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于1919年在天津相遇，于1923年通过书信定情，然后在1925年在广州结婚，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病逝。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半个世纪，为人民服务、为百姓谋福祉，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动人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他们之间是无双的结合，他们将爱情与革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如同邓颖超在答应周恩来的追求时，在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这是邓颖超许下的爱情誓言，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坚守半个世纪的婚姻承诺，他们确实做到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需要非同寻常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1987年，邓颖超曾对秘书赵炜说过这一句话：＂让革命和生活和谐是很难的一件事，两个人要是没有相互理解和支持是很容易闹意见的。＂ 当时赵炜已经在西花厅工作了32年，她从1955年进入西花厅，先是做周总理的秘书，1965年又调到邓大姐的身边，可以说，她对周总理和邓大姐是有很深的了解的，也亲眼看到了夫妻二人之间深厚的感情和温馨的日常。 在她看来，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婚姻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她不认为这样的两个人会闹什么意见，所以她听完邓大姐的感慨，笑着问：＂您和总理没闹过意见吧？＂ 没想到邓大姐却摇了摇头，说：＂哪里呀，我去广州结婚时还生过恩来的气呢。＂ 很难想象，邓大姐会是一个在结婚的时候生气的人，但事实确实如此。 邓颖超和周恩来在1919年相遇，后来都在觉悟社中，接触比较多，但两人刚开始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那时候邓颖超不过才15岁，并没有考虑过爱情和婚姻，而周恩来呢，又有独身的打算，所以，他们当时都没有想到后来会相伴一生。 1920年的冬天，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而邓颖超依旧留在天津学习和工作。 到了法国的周恩来和留在天津的邓颖超经常通信。这信写着写着就慢慢变了，因为到了法国的周恩来慢慢意识到，革命和恋爱并不冲突，而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因此他的伴侣必须也是能够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 周恩来知道邓颖超就是那个和他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所以周恩来开始在信中追求邓颖超，而邓颖超在询问母亲和几经考虑后，终于回应了周恩来的追求。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天津，通过书信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周恩来回国到了广州工作，而邓颖超在天津工作，两人一直没有见面。 到了1925年，邓颖超因为在天津领导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通缉，天津已经待不下去了，组织决定让邓颖超南下到广州，一来在广州开展妇女工作，二来也是让邓颖超到周恩来的身边。 很快，邓颖超收拾行李南下，她先是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几天，慰问上海罢工的工人，然后在离开上海的时候给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告知自己到达广州的时间和码头地点。 当时邓颖超满心以为周恩来会到码头来接她，毕竟两人已经快五年没见了，上一次见面他们还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现在他们已经是恋人，邓颖超这次到广州是要和周恩来结婚的。 她在船上想了很多种周恩来来接她，两人见面的场景，就是没有想到周恩来压根没有来接她。 邓颖超不生气是不可能的，然而等心平静下来，邓颖超又是理解周恩来的，她知道周恩来不来接她肯定是因为工作太忙走不开，这样一想她就直接叫了一辆人力车拉着她去到他说的住所了。 邓颖超前脚刚走，拿着邓颖超照片的陈赓后脚到了码头，与邓颖超擦肩而过，他在码头一直等到人都走了也没有见到照片中的女子，赶紧跑回周恩来的住处，就见到了在门口等待的邓颖超。 陈赓将邓颖超带到了周恩来的房间，那是一个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窗台上还有一盆刚刚买来的鲜花，这些无不在告诉邓颖超，周恩来对她的欢迎，只不过他没有时间去接而已。 随后陈赓带着邓颖超去见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很忙，邓颖超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人开会，时不时低头写着什么，陈赓在他耳边说了什么，他抬起头来看向站在远处的邓颖超。 四目相对，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工作，并和陈延年一起离开又去了广东区委会。 邓颖超心中很是委屈，千里迢迢奔赴广州，周恩来不仅没有接她，连和她打个招呼说句话都没有，陈赓向邓颖超歉意地表示送她回家，但邓颖超却留在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既然周恩来忙，那她还是将心思赶紧放在工作中吧。 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外面待到了宵禁，然后各自留在了外面，周恩来在广东区委会凑合了一晚，而邓颖超也在陈赓的安排下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一晚。 