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研究

　　文昌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和研究
　　文昌文化不仅在亚洲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也通过不同的渠道远传欧洲和美洲，并且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西海岸，是华人较多的地区。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便可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遗存以及遗风、遗俗，同时也不难发现文昌文化的流传。美国西部的另一大城市洛杉机，有一座ldquo；冈州庙rdquo；。此庙敬奉中国民间俗神，文昌帝君与关圣帝君、华光大帝、月下老人、金花夫人等同祀，集文化神、武圣、火神、婚神、生育神于一体。这里的文昌塑像面有髯须，与旧金山天后庙的文昌稍异，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智者形象。冈州庙由冈州会馆（广东新会，附鹤山、四会，新会古称冈州）建于1990年，原址在费格逊巷215号，1948年因城市建设拆除后，1960年在北百老汇931号按原意复建新庙，文昌帝君仍在崇奉之列，可见人们对文昌的信仰经久不衰。美国华人不仅祭祀文昌，而且建有崇奉文昌的文化组织，开展各种民俗活动。在旧金山的中华会馆之旁，就有一个敬仰文昌的华人文化团体ldquo；文华社rdquo；。原有社员150人，大多为名望之士。其宗旨在于承祀先贤，而主祀的就是文昌帝君。人们认为，敬奉文昌帝君，即是尊重中华传统美德和崇尚文明昌盛。不仅该社成员十分虔诚，而且得到华人社区侨胞们的认同。每逢二月初三文昌诞，中华会馆、各专馆成员和华人学校的师生们都要前往祭拜，吟诗作画，举办文艺活动。这种信仰还渗透于华侨的立身行事和日常生活之中。笃信文昌帝君的华裔，遵照《文昌帝君阴骘文》ldquo；斗秤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rdquo；的告诫，进行正当经营活动；学生们根据《文昌帝君戒士子文》ldquo；修身厉行rdquo；、ldquo；苦学为能rdquo；、ldquo；勿流末劫偷薄之俗，自然诗礼传家rdquo；的劝谕，踏实求学，正直做人。尊重文化、敬惜字纸的习俗也传入了美国的华人社区。在旧金山文化社的墙壁上，悬挂着题词为ldquo；敬惜字纸，神明咸悦rdquo；的镜框，以提醒人们敬书惜字；旁边放置了许多书有ldquo；文华社字纸灰rdquo；标志的灰色布袋，以供集装字纸灰之用；并在僻静处建有焚化字纸的ldquo；圣炉rdquo；，相当于中国的ldquo；字库rdquo；、ldquo；字纸亭rdquo；。社里专门雇了工人，每天沿街收集字纸（包括废旧书报、手稿、文件等），将字纸运往ldquo；圣炉rdquo；火化，然后将字纸灰装入布袋运送金门港口，投之于海。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在华人社区，根本看不见一张掉在地上被人践踏的字纸。一些崇奉文昌的华人，还将文昌训戒作为座右铭，随时策励自己。或抄录警句，嵌于玻璃板之下；或作成书签，插于书中；或写成条幅，挂在书房。有的华人，更将文昌语录制成书面作品，作为赠送亲朋好友的礼物。安徽《益寿文摘》上刊载的《文昌帝君百字铭》单条，便是海外华人惠赠大陆友人的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百字铭》中的人生训戒，诸如ldquo；贵由辛勤出，富从俭约来。温柔终有益，强暴必招灾rdquo；，显然含有积极意义，为人们所赞同。自《益寿文摘》刊载之后，读者竟相传抄、复印，很快地传遍各地。文昌文化不仅在欧美华人聚居区流传，也引起西方一些汉学家、宗教学家、民俗学家的关注。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便有西方学者开始探索、介绍中国的文昌文化。西方最先涉足文昌文化的学者当推法国著名的东方文化学家莱昂middot；德middot；罗斯尼（LeondeRosny）。罗斯尼认真研读了文昌经籍，翻译了具有代表性的劝善书《阴骘文》，于1856年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阴骘文》（YintchiwenLeLivredeLaRecompensedesBiengaitssecrets）。这是文昌经籍最早的西文译本。