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陕西人口迁移

　　一、明朝
　　明朝是陕西历史上人口迁移极其频繁的时期。总体上，迁入人口多于迁出人口。关中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陕南、陕北则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区。到了明末，陕西各地的人口外迁都很突出。
　　（一）人口外迁
　　1.明初人口外迁明初，多次将陕西卫所将士调往外地屯戍，形成大规模人口外迁。《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调陕西、山西战士56 000余人赴云南听征。此次外调的陕西军士约有30 000人。同年十月，明政府又命耿炳文调西安等卫军士33 000余人＂往云南屯种听征＂。次年二月，这支陕军抵达云南屯戍。这些军士以关中驻军为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又下令调＂陕西西安左卫及华阴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往甘肃屯田，官给农器谷种＂。仅据以上3次统计，明初由陕西调往外地屯戍的军士约74 000人。按照明朝制度，这些外调的军士既然是到外地屯戍，就很难再回到陕西。所以这种外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移民。
　　明初，由政府组织的强制性移民规模非常庞大。在这次移民浪潮中，陕西也有部分人被迁往外地。万历《景州志》载，景州＂国初（明初）承金元乱后，遗民孑然，……颇徙江、浙、山、陕之民实之，故今民非土著十居七八＂。可见明初曾将陕西部分百姓迁往景州（今河北景县），但估计数量不大。又据万历《明会典·户部六·户口一》载，永乐元年（1403），明政府选浙江、江西、湖北、陕西等省、府百姓＂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这次迁往顺天府（今北京市）的陕西人口估计也不多，因为这次是有选择的迁移，而且迁移范围相当广泛。
　　2.明中后期人口外迁明中期以后，由于赋役繁重，自然灾害频繁，陕西因流民而引起的人口外迁日趋增多。在外省流民纷纷涌入陕西的同时，关中的百姓也流入陕南，并有不少人流往外省。如正统十年（1445）陈镒上奏：＂陕西所属西安、凤翔、乾州、扶风、咸阳、临潼等府、州、县旱伤，人民饥窘，携妻挈子出湖广、河南各处趋食，动以万计＂，这些流民皆来自关中地区，流入河南、湖广（今湖北、湖南）者数以万计。
　　万历《郧阳府志》对境内居民的构成比例作过这样的统计：＂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湖广德安府）、黄（湖广黄州）、吴（江苏）、蜀（四川）、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由此可知，在郧阳府（治今湖北郧县，即今湖北西北地区）总人口中，陕西籍人口所占比例最大，已占该府人口的50%，而当地土著人仅占20%，这些陕西籍人口绝大部分当来自关中地区。陕北也有不少流民，《明宪宗实录》载，成化时，＂延安、庆阳等府所属人户，为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惟虑追赔，不愿复业＂。正如明人赵锦在《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中所说：＂赋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则其势不容于不逃。逃亡既多，而赋役无所于出，则官府不得不责之于见（现）户。故一里之中，二户在逃，则八户代偿。八户之中，复逃二户，则六户赔纳。赔纳既多，则逃亡益众；逃亡益众，则赔纳愈多。＂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致使逃亡者日益增多。
　　导致农民流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赋役繁重，不堪忍受，不得不逃亡外地，即《明史·食货志》所说的＂逃户＂。这些人一旦逃亡到外地则很难再回故乡，因为他们是由于赋役繁重而逃亡，在明中后期赋役日趋沉重的情况下，自然不会返回故乡。所以这种流民在外地定居的比例较高。其二，由于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歉收，导致饥荒，形成大批饥民，往往举家而逃，规模庞大。这种因饥荒而形成的流民少数人会在流亡地定居下来，从而形成移民，大多数人在灾荒过后会重返故乡。所以他们在外地定居的比例较低。其三，明中期以来，由于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日趋减少，而且由于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甚至破产，从而导致广大农民逃亡他乡。这种流民重返故乡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很容易形成移民。