这就是他们时隔近五年之后的再次见面，没有拥抱，没有浪漫，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 到了第二天，周恩来早早去了黄埔军校，邓颖超也开始了工作，直到8月8日的晚上，两人才真正有了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周恩来带着邓颖超去太平馆吃了烤乳鸽，然后手牵手回家，从此成为夫妻。 两人就这样结婚了，简单至极，没有婚礼，没有酒宴，几乎所有的外在形式都没有，然而却也最接近婚姻的本质，即两个志同道合的人结为一体，终身共患难、同奋斗。 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怀孕了，她是在1925年的10月份知道自己怀孕的，当医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邓颖超的时候，她先是心里一喜，这可是她和周恩来爱情的结晶啊，然后她的心里随即又闪过慌乱。 当时的周恩来率东征军去了汕头，母亲杨振德还在天津，只有邓颖超一个人留在广州，而且她刚来广州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工作局面才刚刚打开，她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带孩子。 她想了好几天，最终决定打掉这个孩子，她自己去药店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中成药的药性很强，吃完之后，疼得她在床上打滚，不得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当杨振德赶到广州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还没有恢复过来的邓颖超，杨振德很生气，对她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同恩来商量。＂ 看到虚弱的邓颖超，杨振德又不忍心责备她，好在她懂中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邓颖超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 到了11月份，邓颖超被组织上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夫妻相聚，邓颖超还没有来得及主动向周恩来提及这件事，周恩来就先发现了邓颖超的异样。 他看到邓颖超的脸色不是很好，他们分离的时候，邓颖超身体还很好，脸色红润，充满精神和力量，这才多久不见，邓颖超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似乎是生了一场大病。 周恩来本就是个很细心的人，邓颖超知道什么都瞒不过周恩来，就将自己怀孕和打胎的事情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没想到才分开这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周恩来也没有想到邓颖超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了起来，他对着邓颖超发了一通火，说： ＂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 周恩来是既生气又心疼，为着那未出生的孩子，也为着邓颖超的身体。 邓颖超也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太轻率了，就向周恩来承认了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她之前一直想的就是革命，而孩子的出生很可能让她于工作上分心分力，这与她终身革命的理想是相悖的。 她当时就是慌了，周恩来和母亲又都不在身边，也就没有想过革命和生孩子从来不是相对的。 周恩来也不忍心太过责备邓颖超， 他曾经也以为革命和恋爱是对立的，所以才有过独身的想法，现在看到邓颖超身体虚弱，他很是心疼，让邓颖超一定要注意身体，尤其是他不在的时候。 对于这件事，后来邓颖超回忆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她回忆这个的时候，口吻中有怀念，也有些微的懊悔。 怀念的是已经病逝的周总理，怀念两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让两人谁也离不开谁。 懊悔的是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她感到了自己那时候的轻率，后来她虽然再次怀孕，但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而她也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得不到休养反而要躲避敌人的追捕，在海上颠簸数日才与周恩来相见，过度疲劳让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对邓颖超发火，为着那未出生的孩子，为着邓颖超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而十七年后，周恩来还曾对邓颖超发过一次火，那是在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病逝后。 周贻能和周恩来父子俩一生聚少离多，周恩来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了病危的小叔父，仅仅过去了两个月，小叔父就病逝了，从此周恩来就跟着嗣母陈氏生活。 他童年对于父亲是没有太多的印象的，小叔父早逝，亲生父亲为了生计在外漂泊。 童年的周恩来所能得到的都是来自于母亲的爱，有亲生母亲万十二姑的爱，有嗣母陈氏的爱，还有乳母蒋江氏的爱，然后万十二姑和陈氏相继病逝，周恩来居然就成了淮安周家年龄最大的人。 他的伯父和父亲都在外谋生，三叔父又是一个残疾，所以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当了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又要外出应酬，很难想象，一个十岁的孩子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他没得选择，他必须挑起这个重担。 周贻能忠厚老实，不善言辞也没有什么能力，他在外漂泊，根本赚不到什么钱，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之外，已经余不下几个钱寄回家中，所以周恩来天天借债过日子。 