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艺人（4）新中国成立才有了地位

　　1、艺人也互帮互助
　　拜了老师，我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朱阔泉先生介绍我到西单商场北场（就是现在百货商场旁边存车处那地方）的相声场子去说相声，当时跟我们一块说相声的有高德光（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高德明的弟弟）、张少棠、戴少甫、我的老师朱阔泉和我六个人。我从那时起专门说相声，渐渐地就有些名声了。
　　在西单商场说相声的日子里，我们艺人互相帮忙很讲义气，这就更加养成了我关心穷朋友的好习惯。比如我正在场子里说相声，有几十个人在听，说相声的同行象聂文治、常宝臣（比我们老一辈的）、牛连生（平辈的）等过来一看，说一句：＂辛苦，回头我说一个。＂那就是说他今天没场子说相声，有了困难，要借这地方说一段，回头挣的钱归他，我们的行话就叫＂沾光＂。这样说相声连地租都不给，挣的钱都拿走。这是为了帮他够一顿饭吃，我们乐于帮助这样的穷朋友。你说的时候，需要我给你捧哏，我给你捧哏；需要我给你逗哏，我给你逗哏；你要一人说个单的，我们就帮着你敛钱，看场子。相声艺人都是这样互相帮忙过日子的。
　　2、侯宝林也闯关东
　　这时，我结婚了。我从春节起进西单这场子，干到十月，天一冷，商场没人，我们的生活混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老师的一个老伙伴何玉清从沈阳到北京来约我老师去东北演唱，我老师拖家带口去不了，就对我说：＂你去吧！＂我说：＂嗳。＂反正我正没有辙，我就跟我师弟李宝麒一起闯了关东。
　　闯关东，历来是劳动人民伤心的事，到伪满洲国去，生活到底有没有着落?谁也不知道。我临走前，为了上台演出穿用，特做了件罩棉祆的布大褂，那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我们是到沈阳鼓楼南面万泉茶社去演唱，我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就在那儿当票头。所谓＂票头＂，就是资方的助手(也有点像资方代理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实际上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理一切。当初东北的茶馆儿(或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先生，都是四管:管接、管送(即管出路费)、管住(即给一间民房住)、管柴(或煤)；还要管两顿饭，所谓＂上马饺子(临走时请吃顿饺子)，下马面刚来时请吃顿面)＂。说书赚的钱全部归说书艺人，茶馆就为多赚水钱。杂耍(曲艺)馆子不仅和书馆儿一样，另外谁演大轴，还要从茶水钱中抽出一小部分酬劳他。这些事儿都由票头掌握。票头要是对艺人厚道些，真按上述所说去做，艺人能够多受益；票头要是对艺人刻薄些，艺人就倒了霉。何玉清就净出坏主意坑害我们。比如我们在万泉茶社，我和李宝麒住厨房，睡土炕，被褥总是湿的。路费都要还清。不论赴什么堂会，每人只给拾元钱，他从中赚不少。他们就是这样依靠资方和当地恶势力坑害我们。票头还都是从艺人中雇用来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净干对不起艺人的事。
　　回过头还说闯关东。
　　闯关东要领＂入国证＂，一过山海关，就是伪满洲国了。我们到了山海关，先住在小店里，准备夜里出关。夜里，火车快来的时候，有人把我们从小店里叫起:＂起来!起来!是出关的都走！!＂那些人可厉害啦，甭说别的，单说照像吧！有一个做得了的木框，让你在那站着照像，这种照像新鲜，别处没见过。你站歪了，也不跟你说头该往哪边歪点儿，而是过来用手一捏你的鼻子，往那边一揪，咔嚓，照完了。我没见过那么厉害的照像的，就是这样的照像，还得给钱。照完了像，再从小店出来往北一点，有个地方叫罗城，到那儿去领＂入国证＂。领＂入国证＂时就像犯人一样，押着去，押着回来。
　　领＂入国证＂时有人要问话，领我们去东北的人事先教好我们说假话。他让我们说是厚德福的跑堂的。问话的人听说是厚德福的跑堂的，为了验明身份，就让我们喊两句跑堂的话听听。这容易，我们是说相声的，什么话都会说，张嘴就来:
　　＂唉，肉丝粉皮两张，滑溜里肌加荸荠，唉，白干来两壶，哇！＂
　　喊话答上来了，再检查东西。我那师弟随身带着一张在＂童子礼＂时打坐照的像，这下子可麻烦了，
　　那家伙不懂这个，问这问那，半天才说清楚。上火车了，还会有麻烦事，要是车童瞧着你不顺眼，还会把你带下来，站一排，审问你。我们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地到了沈阳。
　　3、一人受尽盘剥，挣点也不敢吃
　　一九三九年旧历十月底，我们到了沈阳鼓楼南万泉茶社演出。同台人员中说相声的有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我的前辈)、白银耳(我的平辈)；唱单弦的有曾正庭；唱东北大鼓的有朱玺珍，那是东北挺有名的艺人。还有位赵蔼如，说相声的，也是我的前辈。我们都是从北京来的。赵蔼如生活有困难，我和师弟李宝麒，就和他合着干，甭管谁说的相声，挣了钱，我们三人分，吃饭也是三人一块儿吃。我们吃得不好，吃煎饼、素烩儿。
　　什么叫素烩儿?就是素丸子搁点粉条一烩。煎饼是杂豆面做的，便宜，吃烙饼就贵了，或者来碗杂面汤也省钱。我们省吃俭用，是为了还清来东北时借人家的路费。后来郭瑞林病了，白银耳没人跟他搭伙，我们三个人就派出一人去跟他说相声。分账的这部分钱我们拿着不花，三天以后送到南门外郭瑞林家去(那时郭瑞林在南门外租了房子。我就住在舞台的厨房里)。上面讲过，我们艺人讲究义气，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舂节时候，白天没事，只能晚上演一场。北市场有个相声场，据说那场子也是北京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人人乐＂若干年前闯关东时开辟的。我们在那说相声，一天能分到一两元钱奉票(当地纸币)，这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但我们不敢吃，我们还吃煎饼，为了省下钱来攒路费，什么时候瞧着不行好跑啊!
　　4、少数民族不许我们说某些相声作品，有势力的人欺负人啊
　　在东北卖艺也不易，我在北市场上地的时候，有一次我唱了段太平歌词，唱的是《五猪救母》。这段词大意是说屠夫要杀母猪，绑好了，还没举刀，五个小猪跑来了，老大叼起血盆往外跑，老二叼起屠刀往外跑，几个小猪把工具全叼走了。最小的小猪还给母猪解开了绳子。这样，就感动了屠夫。他想，猪尚有孝心，我枉为人，就决心不干杀猪这行，并且到深山修道，成了佛。这个故事当然有宗教色彩，从前的民间艺术常常带有宗教色彩。唱完了，我向人要钱。那时给钱的都给几分钱，有位少爷模样的人过来给了我一元钱，是奉票。哎哟，这可不得了啦! 怎么给那么多?那人掏了一元钱，然后从容地说:＂喂!记住!下回在这场子不许再唱这样的东西!＂
　　旁边有人认得他，赶紧过来说:＂您干吗给钱呀?您甭给了。噢，谢谢您，谢谢。他刚从关里来，新来的，不懂这个，不懂这个。＂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北市场里回民多，这人不知道是哪家回民饭馆的少掌柜，他不打你，也不骂你，而是给你一元钱，以后不许你再唱。这是我们艺人卖艺碰钉子碰到的好钉子。这样的钉子多碰几个不就好了吗? 是不多。一般的都是上去张嘴就骂:＂***，***在这地方唱他妈这玩意儿，存心跟我们捣乱，***，……＂
　　这么一骂，人散了，也就甭跟别人要钱了。那阵儿唱戏的、说相声的都没有自由，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在万泉茶社，碰到过这么一件事。那时候有点势力的人都喜欢到后台串门儿。有一次有个家伙来到后台，人家正在那儿写戏报，写到＂小牡丹＂三个字，＂小牡丹＂是个唱段儿戏的女演员的名字。人家刚写了＂小牡＂，还没有写＂丹＂字，他就说:＂喂，把笔放下，我来写。＂他提笔写了个＂狗＂字，变成＂小牡狗＂了。这些家伙这么欺侮人，这是我在关内从未见过的。
　　5、乔立元之死
　　春节过后，东北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挣钱愈来愈难，就靠在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里卖艺度日。这时候就发生了乔立元之死的事情。