罗斯尼由此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教的研究，硕果累累，颇受尊重，曾担任ldquo；中国日本学会rdquo；会长，被推举为1873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主席。在当代，西方研究文昌文化最为热忱的是美国汉学家克利曼（TenyKleeman）。他一边撰写文昌论著，一边翻译文昌经籍。引人注目的论文有《文昌与毒蛇》（1988年）、《文昌祀的扩张》（1993年）等。前者考察了文昌帝君的神话传说，试图对文昌崇拜追根溯源；后者阐述了蜀中地方神ldquo；梓潼帝君rdquo；上升为普遍尊奉的文化神ldquo；文昌帝君rdquo；的衍变过程，很有说服力。1994年。克利曼出版了英译本《梓潼帝君化书》。这部经书的时空跨度极大，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千里，广涉历史地理知识，遍布神话传说，牵连政治、军事、宗教、文化，行文扑朔迷离，体裁散韵并用，其翻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克利曼终能排除障碍，将其顺利完成，不能不令人惊叹。深入丽江实地调查了源于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的洞经音乐，于次年发表了《采风报告：云南丽江纳西古乐》；2000年，又出版了专著《历史的回声mdash；mdash；中国纳西古乐》。此间，丽江洞经乐团应邀展转演出欧美各国，西方人士前来川、滇探寻、考察者络绎不绝，并录制了多种音像制品。1997年，英国出版了《丽江纳西洞经音乐》、荷兰出版了《洞经音乐mdash；mdash；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等CD唱片。令人惊奇的是，西方对文昌经籍的收藏相当丰富，甚至有的藏品已在我国难以见到，更有闻所未闻者。这里仅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文昌经籍作一简介，以见一斑。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文昌经籍，既有单行本，也有辑入汇编本和丛书的版本。其单行本有：《（绣像）文昌化书》（四卷，附签二卷，共四册，线装），清middot；张星枢辑，王毂辑签，游士凤绘图，乾隆十七年光兆堂刊本。《阴骘文图说》（四卷四册，线装），清middot；黄正元辑，道光十七年京师晋文斋刊本。《丹桂籍》（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共六册，线装），清middot；赵子松重编，道光十七年北京李氏存德堂刊本。《大洞经诠注》（三卷四册，线装），清middot；马天君注，道光十七年志德堂刊本。《医方辨难大成》（上集内科九十七卷，首一卷；中集妇科十六卷，幼科四十七卷；下集外科三十二卷，眼科六卷。共一百九十九卷，二十四册，线装），题ldquo；文昌帝君飞鸾降撰rdquo；，清middot；道光间刊本。《配命录》（含《帝君戒士子文》、《帝君垂训蕉窗十则》、《帝君宝训》、《松山训士》四种，不分卷，合一册，线装），题ldquo；文昌帝君撰rdquo；，清middot；黄正元辑，道光十七年京师晋文斋刊，光绪六年印本。此外更多的还是见于该馆所藏的汇编本和丛书：有由明人张宇初、张宇清收入《正统道藏》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等七种，由明人张邦济辑入《格致丛书》的《文帝诗格》等六种，由清人周鼎臣、李奉翰辑入《敬信录》的《文昌帝君劝学文》等二种，由清人赵清远辑入《印香阁印谱》的《文昌帝君宝训》一种，由清人张潮、张渐辑而后杨复吉、沈辑入《昭代丛书》的《阴骘文颂》一种，由清人邓怀琨编入《道书一贯》的《文昌帝君大洞经》一种，由清人彭定求等辑入《重刊道藏辑要》的《文昌孝经》等九种，由清人徐晓泉辑入《皇朝祭祀乐舞》的《文昌庙典礼》一种，由巴蜀书社影印的《藏外道书》收入的《丹桂籍注案》等八种（祥见附表）。一个大学图书馆，收藏文昌经籍文种、版本达四十二种，这在我国内图书馆都是罕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医方辨难大成》、《配命录》、《绣像文昌化书》、《文昌庙典礼》等，即不见于国内馆藏，也不见于国内著录，或许已经流失，或许十分稀有，而在美国却保存下来。尤其《医方辨难大成》一书，卷帙浩博，达一百九十九卷，二十四册，广集内、外、妇、幼、眼各科疑难病症，加以辨析探讨，求其施治方法，提供医疗方案，应当视为中医学上的一笔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