好在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10年，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将周恩来接到了东北生活和学习，在东北，周恩来进入学校读书，后来又跟随周贻赓到了天津，考进了南开学校读书。 就这样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一步步向着革命的道路靠拢，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后面周恩来两次出国留学，周贻能作为父亲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他自顾不暇，根本无法顾及到周恩来。 然后没有一个父亲是真的不爱自己的儿子的，周贻能很爱自己的儿子，只不过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爱孩子。 但他从来都是很关注自己的儿子的，尤其是后来周恩来参加革命后，远在北方的周贻能时刻关注着报纸，从上面寻找任何关于周恩来的信息，为的就是确认儿子的安全。 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贻能获知在上海的周恩来处境艰难，他不顾危险跑到上海，和周恩来见面，甚至还帮着周恩来做一些革命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联络和传递消息，等到周恩来处境稍微好了，他又跑回北方工作。 到了1931年，顾顺章等人叛变，周恩来等人在上海的处境很艰难，时刻面临着被捕的危险，顾顺章一度在报上发布悬赏重金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 周贻能在北方不放心，他再次辞职南下到了上海，帮着周恩来做掩护工作，一直坚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周恩来将上海的工作都做了妥善的安排，他才又回到了北方。 就这样，周贻能在北方时刻关注周恩来的消息，只要周恩来有危险，他就赶紧跑去帮助儿子，尽管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他是一个父亲，无法看到自己的儿子处在危险之中无动于衷，而他又不能说服周恩来不再革命，因此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和保护儿子。 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沉的爱，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呢。只不过，革命年代，周恩来时刻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无法将父亲带在身边。 直到1938年春天，抗战开始而国共也有了合作，周恩来的生活相对稳定了下来，他写信给父亲，让父亲到武汉和他一起生活，他要奉养父亲，好好尽一个儿子的孝道，那一年，周贻能已经64岁。 周贻能接到儿子的信后没有任何犹豫就乘车南下到了武汉，自从父子俩终于生活在了一起，结束了过去聚少离多的生活。 后来周贻能又跟着儿子到了重庆，住进了红岩村，但即便父子团聚，但两人真正相处的时间也并不多，周恩来实在太忙，邓颖超也忙，他们都在忙着革命，很少有机会陪着周贻能，即便他们回到家中，也在不停的工作。 周贻能有时候觉得很孤独，但他从来不说出来，他知道周恩来忙，知道儿子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只能憋在心里，闷得慌了就在外面散散步。 对于周贻能的孤独，周恩来是有察觉的，只不过他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来陪父亲，当他时刻记挂着这件事。 有一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颖生了病，回到红岩村休养几天，临走的时候，周恩来对她说：＂我工作忙，没空陪老父亲，他一个人一定很闷，你到红岩村如果身体许可，就帮我多陪陪老爷子。＂ 张颖专门去看望周贻能，两人聊了很久，最后，周贻能对张颖说：＂等你回到他身边工作的时候，帮我带个话，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父子俩就这样牵挂着彼此，心里装着彼此。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2年的夏天，这一年的六月下旬，周恩来的小肠疝气发作，住进了歌乐山医院，这件事是瞒着周贻能的，当时周贻能已经68岁，身体不是很好，周恩来怕父亲知道后会为他着急，所以周贻能并不知道周恩来住院的事情。 当时周恩来计划着正好周贻能生日的当天（7月11日）能出院，这样就可以陪着老爷子过个生日。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 7月5日，周贻能突然发起了高烧，到了第二天，高烧还是不退，而且发热之前还有发冷症状，胸胃发胀，吃不下饭，邓颖超找来办事处的刘医生，为周贻能诊治，刘医生为周贻能开了药，吃了药之后，烧才退了一些。 因为照顾周贻能，7月6日这一天，邓颖超没有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让人给邓颖超捎回了一封信，信中，周恩来告诉邓颖超出院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到7月15日，让邓颖超和老爷子商量一下， 看看是7月11日过生日还是等到周恩来回去之后补过生日。 当时的周恩来还不知道父亲生了病，他是在7月9日知道周贻能生病的情况的，这一天，邓颖超给他写了一封信，将周贻能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说明。自从周贻能生病之后，邓颖超为了照顾周贻能没再去看望周恩来，两人都是通过书信联系。 周贻能的病有些特殊，反复发烧，一直退不干净，他又不肯住院，邓颖超只好将医生请上山为他诊治，她先后请了刘医生、谢卡安丽和熊瑾玎上山为周贻能诊病，最后诊断为疟疾。 这些情况，邓颖超在信中一一做了说明，周恩来知道周贻能生病之后，很不放心，一晚上没有睡着觉，但他也不能做什么，不过他比较了解父亲的身体，所以于第二天也就是7月10号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 信中提了一些建议，并叮嘱邓颖超：＂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随后又写到＂我想爹爹的热度如不再退，我星期一（7月13日）即可出院，一切等你星期天（7月12日）来作最后决定。