　　3.明末清初人口外流情况明末，陕西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其中尤以陕北为甚，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导致农民纷纷逃亡外地。陕西又是明末农民起义发源地，农民军与明军在陕西境内进行过长期而残酷的搏斗，导致人口大量外流。这次大规模的人口外迁过程一直持续到清初。
　　康熙《三水县志》载，三水县（今陕西旬邑）＂至今而如太义里，则四甲五甲尽逃，绝无一户也。蒲村里则一甲尽逃，绝无一户也。三水里则七甲尽逃，绝无一户也。其他零丁户口，逃亡者至不可胜道。……名为十二里，而按其户口，实不满七八里也＂。又据该志载，明清鼎革之际，三水县＂惨遭寇掠，逃亡过半，仅存四里，亦无全家全户＂。三水县明末尚有12里，清初＂仅存四里＂，存者仅及原来的1/3。顺治《汧阳志》载，汧阳县（今千阳县）在明末清初，＂当残弊之余，寥寥孑遗，仅存皮骨，及按册点审，则一里之中，止存一二甲；一甲之中，止存一两丁，甚有全甲无人，逃亡殆尽者＂。这些逃户＂有逃窜经三二十年者，有远逃在七八百里外者＂。顺治十年（1653）返回故土者900余人，在外地定居者肯定不少。顺治《安塞县志·田赋志》载，陕北安塞县明末＂兵火后，人丁十去九分之九，止遗寥寥残子，鸠形鹄面，略无起色＂。该县明末＂原额人丁＂共折下下丁为6 700丁，顺治七年、十一年两次豁免＂逃亡丁＂达6 217丁。此处所言＂丁＂虽非实际人口，但从中亦可看出人口逃亡之严重。康熙《鄜州志》载，陕北鄜州（今陕西富县），＂旧编户五十二里，……明季兵凶洊臻，民逃地荒。本朝派造黄册、赤历，归并为二十三里。今（康熙五)见在二十三里＂，由于人口逃亡严重，编民＂里＂数减少近一半。乾隆《白水县》载，明末，白水县城＂东、北二关至千余家，屡经寇难，徙迁过半＂。顺治《澄城县志》载，澄城县在明万历年间共10 303户，70 685口，至顺治初，＂除节年兵荒，逃亡过半，实在户共一千八百二十有四＂，仅为万历户数的17.7%。乾隆《续耀州志》载，耀州（今陕西耀州区）＂自明末兵燹，百姓逃亡。顺治七年，报出荒地三千七百顷＂。道光《紫阳县志》载，紫阳县＂邑自明末，屡遭劫火，流亡过半＂。嘉庆《白河县志·地理志》载，白河县自明中期以来＂人民稠密，俗有小三原之称。迨至明末，闯、献肆虐，兵燹频仍。继之刘谭猖獗，于是百姓十去其九，百里不闻人声，四境荒芜，城郭乌有＂。光绪《镇安县乡土志》载，镇安县＂自明季遭流寇频年荼毒，流徙无遗。国朝（清朝）定鼎后，招抚流亡，十不获一＂。总之，明清之际数十年间，陕西各地人口逃亡相当严重，其中不少人流往外省。
　　此外，在明末农民战争中，陕西人民参加农民起义军至少数十万人到100万人以上。这些人后来在多年转战中，大多死于明军或清军兵刃之下，但也有一部分在起义军失败后隐姓埋名，流落外地，或逃入深山老林，而不再回原籍。这种情况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口迁移。
　　（二）人口迁入元末明初，陕西人口大减，许多地方人口稀少。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下令＂迁山西汾、平、泽、潞之民于河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主要被安置在今陕北一带。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命陕西、四川流徙迁徙罪囚，发汉中沔县为民＂。这批迁入汉中沔县（今勉县）人口全部为陕西及四川各地的罪犯，估计人数不会太多。由此可以看出，沔县一带在明初是人口稀少的荒凉之地。上述迁入陕西的人口，都是由政府组织的强制性移民。
　　明初以来，明政府还在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以军屯规模最大。陕西是明代军屯最发达的地区。洪武十九年（1386），陕西都司辖24卫，马步官军127 230人，其中在今陕西境内有10卫，即西安左、右、前、后4卫，延安卫、榆林卫、绥德卫、汉中卫、宁羌卫、潼关卫及兴安（今安康）、凤翔、沔县、归德（今榆林南）、镇羌（今神木县境）、安边（今定边县东）6个独立的千户所。明初陕西屯田额达42 456.72顷，至嘉靖年间达168 404.04顷，军屯面积居全国第一。嘉靖《陕西通志》载，嘉靖二十年（1541），陕西都司所属＂军卫户口＂达150 554户，352 963口，其实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在陕西屯田的卫所士兵有不少来自今本境，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省。《明史》载，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个方面，其中＂谪发＂即是因＂罪＂发配充军而来。据《明太祖实录》，陕西卫所军士＂多由罪谪＂。总之，陕西卫所军士不论是何种来源，都有相当部分来自外省。据乾隆《绥德州直隶州志》洪武六年（1373），＂置绥德卫指挥使司，迁江南上江之军于其地（即今绥德一带），立屯田法以戍之＂。民国《横山县志》称：＂横山（县）地处塞上，明属边卫，土著居民多由晋、豫军籍防屯而来，故社会习尚简朴＂，可见横山县一带居民大多来自山西、河南省籍屯田军士。这种情况在陕北各县普遍存在。
