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法院对周佛海公审，章士钊辩护他有错在前，但其情可悯

　　前言
　　1946年11月2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正式开庭，里里外外挤满了旁听的人民群众。此时，一名罪犯在法警的押解下到达了法庭，而他就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周佛海。
　　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起诉了周佛海，罪名为＂通谋敌国，危害本国＂。经过一系列的庭审，审判长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剥夺公权终身。首鼠两端
　　说到周佛海，他是中国历史上臭名远扬的大汉奸。可在早年的时候他还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一大会议里面唯一一个从日本回国参会的代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年仅24岁的周佛海作为留日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成功当选为副总书记。
　　中共一大会址
　　周佛海之所以能被我党委以重任，和他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满腔都是报国的热情，他经常组织和参加学生运动，在同学中间积极宣传民主思想。
　　1917年初，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周佛海来到了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当时社会主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日本，周佛海深受影响，广泛地阅读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心中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想要为中国革命干一番大事业。
　　东京帝国大学
　　在此期间，周佛海作为留日学生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并担任了副总书记。此后，周佛海返回日本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深造。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的名校，来到这里相当于拿到了上流社会的入场券。一片前途光明的周佛海自觉高人一等，对党内的各种活动也不再那么热心。
　　与此同时，周佛海出席一大会议的事情被日本警察知道了，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学校方面用开除学籍的方法来威胁周佛海退出中国共产党，停止共产主义的信仰。周佛海的意志本来就不太坚定，他为了领取一定的官费维持日常开销，便主动和党组织脱离了关系。
　　1924年，国共两党的初步合作正式达成。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一眼看中了学成归国的周佛海，主动邀请他来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在利益的驱使下，周佛海答应了戴季陶的请求，并加入了国民党。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
　　1924年秋天，周佛海在妻子杨淑慧的鼓动下，正式退出了中国共产党。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多次上门劝阻，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党内。周佛海为了自己的＂前途＂，主动拒绝了周恩来的好意。
　　退党后的周佛海为了讨好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人士，对外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并不断的叫嚣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同样也是我的义务＂。
　　凭借着不要脸的精神，周佛海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先后担任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要职，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与汪精卫沆瀣一气
　　1931年9月，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整个东北地区。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对日本人的侵略置之不理。周佛海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不断地对如何＂围剿＂中央红军的问题提供建议。
　　日军对东北地区发动进攻
　　1936年12月，张学良等爱国将领扣押了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内部呈现出了两个派别，分别是亲美派和亲日派。周佛海认为中日两国军事实力悬殊，一旦全面开战，中国必败无疑。如果老老实实地听日本人的话，中国还有一线生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飞机开始频繁轰炸南京。周佛海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在西流湾八号家中修建了地下室，用来躲避日军的空袭。
　　在这个地下室里，除了周佛海以外，还有高宗武、胡适、顾祝同、梅思平等国民党要员。在躲避空袭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人针对当前的抗日政策发牢骚、说怪话，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与抗日唱反调的＂低调俱乐部＂。而这些消极的投降主义论调，与汪精卫的对日妥协理论更是不谋而合。
