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斯的人格看百年来国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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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想，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没有分歧。两千多年或多或少延续不断的中国政治史中，有两个相距很近的划时代的决策。第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从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基本上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为主体，这在世界的历史上除去古埃及之外是绝无仅有的。第二是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确定为政治与社会理念的基础。中央集权与儒家政治基本上贯穿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李斯在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主管司法的大臣廷尉（由于秦朝重视刑罚，因此廷尉位列三公）李斯抵制了丞相与御史大夫（宰相与副宰相）分封诸侯的建议，开创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的政治天才与远见。从时效上来看，李斯几乎赶上了孔子。李斯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实践家，他从业于当时最着名的政治理论家与思想家荀况，并从同学韩非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理论家。李斯甚至是书法家。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李斯一个极端特殊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总结他的一生说：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且与周召列矣。
　　但是，李斯不同于他的前辈老子与孔子。老子与孔子虽然生前没有建立功名，但死后不久就受到了极高的崇拜。汉朝以来，史家很少谈到李斯，一旦谈到，也是严厉地批评。李斯的名望要等两千多年之后才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五四的时代和文革中的批林批孔。五四和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一种特殊的崇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崇拜李斯，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崇尚欧洲18世纪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这与李斯和法家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绕一个圈子，看看作为历史人物的李斯的人格是怎样的。
　　李斯的人格
　　有关李斯的生平的史料不多，今天人所依据的也主要是司马迁《史记》中的相关章节。我们先看看李斯与同学韩非的关系。《谏逐客书》是中国文学史很重要的作品，我们很多人在中学都读过。当时，在秦国强大的压力之下，很多诸侯国都派出说客游说秦王，企图以此化解来自强秦的威胁。秦国的宗室大臣看穿了这些说客的计谋，请秦王驱逐所有外国来的士人。李斯出身楚国，后来跟随荀况学习，不是秦国本地人，当然在被驱逐的行列。李斯为此向秦王上书，这就是那篇名着《谏逐客书》。李斯列举了外来的人才、物产对秦国的益处之後总结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这篇文章有理有据、痛快淋漓，一下子就把秦王说服了。李斯不仅重新回到了秦国，而且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李斯在这里不仅今强调了外国的人才对秦国有用，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来秦国寻求功名的士人都愿意效忠秦王。
　　我们知道，李斯与韩非都曾经拜荀况为师，是同学。而且，从后来李斯《对二世书》我们可以知道，李斯对韩非的学问与理论崇拜已极，甚至把韩非的话说成是圣人之论。那么，他是怎样对待这位令自己崇拜不已的同学的呢？《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着书也。’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两点。第一，李斯陷害韩非所使用的理由，恰恰就是当年自己被驱逐的理由。在这里，李斯口气一转，说外国人不能效忠秦王，这是人之常情。看到这里，我们对那篇精彩的《谏逐客书》的夸奖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它不是出于内心的信仰，而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写得再好，也是假的。更严重的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明确指出，如果把这些外国的人才驱逐掉，不仅秦国不能利用他们的才能，还会逼着他们到别国去效劳，因此，逐客是资敌，对敌国有好处。为了避免韩非可能帮助其他的国家与秦国作对，就不能把韩非驱逐，而要把他杀掉。为了杀掉韩非，李斯教唆秦王诬陷韩非，找茬把他杀掉。而且，李斯在极度的嫉妒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可能的竞争敌手一定要斩草除根。看到秦王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就把韩非毒死在狱中了。果然，秦王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李斯已经捷足先登。所有心肠险恶、残酷无情的人看到这里恐怕都要抚膺长叹、自愧不如了。生命的动力