　　元末明初，陕南人口减耗相当严重，一直是地旷人稀之区。这就是这一地区之所以在明代成为人口迁入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迁入陕南的人口绝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民。明代流民数量相当多，而荆襄一带即是流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流入今陕南地区的流民也相当多。据《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二年（1437），＂时有言逃民，聚居各处，殆四五万人。先后入山，抵汉中府深峪中潜住＂。又据上文载，景泰五年（1454），原先流入河南的＂各处逃民＂二十余万户又 ＂转徙南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成化四年（1468），王信报告说：＂四方流民，屯聚荆襄者已二三十万。＂此年十二月，巡抚荆襄右副都御史杨璿奏称：＂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亦不下百万。＂（《明宪宗实录》）据此，涌入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达一百万人之多。成化六年（1470），陕西地方当局奏报说：＂陕西之地，可忧者二，一则三边之虏寇，一则汉中之流民。……且汉中僻在西南万山之中，为川蜀喉襟之地，而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并建议设专员＂专治汉中流民，其有久住愿附籍者，从其附籍；或从便安置之，或设法渐发遣之＂，宪宗从之。由此可知，汉中府流民至少有数万人以上，并有部分人在此附籍。
　　明政府对流民主要采取发还原籍的政策，但收效甚微。后来又采用强行驱逐，甚至是武力镇压的政策，进行驱逐。然而这些流民＂自往年驱逐之后，多去而复来；及继以灾伤，逃移渐众，益相聚集＂（《明宪宗实录》）。强行驱逐政策以失败告终，明政府只好增设州县，允许流民就地附籍。
　　又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派原杰安置荆襄流民。据原杰奏报：＂流民之数，户凡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广及南北直隶府、卫军民等籍。＂流民来自的地区相当广泛，既有民户，也有卫所逃亡的军户。在43.8万流民中，96 654户，达85%；在陕西西安府、汉中府境内的流民有18 718户，附籍者16 083户，附籍者达85.92%。明政府增设郧阳府，并析汉中府洵阳县增置白河县，编户八里，又析西安府商县之地，增设山阳县，编户一十二里。此次在西安府、汉中府附籍的流民估计约6.5万人（按附籍流民户均4.06口计），这6.5万流民从此成为政府认可的合法移民。
　　成化十二年（1476）后，各地流民仍不断涌入陕南等地。成化十八年（1482），吴道宏等奏称：＂自去冬以来，河南、陕西、山西、北直隶流民，扶老携幼入荆襄境内，潜奔入山。＂《明孝宗实录》卷28载，弘治二年（1489），郑时等上奏说：＂在陕西汉中府，已成家业愿附籍者五千二百四十六口。其愿附籍者，请照例存留，抚驭三年之后，乃议差科＂，明孝宗从之。另据《明武宗实录》卷11载，武宗正德元年（1506），刑部左侍郎何鉴奏称：＂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其愿附籍者，请各给户由，收入版籍；愿还乡者，量宽赋役。＂又据《明武宗实录》卷18载，此年十月，孙需又奏报说：＂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州、府县流民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愿附籍者九万二千三百七十户。＂
　　据《明经世文编》载，马文升在《添风宪以抚流民疏》中奏称：＂汉中府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其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并陕西所属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粮差，或因畏当军匠，及因本处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汉中府地方、金州（今安康地区）等处居住。彼处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所以人乐居此，不肯还乡。即目各处流民在彼，不下十万之上。＂
　　二、清朝
　　（一）陕南地区的移民明末清初，陕南屡遭兵燹，自然灾害亦颇频繁，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或逃亡他乡，导致人口锐减。清初，陕南极其残破荒凉，人口稀少，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