＂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7月10日这一天，周贻能病逝了，病逝前，周贻能一直在念叨：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他哪里知道他的儿子那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休养，尚不能起床，更不从谈起离开医院回来看他了。 周贻能的病逝让红岩村的人很是伤心，但大家来不及伤心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即要不要告诉周恩来这个消息。尤其是当大家看到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之后更加不知如何是好。 告诉周恩来吧，他一向是个孝顺的人，又极重感情，如果让他知道了这件事，势必对他身体的恢复有影响，要知道当时周恩来还不能下床，还需要好好养着，一旦知道了这件事，精神必然受刺激，身体肯定承受不了。 不告诉周恩来吧，这对于父子来说都是很残忍的，周贻能到死没有见到儿子，而周恩来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也不能在父亲死后第一时间回来，这确实有些不近人情。 这实在是很难抉择的一件事，最后协助周恩来在重庆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董必武、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以及邓颖超等人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决定暂时瞒下这件事，先将周贻能的灵柩放在红岩沟内，等周恩来身体恢复好了，出院之后再为老爷子出殡。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也是一个残忍的谎言。 大家商量好了怎么将这件事瞒下去，去看望周恩来的时候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等，就各自回去忙了。 此时最难受的是邓颖超，她是了解周恩来的，她知道今天这个决定，将来周恩来一定会承受不住，甚至朝她发火，那可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但邓颖超又能怎么办呢？她不能不考虑周恩来的身体，如果周恩来的身体垮了，不仅仅是对她，就是对党和人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她不能拿周恩来的身体开玩笑，为此，她愿意承受周恩来的怒火。 但她不敢去看望周恩来，怕了解她的周恩来会从她身上感知到什么，所以她在11日的回信中对周恩来说：＂连日倚疾复值例假，急、劳更加人倦，甚觉疲惫，故今日不能来看你，只好以书面短告爹爹病状如上。＂ 周恩来并没有察觉到异常，但这一天病房里的花瓶忽然堕地碎了，乐观的周恩来还为此作了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他在等待着回去。 第二天也就是12日（星期天）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约定见面的日子，为的是商量他出院的事情，但周恩来左等右等都没有等来邓颖超，就开始给邓颖超写信，告知自己已经可以起床下地以及决定14日早晨出院等事。 到了下午，送报小孩到医院里送报纸，忽然对周恩来说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疟疾的一种方言说法）死了，现在在忙后事。 周恩来一听心里咯噔一声，他开始心神不宁，觉得大家在骗他什么。 周贻能当初跟着周恩来到重庆之后，无事可做，曾经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属的下土湾仓库帮助工作，因此有了仓库老太爷的称号，而根据邓颖超的说法，周贻能这次是得了疟疾的。 周恩来不敢将送报小孩口中的仓库老大爷和自己的父亲挂上钩，但这也太巧了吧？这不能不让周恩来怀疑大家是不是都在瞒着他什么。 但等到童小鹏和吴克坚去医院看望他，他询问的时候，知道内情的童小鹏坚称没有这样的事。周恩来一时间无法判断这件事，但他不敢再继续耽误下去，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出院。 13日这天早上，大家知道再也不能隐瞒周恩来了，又怕周恩来回到办事处突然知道父亲病逝的消息会受不了，遂在为周恩来办理出院的时候，提前给周恩来透露了一些，让他有些心理准备。 哪知道周恩来并不满足，他让大家必须告诉他实情，于是周贻能在三日前已经病逝的消息就这么让周恩来知道了。 这样的事情，无论什么时候说出来，周恩来都不可能有心理准备的，试问，谁又能坦然接受呢？ 他听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后，当即脸色煞白，一下子跌坐在了地上，泪如雨下，他本来才刚刚能下地走路，这一下子根本就走不了，但他一秒也不肯在医院待，所以大家不得已，搀扶着周恩来回到了办事处。 此时的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大声质问钱之光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他，钱之光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低下头去不说话。 紧接着周恩来又冲着邓颖超发火：＂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 邓颖超同样无话可说，能说什么呢？说为了周恩来的身体？她没法说，只能不停的流眼泪。 周恩来发泄了几句，也知道无法怪任何人，谁让自己生病住院呢？大家都是为了他好，只不过那是他的父亲，情感上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么多年，他没有多少时间尽孝，没想到连周贻能病重的时候，他都没能陪在身边，这是他一辈子的痛。 随后周恩来坚持坐在灵堂里，一个人为周贻能守灵，这或许是他这个儿子现在唯一能做的了，天亮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为周贻能发布了讣告。 讣告中有八个字能说明周恩来当时的心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为周贻能出殡之后，周恩来将父亲的一张照片（背面有＂爹爹遗像＂四个字）放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黑皮夹子中，贴身保存，后来建国之后，这张照片和黑皮夹子被周恩来放进了保险箱中，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