　　在公余茶社里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永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就是乔立元和他的妻子乔清秀。乔立元夫妻俩也是从关内来的。乔立元来后一个人唱大鼓书，乔清秀有病没唱。这时就有人说:＂喂，你这个关内有名的角儿，怎么到这儿来不唱啦?＂乔立元说:＂不成啦!她正病着哪!多会儿走时一定唱。＂果然东北这地方不好呆，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乔立元夫妻俩呆不下去，呆了几个月决心要走。临别纪念唱三天，乔清秀虽然身体不好，也勉强登台演出。不知道是演出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刚散场，宪兵队就来到公余茶社，进门就骂:＂你***在这儿唱，跟谁说啦!＂
　　其实票早送去了，不知是嫌少呢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
　　＂他妈乔清秀这娘儿们，来这几个月也不唱，今儿个唱了。谁他妈让你唱的?谁他妈想听你的?＂
　　乔立元是个常跑码头的人，会办事，赶紧上前说好话:＂您别生气，有事跟我说吧!＂
　　＂你是干吗的?＂
　　＂我是她男人。＂
　　＂好，跟我走一趟吧!＂
　　乔立元到宪兵队后，立刻被灌凉水，他是个胖人，灌了凉水更＂胖＂了。有人还站在他肚子上踩，一踩就给踩崩了。
　　这伙人一看，也没主意了。把人抓来本来是为了打一顿，好敲诈勒索，没打算打死，上级也没那命令。现在人死了，怎么办?他们就在厕所旁边刨个坑埋了。埋了之后，再派人到乔清秀家去要人，说什么，＂乔立元越狱逃跑，你们把他藏哪儿了?交出人来!＂这是讹诈。乔清秀没办法，只好花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过去了有人传出话来，说乔立元早死了。乔清秀吓得没了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
　　我们一听说这事，也吓得够呛，都觉着这地方不能久呆，得想办法回去。我们要是说走，领班的准不干。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回去接家眷，接来就永远不走了。这么着，才逃回来的。我们在东北，前前后后总共呆了不过三个月时间，就遇到那么多事，真是非常恐怖。现在有的同志看到电影里描写特务把人害死，还到你家去要人，进行讹诈等情节，好象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总以为这不过是电影采取夸张的手法。其实这是真事，我在一九四 年就遇到过。
　　6、去天津演出
　　乔立元被害死后，我们逃回北京。那是一九四 年初，我二十三周岁。尽管东北比关内能够多挣些钱，但是生命没有保障，我们也只得说谎逃回来。回到北京，我又来到西单商场说相声，说了几个月，有人来约我到天津燕乐戏院演出。谁都知道天津这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不管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连珠快书、单弦、莲花落，还是相声，艺人都来自北京，天津是个聚集之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演员，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你要是在天津站不住脚，那你就甭想到江南去，因为江南的角儿都得到天津来约。那时我约别人去天津演出，别人不敢和我搭伙，怕演砸了，回来没人要他演出。最后我是和郭启儒搭伙去天津的。我们来到天津燕乐戏院，一开始我演十四个节目中的第六个，也就是前半场七个节目中的靠末。我第一次演出，白天演了《空城计》，晚上演《改行》，内容和别人说的不一样，我作了些改革。演完后，观众叫了个满堂＂好＂。我在燕乐独家演出了三年。一九四四年我进了天津的小梨园剧场，唱＂末二＂，就是倒数第二个节目;等我到大观园剧场演出时，我开始演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大轴＂。我逐渐成长起来了，成为天津比较有名的一个相声演员。下面我想谈谈我是怎样学文化和在艺术上怎样博采众长的。