　　外地移民迁入陕南最早见于记载者在康熙初期，但迁入数量甚少，规模有限，乾隆初年以后才形成移民高潮。毕沅《兴安升府疏》称：兴安州（今安康地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
　　汉中府（今汉中地区）的移民来源及分布。道光《西乡县志》载，西乡县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湖广（今湖北、湖南）等省人口迁入这里。康熙五十六年（1717)，西乡知县王穆建造＂招徕馆＂20间，＂以备湖广等省招徕之民初到栖止＂。此后，＂楚民来西（乡）者数千家，自是田地日辟＂。据此估计，康熙末年迁入西乡的湖北等省人口约1.5万人以上。又据道光《西乡县志》载，道光八年（1828），西乡有38 728户，178 453口，其中＂土著老民＂24 114户，95 792口，而＂新民＂（即移民）占人口的46.32%，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据《西乡县乡土志》载，清末西乡的大族吴氏、田氏、李氏等十二族分别来自浙江、湖南、湖北、陕西三原、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大多为乾、嘉时迁入西乡。
　　卢坤《秦疆治略》载，定远厅（今陕西镇巴）由于清朝＂承平日久，川、楚之民生齿日繁，入山开垦者日益众＂。至道光初年，＂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据此，迁入这里的四川人占总人口的50%以上。定远厅道光三年（1823）有13.48万人，按此估计，则迁入定远厅的四川人近7万人。
　　《三省边防备览·策略》载，川、陕边境大巴山地＂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据此，大巴山地区湖广籍移民约占总人口的50%，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占30% 40%，土著居民仅有10% 20%。由此而论，大巴山区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0% 90%。
　　又据卢坤《秦疆治略》载，留坝厅（今留坝县）＂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均系当佃山地，开垦为生＂。留坝厅松、柏、柳等树木＂昔所常有，数十年来，客民伐之，今已荡然＂（道光《留坝厅志·土地志风俗》）。外地移民之多不难想见。光绪《佛坪厅志》载，光绪八年（1882），佛坪有土著居民4 228户，25 973口；＂客民＂8 133户，46 595口，＂而雇工另户不与焉＂。在佛坪总人口中，土著人口仅占35.8%，外来移民则高达62.2%。
　　乾隆《南郑县志》载，南郑县（今汉中市汉台、南郑二县区东部）南部地处大巴山区，乾隆时，这里＂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南郑县东西皆为平原，＂在汉江以北者，称为北坝，人民土著居多。自汉江以南，亦系平原，称为南坝，多系四川、湖广、江西等处外来客民，佃地开荒＂，分布在汉江以南大巴山区。主要来自四川、湖广、江西等省。而汉江以北之地则以土著人口居多，外来移民较少。
　　光绪《洋县志》载，洋县北部为秦岭南坡，亦多外来移民。康熙中期，洋县＂东路之椒溪、蒲河，北路之华阳山，僻远尤甚，多招徕附籍之人＂。嘉庆时，洋县北部至周至县南部的广大山区，外来移民更多。据载，＂终南、太白两大山，其脊背在周至之南，洋县之北，林深谷邃，蟠亘千余里，各省流民结棚垦荒。秦岭厚畛子、黄柏园、神仙洞等处，大小木厢百数十处，匠作负运多者，一厢至一二千人，少亦以数百计＂。
　　据卢坤《秦疆治略》载，清初凤县人口稀少，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道光三年（1823）时猛增至173 400余人，人口颇称繁庶。光绪《凤县志》载，光绪初年旱荒，＂山外旷地多，老林地力渐薄，棚民辄外徙＂。移民又大量迁出山外，致使凤县人口锐减。光绪十八年（1892），凤县仅有10 073户，42 087人，仅为道光三年的24.27%。
　　光绪《续修平利县志》和乾隆《平利县志》载，平利县康熙五十年（1711）仅有492户，1 913口，乾隆十九年（1754）增至2 318户，8 509口。43年间人口猛增4.5倍。至道光三年（1823)，又猛增至178 600口。乾隆十九年至道光三年（1754 1823）69年之中，人口猛增20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5‰，如此高的增长率显然主要是外地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秦疆治略》称：平利县＂幅员辽阔，民人多系楚、蜀迁居之户，全赖开山种地以资生＂。可见平利人口绝大部分为四川、湖北迁入的移民，其中当以湖北籍移民为多。
