）德法相济，常变同规
　　在国家大力推进法制建设的今天，法律的完善与健全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社会上所暴露的道德问题却层出不穷。法律的刚性治理固然直截有效，但若忽视道德的教化育人作用，则将来难免要跌跤子。结合常变观与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思维。德法相济，刚柔结合是古来成功治世的典范，更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践行的哲学依据所在。以法惩罪，以德化人，止问题于初始，化重患为轻疾，才能在常变之间得心应手，悉数应对。
　　（二）矫枉过正，与时进退
　　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参考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给出的结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量变的基础性与渐进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在积累时期不易发觉，但一经爆发则流毒深重。针对这一情形，改革之时，防微杜渐的工作思维，矫枉过正的工作力度，以及周密详尽的工作方法，对掌握时局常变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大胆革新，适时进退，也是执政者应有的胆谋。古有桑弘羊富国不一道今有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有利于的工作思路，皆是于常变观的深刻把握中将之灵活运用，与时进退的成熟思想和成功案例。有所为有所不为灵活权衡现今改革中的利要，从而收放有度，进退有循，这便是推进中国当代改革的新思维所在。
　　从常变观与毛泽东思想的辨析中所折射出的智慧灵光，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之路上的新探索，而其亦将成为推动中国改革事业所需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