　　周佛海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抵抗中心迁往武汉。面对当前的形势，周佛海认为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重镇也是迟早的事情，如果继续抵抗下去，中国迟早一天会亡国的。与此同时，汪精卫也对抗日前途极度悲观，他想要通过与日军谈判，从而结束战争。在这问题上，汪精卫与周佛海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周佛海为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他亲自找到了蒋介石，宣称要成立一个日本问题研究所，派人去日本打听具体情报。蒋介石做出批示，每个月拨给周佛海80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可是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周佛海却派出高宗武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进行秘密谈判，用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换来了日本人的支持。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在高宗武与日本方面签订了《重光堂密约》后，周佛海与汪精卫开始策划起了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1938年12月，汪精卫与周佛海出逃河内，并发表了＂艳电＂，表示将成立新的政府，与日本人展开合作。从此，两个人开始了无耻的卖国道路。
　　1940年，由无数卖国贼组成的＂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成为了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他虽然职位不如陈公博，可权力却不在陈公博之下。他在担任伪行政院副院长的同时，还兼任着伪财政部部长和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掌握着伪政府的经济大权。
　　周佛海充分发挥了汉奸政府的特点，他不仅与日本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出卖国家主权，还带着伪军抢劫中央银行，掠夺人民资源，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经济混乱。
　　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坏事做尽，戴笠多次派出军统特务进行暗杀，不过这些汉奸出门做事都非常小心，也没有让戴笠得手。但就在1941年底，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周佛海准备再次投靠蒋介石。反反复复，为重庆政府提供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方突然袭击了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美国当即宣布对日本宣战，并与多国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随着形势的变化，周佛海意识到，蒋介石如果和英美等国家结成同盟的话，很有可能取得最后抗战的胜利。他的心中开始悔恨起来，他觉得自己当年退出蒋介石的阵营就是最大的失误。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周佛海决定主动向蒋介石表示忏悔。可是他担心蒋介石会因为自己背叛过他的事情耿耿于怀，于是他先找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
　　军统局局长戴笠
　　周佛海专门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自己的忏悔之意，声称自己愿意将功赎罪，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戴笠接到周佛海的信件后大为震惊，他回过头来一想觉得如果能够在汪伪政权里安插一个间谍是一件好事，而周佛海还是汪伪政权的三把手，肯定知道更多的机密情报。他立即回复给周佛海：如果你能够把汪伪政权逮捕的陈克祥、彭寿这两名军统特工营救出来，就算是你立下的投名状。
　　原来陈克祥、彭寿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李士群的＂76号＂给抓了，并且还招供出是戴笠的卧底。周佛海了解清楚具体的情况后，亲自找到了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费尽力气地把他们＂76号＂保了出来。
　　陈克祥回到重庆后，受到了戴笠的亲自接见。戴笠对他们接下来的工作亲自做出了部署：＂你继续回到南京担任京沪区长，我会派出译电员、报务员各一人，同你一起前去，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周佛海有什么具体的情况，你可以向我随时报告＂。紧接着，戴笠还为周佛海起名为＂蒋信＂来做联络代号。
　　陈克祥来到南京后，亲自找到周佛海表明了国民政府的态度，同时他还带来了戴笠写的亲笔信。戴笠在信中表示，国民政府愿意接受周佛海的改过自新，为抗日事业服务。同时戴笠还对周佛海接下来的工作做出了具体的指示，要求他能够建立秘密电台与重庆方面保持联系，并提供重要的一些情报。
　　对于重庆军统来讲，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李士群的＂76号＂特务机构。为此，戴笠亲自发电给周佛海，要求他们想尽一些办法铲除李士群。
　　周佛海与宪兵司令部密谋，决定以缓和李士群和熊建东两人之间的矛盾为由，约李士群到百老汇大厦进行谈话。就在谈话的过程中，周佛海趁机在李士群的食物里面投了慢性毒药。
　　谈话结束后的第三天，李士群疾病爆发，张口瞪目而死，周佛海为军统工作立下了大功。
　　大汉奸李士群
　　1944年，卖国贼汪精卫因病身亡，周佛海担任了汪伪政权的二把手。作为军统特务的周佛海，成为了军统方面的重要卧底，多次将日军的情报输送给国民政府，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日本战败。周佛海欲申请保外就医，司法部长：我没这个胆子
　　1945年8月，日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逆转，投降只是早晚的事情。周佛海为了重现往日的荣耀，他给蒋介石准备了两份大礼。第一件就是汪伪政权国库里面的6万两黄金、700万两白银以及大量的日元和美元，第二件就是自己手下的三万警税团。
　　蒋介石得知后，心中极为高兴。因为在苏南苏北等地都有新四军在活动，而国军远在大后方，如果日本投降的话，那么就可以让周佛海的三万军队抢先接受各大重要的城市，把新四军挡在城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当即任命周佛海担任上海行动队队长，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周佛海得知消息后，亲自拜会了驻守上海的日军第13军司令官松井久太郎，要求他们只能向国民党部队缴械投降。