　　崇拜李斯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说：陷害韩非是李斯一生中的污点，但是，瑕不掩瑜，李斯仍然不愧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伟大的人物的胸怀与抱负吧。《史记？李斯列转》有这样一段记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鹜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大于困穷。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学成后辞别自己的老师，说：对人最大的辱骂就是卑贱，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穷困。处在卑贱的地位，生活在穷困之中，而批评社会，鄙夷利益，这不是作士人的心胸。这一段是李斯对自己人生志向的总结，他的人生动力就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的利益，除此之外，都不在话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天才与本领都用上了。而且，他的目的也的确达到了。他不仅自己位极人臣，而且儿子都娶了公主，女儿都嫁了皇子，过生日时来给他祝寿的大臣闹得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王表示忠心，但是，他对秦始皇没有丝毫的忠诚。秦始皇死前写信给太子扶苏，要把兵权交给大将蒙恬，并让扶苏前来丧葬，继承大统。但是，赵高向李斯陈说了厉害，告诉他：扶苏、蒙恬一旦得志，你就没戏啦。于是，他与赵高一起封闭秦始皇的死讯，伪造遗诏，陷害了扶苏、蒙恬，扶持二世胡亥当上了皇帝。这是秦朝灭亡的开始，而李斯作为丞相，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在这件事上赵高是主谋，并不是因为李斯比赵高高尚，仅仅是在赵高那里李斯遇到了更高明、更险恶的人，李斯最后终于惨死在赵高的手里，一点儿也不奇怪。
　　赵高、李斯纵容胡亥骄奢淫逸、压榨百姓、迫害大臣，导致普天下人对他们的怨愤，六国旧族与陈胜、吴广纷纷起义，近逼首都咸阳。二世质问李斯，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地位，运用超人的辩才，教导胡亥：作皇帝不能为天下服务，而要让天下为你服务。为人服务的人是下贱人，被人服务的人才是尊贵的人。怎样才能让天下人都为你服务呢？你要对所有人严加监视，用酷刑惩罚他们。他举了一个例子。把灰土洒在道路上本来是很小的过错，但是商鞅对这个人施了残酷的肉刑。百姓看见这样小的过错都要受到那样残酷的刑法，因此就会俯首帖耳为你服务了。我们今天讲恐怖主义，其实，把恐怖主义当作政治手段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李斯进一步劝说胡亥要自我放纵、享尽人间之乐，并无耻地说：这样才能算是贤明的帝王。决不能让仁义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谏说等等妨害了自己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作为这种行为的理论基础，李斯说：皇帝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听了李斯的劝告，胡亥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残害百姓，对人民敲诈勒索多的官吏被称为明，使用酷刑杀人多的官吏被称为忠。朝野天下怨声载道，起义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司马迁说李斯不忠于秦朝，是很精辟的。李斯的智慧仅仅为了保证自己飞黄腾达，而秦朝的江山天下不是他真正关心的。
　　可悲的共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试着回答前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那样的崇拜。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假想敌是孔孟之道，是儒家。因为儒家对申、韩、李斯一直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则，要孔家店的知识分子就重新抬出法家，来证明：历史上一直就有一种正当的思想在与儒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出名的儒法斗争。但是，我感到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有着严厉的批评，而且很多批评都很切中要害，比如批判文人士大夫是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指出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的虚伪。但是，五四人矫枉过正，走了另一个极端，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这些价值本身的批判，甚至把仁义道德当作了吃人、杀人的软刀子。因此，一谈起道德品行，五四人就很反感，当时流行的非孝与抛弃结发妻子、另寻志同道合的新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因此，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变成了对一切道德的批判。与这种极端的情绪相适应，从欧洲传来的唯物主义（陈独秀）和从美国传来实用主义（胡适）在被中国知识分子误解之后，成了彻底抛弃一切道德约束、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不要一切道德恰恰就是李斯和法家最重要的特点，是法家理论的核心。从李斯个人一生的行为，从他给秦始皇、二世胡亥出的主意、做的说教，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到这种为了追求个人事业成功、尊贵地位、物质享乐，不故亲情，不顾友谊，不顾社会舆论，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生命，不择手段，务以残酷为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因此，秦始皇、商秧、李斯和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都被画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凌烟阁上，成了崇拜的对象。
　　今天，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诚信、团结、公道、关怀等等价值慢慢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意识中。在这个时刻，回顾李斯一类法家人物的事迹，反思百年来道德价值丧失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