　　据卢坤《秦疆治略》载，嘉庆十七年（1812），安康县的人口状况是：土著居民25 066户，153 884口，户均6.14口；＂客籍＂居民16 707户，45 526口，户均2.73口；＂只身客籍＂3 717口，僧道籍人口452口。该县＂北乡皆崇山峻岭，土地瘠薄，土著流寓参半＂。据此，安康县移民主要分布于该县北部深山地区，这里的移民约占1/3 1/2。安康县道光三年（1823）人口达389 300余人， 11年间（1812 1823），人口猛增近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60‰，这主要是外来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
　　又据《秦疆治略》载，白河县＂滨临汉江，界连楚北，五方杂处，最易藏奸，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以湖北籍为最多。
　　紫阳县外来移民也相当多。道光《紫阳县志》载，乾隆四十年（1775），紫阳县仅有25 690口。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27 829口。短短63年之中，人口猛增4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人口增长之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外省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故道光《紫阳县志》称：紫阳县＂皆侨户占籍，土著百无一二，迄今日犹然＂。康熙中期，紫阳知县沈麟说：紫阳县＂流寓多而土著少＂。
　　洵阳县和石泉县迁入的外来移民数量也不少。康熙二十六年（1687），潘瑞奇在其所修《石泉县志·序》中说：石泉县自明崇祯九年（1636）以后＂五十二年间，七经寇陷，所存者寥寥数百余家＂。据此估计，康熙二十六年石泉县仅有3 000人左右，乾隆五十二年（1787）时则增至29 794人（乾隆《兴安府志》），100年间人口猛增9倍。据《秦疆治略》，到道光三年（1823)又增至87 900人，比乾隆五十二年又增长1.95倍。据此计算，乾隆五十二年至道光三年36年间，石泉县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0‰。乾隆《洵阳县志》称：洵阳县＂今流寓日多，大抵皆荆、扬之人也＂。《兴安府志》载，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洵阳县人口增至67 688口，道光三年（1823），又增至243 500口，36年间人口猛增2.6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6‰。石泉、洵阳二县人口增长如此快，主要是外来移民大量迁入的结果。
　　乾隆中期以后，外地流民大量涌入山阳。《秦疆治略》载，山阳县＂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不过一万余口。近则各省客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五方杂处，良莠不一＂，道光三年（1823）人口达107 700人。
　　洛南县位于秦岭东部，东邻河南，来自湖北、河南的移民较多。据《直隶商州志》和《秦疆治略》载，洛南＂四境皆山，平原皆少，山内皆系川、楚客民，开垦地亩＂。乾隆七年（1742），洛南县仅有5 691户，30 714口，道光三年（1823）则增至172 700余人，81年间人口猛增5.6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
　　镇安县是外省移民最集中的迁入地之一。《秦疆治略》载，道光三年（1823），镇安总人口为159 800余人，而＂土著者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居八九＂。在镇安县总人口中，土著居民所占比重仅为10% 20%，而移民竟占80% 90%，可见镇安是外地移民相当集中的地区。据光绪《镇安县乡土志》载，清末，镇安县人口大致可分为汉民、回民两种，＂汉民分本地、下河两帮，回民则属本地。外省之人称下河帮。合而计之，下河居十之七，本地居十之三＂。由此看来，至光绪年间，镇安县外省籍移民仍占总人口的70%。
　　清代西安府所属宁陕厅（今宁陕县）、孝义厅（今柞水县）位于秦岭南坡，实属陕南地区，迁入这里的移民也很多。鉴于外地移民大量迁入，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八年在秦岭山区设立了这两个厅。《秦疆治略》载，道光三年（1823），宁陕厅有129 000人， ＂土著者仅有十分之二＂。据此，宁陕居民中移民约占80%，其数当在10万人以上。据道光《宁陕厅志》载，当时宁陕民户中，＂楚、蜀人居十之五六，江南、江西、山西、河南、两广人十之二三，土著者十之一二。＂移民的来源（即迁出地）相当广泛，来自全国12个省，土著居民仅占10% 20%。
　　孝义厅（今柞水县）的外来移民也相当多。据光绪《孝义厅志》载，移民的迁出地极为广泛：＂约计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吴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凉、滇、黔各省人十之一。故性情各异，风俗亦不同＂。这一记载说明，孝义厅土著居民极少，仅占总人口的10%，而外来移民所占比重相当高，各省移民（包括本省）占总人口的90%。