　　日本无条件投降
　　周佛海要求新四军要紧密配合国民政府的行动，如果新四军要求进入市区的话，日军有权消灭他们。周佛海死心塌地地接受了蒋介石的委托和指示，他想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换取自己的性命和前途。
　　在周佛海的配合下，国民党军队成功地抢占了南京、上海等地。可是当周佛海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蒋介石却变脸了。
　　1945年9月，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惩治汉奸的活动，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惩办周佛海。面对舆论的压力，戴笠亲自找到了周佛海，希望他能够去辞去上海总司令的职位，亲自去找蒋介石谢罪，这样就能堵住天下人之口。
　　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在戴笠的护送下，来到了重庆。一下飞机，周佛海就被送到了白公馆关押了起来。
　　周佛海
　　就在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周佛海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希望能够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信件送出去后，却没有任何的回应，而戴笠见他的次数也逐渐少了起来。紧接着，周佛海的行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甚至连下楼都要和管理人员去打招呼，进行登记。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在南京失事。周佛海得知后一整天都没有吃下饭，因为在南京的时候与重庆方面进行联系就是通过戴笠来负责，如今戴笠一死，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他大哭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戴笠死后，郑介民担任了军统局局长。他们之前同周佛海没有什么交集，也就不会对他有什么特殊的照顾。1946年9月16日，周佛海被押往了南京宁海路21号看守所，作为重要汉奸囚禁起来。
　　周佛海在公审现场
　　1946年10与上旬，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周佛海进行了起诉，罪名为＂通谋敌国，危害本国＂。周佛海对所犯罪行进行了书面答辩，同时还邀请来了著名大律师章士钊来担任自己的辩护人。
　　此次公审前后长达五个多小时，观看的人数多达几万人，创造了审判汉奸的最高记录。这次的审判虽然没有最终的结果，但是一系列叛国的证据都指向了周佛海。
　　11月2日，首都高等法院针对周佛海案件进行了二次公审。同上次开庭一样，法庭外面依旧是人山人海。
　　大律师章士钊
　　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根据当前的人证和物证不断的斥责周佛海的卖国行为。周佛海却紧紧的抓住了三大理由，试图来洗脱自己的汉奸罪。三条理由分别如下：
　　一、把汪伪政府的重要信息传递给了重庆政府。
　　二、协助军统杀死了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
　　三、为潜伏在汪伪政府内部的军统人员提供帮助。
　　周佛海在审判的过程中多次重申自己为军统提供了帮助，但是军统并不买账，他们表示周佛海从未帮助过他们，这让周佛海的心中气愤不已。
　　周佛海拿出了重要的物证，那就是戴笠写给他的信件。紧接着，章士钊开始极力撇清周佛海汉奸的身份，他在庭审中说道：＂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军留下哀哀无告的子民任人宰割，周佛海却戴罪立功，为国民政府探送情报，布置军事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地方工作人员，诛铲奸伪，虽然有错在前，却其情可悯＂。
　　章士钊
　　尽管章士钊极力的为周佛海辩护，但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不管如何都无法将周佛海的汉奸罪全盘抹消。经法院认定，周佛海的汉奸罪成立。
　　1946年11月7日下午，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佛海一案进行判决。审判长宣布：周佛海叛国投敌，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判决宣布后，周佛海对结果不服，表示自己要进行上诉。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进行复判。
　　在申请复判的这段时间，杨淑慧不断的托人找关系。在周佛海好友陈布雷的安排下，杨淑慧见到了蒋介石。最终在陈布雷和蒋介石的干预下，周佛海从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了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
　　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心中略微的舒了一口气，可随着他的心脏病日益严重，而且在狱中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便主动请大律师章士钊给司法部部长谢冠生写信，希望可以申请保外就医。
　　谢冠生看过章士钊的信件后，直接拒绝道：＂我这个司法部长可以批准犯人申请保外就医，但是周佛海的案件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
　　周佛海的病情愈发严重，他在最后的38天时间里变得不能睡，不能坐，只能将被子高高的叠了起来，后背靠在上面不断地哀嚎、呻吟。也许这就是一种报应吧，让他活着承受这种疼痛比在法场上一枪毙命还要痛苦。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不止，就在一阵哀嚎声过后，结束了他反复无常的一生。在他去世后，妻子杨淑慧把他的尸体运到了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将他埋葬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周佛海在病床上
　　周佛海为了自身的利益多次变节，在最后的38天时间里，他接受了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惩罚，但是无论怎样，那些惨死在他手中的革命英雄再也回不来了，而他也只能留下万世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