　　7、旧社会艺人学文化
　　不少人问我:你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有人说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不错，我是靠个人奋斗成名的。个人奋斗就是个人努力，我是靠努力学习成长起来的。
　　这里只说一下学文化的问题。
　　要说相声，就要编段子，要有文化。我的文化底子太低，我小的时候只念过三个月的书，读的免费班。免费班取消，我就失学了。我跟颜老师学唱戏，我不认字，只能死记词儿。老师早晨教几句词儿，我记住了，把词背熟，老师给我上腔，我就老唱。买东西也好，洗菜也好，走道也好，我老想着这词儿，老唱这词儿，就连上厕所也唱。这是真的。我是靠自学，才掌握了一点艺术。
　　后来我爱上了相声，改行说相声，也靠自学。我还在唱着戏的时候，没时间说相声，那就在开戏之前，到别的相声场子站着听会儿。要说相声，你就得会个十段、八段的，才能找块地方给人家说，不能只会一段啊!为了学说相声，哪家小场子小馆子晚上有人说相声，我跟人家客客气气说一声，挤进去听，听完了回家，一路上都背着刚才听到的词儿，有时不知不觉背出声来。我们是下午撂地唱戏，这样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就能利用空闲时间找块地说昨夜学来的相声了。有人问我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不知道。那么怎么这样聪明?我想这儿有个动力，饿。不学会不行。要活下去，我就得学会它，我就如饥似渴地学说相声，所以我变得聪明起来。
　　我认字不多，得想办法多认字。我先从戏折子上学。我们那时串妓院，挨着门递折子，让人家点戏。那上面写着《武家坡》、《卖马》、《黄金台》……。我从戏折子学了点字，记住了，慢慢就能用了。
　　另一种学习方法，就是通过白沙撒字，也能学点文化。白沙撒字考据始于宋朝。宋朝有个＂沙书改字＂、＂沙书改画＂，用沙子写字，顾名思义，很可能就是白沙撒字了。宋代还有＂地谜＂、＂商谜＂，在地上猜谜，用什么写?当然不是笔墨，而是沙子了。这些传统的技艺是我们相声演员继承下来的。白沙撒字有好几种，有单笔的，有双钩的，可以用白沙写三米以上的大幅字，这种写法就叫＂双钩＂。白沙撒字是用手捏着沙子，拿手当漏斗白沙子漏下去形成字。这字必须有笔锋，是行书。我通过白沙撒字，确实学了点文化，而且学会了写行书。每天地摊开场时候，我先给大家写几个字，写幅对联写个大＂福＂字啦，大＂寿＂字啦，写什么＂黄金万两＂＂日进斗金＂啦，这都是老百姓过年时候家里贴的词儿。解放以前说相声的场子写这些，画这些，也是为了招揽观众，吸引大家来听相声。解放以后，我在毛主席家里给他老人家说了一段相声，也是用白沙撒字，边写边说。
　　后来我练习看小说。一九四 年我到天津演出，时间宽裕一些了，我就学看小说，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列国演义》等小说都是那时候看的。那时候，书上的字我不全认识，但我努力看下去。每天我还花两分钱买张小报看，看些演员花絮之类的新闻，小报上的人名、生活琐事等。这些我比较容易读下来。但是就是这么一段三、五百字的小文章，我还不定都念得下来;一串字总得蒙二、三个字，才能＂唬＂着念下来，或者叫＂串＂下来。有时遇到一串字净是生字，怎么办?我就找人请教。我那时已经唱＂大轴＂，当了名演员，但不认字，老跟人家请教，这样做害羞不害羞?要是在学习上害羞，那样，我就不能进步啦!
　　我真正拿起笔来写字是在解放以后，那年我三十二岁了。我上学习班学习社会发展史。我买了个笔记本天天带着，人家一作报告，我赶紧记，但记不下来，记句话，后边的词儿全丢了。但就这样，我还坚持记笔记。笔记本上老是这儿空一块，那儿空一块的，完了再想办法追记。第二天到剧场去，我见人就问:＂哎，那点儿怎么说来着?我记不住啊!＂就这样，我由拿沙子写字，到真正拿笔写字，一步步的学会了文化。我由这样低的文化底子，到现在能整理一些东西，能看古籍相声资料(边学边读)，能写相声段子，也写了些论文，就是靠自学一点点进步的。去年我当了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给学生讲的第一堂课，就讲我是怎样自学的。因为我有这些体会。我讲这一段历史，是希望年轻人要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