　　（二）清末关中地区人口迁入同治元年至光绪五年（1862 1879）左右，因战乱（镇压回民起义）和旱荒，关中人口大量外迁，导致陕西人口大减。光绪六年以后，又有不少外省人口迁入陕西。关中成为主要的人口迁入区。
　　光绪《富平县志稿》载，同治以前，富平县是陕西人口最稠密的县之一，然而＂光绪六年以后，土旷人稀，阖邑丁口，约略计之，三去其二＂。所以地方当局＂遂仿南山（秦岭）诸邑招集客民开垦例。于是川、楚无业之氓，坌然而至，计口授田，与土民原无歧异＂。至光绪十二年（1886），富平县土著居民18 845户，89 969口，商民2 105名，＂招垦客民＂1 298户，男女大小5 799口。据此，富平的移民主要来自四川、湖北两省，他们都是失业破产的无业游民。移民每户平均4.47口，说明他们基本上都是全家同迁。
　　蒲城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历来是人口稠密区。据《秦疆治略》和光绪《蒲城县新志》载，道光三年（1823）该县拥有303 000人。但到光绪八年（1882）仅剩26 685户，114 634口，人口减少了62.17%。由于＂户口零落，土地半属荒芜＂，蒲城县于光绪十年（1884）大力＂招客开垦，湖北、河南之民占籍者甚夥。十五年（1889），始编立八图，一体开科，与土著等＂。这八图是：（1）东乡：永远图（湖北）、中州图、常乐图、华阴图（以上图皆为河南）；（2）西乡：悠久图（湖北）、河南图（河南）；（3）南乡：三善图（湖北）；（4）北乡：骏良图（湖北）。由此可知，迁入蒲城的外省移民皆来自湖北、河南二省，移民的成分以失去土地的无业农民为主。移民进入蒲城后，皆以开垦荒地为谋生手段。这种移民完全属于自发性的移民，或称经济开发型移民。这些移民被编为8个图，每图多少人，史籍失载。仅就图的数量而言，湖北籍占4图，河南籍占4图，恰好各占一半。
　　泾阳县位于关中平原核心地带，自古为富庶之区，人口稠密，然自同治以来，人口锐减。宣统《重修泾阳县志》载，光绪初年，即有不少外地人口迁入泾阳。光绪三年（1877），泾阳县土著居民12 032户，客户322户，共计71 235口。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土著人口为14 825户，而客户增至1 944户，比光绪初增加6倍，人口共计85 580口。宣统二年（1910），正户（即土著）15 458户，附户（即客户）3 019户，总人口增至95 860口。据此，光绪三年前就有322户迁入泾阳，外来移民占土著人口的2.68%。到光绪二十八年，外来移民达1 944户，占土著人口的13.11%，到清末附户（即外来移民）占正户（土著）人口的19.53%。可见迁入泾阳的外来移民增速之快。又据宣统《重修泾阳县志》称，同治迄于清末，泾阳县＂土著之民三分仅一。……客日集而主日弱，其势岌岌不能自存＂。泾阳县的外来移民在清末已达总人口的2/3。
　　兴平县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地平土沃，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据乾隆《兴平县志》和光绪《兴平县乡土志》载，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时，兴平即有17 899户，142 465口。到同治初年，减至16 700户，105 342口。湖北客民来寓渭河南开种，佃种滩地，谓之＂客户＂。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兴平县共有客户（外来移民）1 708户，8 018口；商户550户，3 535口；土著户22 732户，106 391口。土著居民户均4.68口，客户户均4.69口。可见外来移民基本上都是全家迁移，移民数量达8 018口。据此估算，迁入兴平的外地人口近1万人，其迁出地为湖北，以开垦渭河滩地为生。
　　三原县素为关中富庶之区，人口众多。同治至光绪初，人口锐减。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载，光绪初年，三原县知县焦雨田＂招集湖北、山东流民拓垦，生齿渐繁，至宣统末，约增五六万口＂。可见光绪初年以后迁入三原的移民数量不少，主要是来自湖北、山东的无业流民。据此估计，迁入三原的湖北、山东籍移民约有30 000人以上。另外，据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咸宁县（今西安市东）境＂滩地多于长安，回乱后，屯军、客佃开辟沮洳，远方耒耜来者日众＂。
　　迁入蓝田的外来移民也相当多。光绪《蓝田县志》载，同治十三年（1874），蓝田土著居民26 187户，男女大小142 674口，客户8 950户，41 754口，雇工2 908名。据此估算，外来移民占土著居民的29.3%，说明该县外来人口比重很大。土著居民户均5.45口，客民户均4.67口。从户均口数看，绝大多数都是举家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