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天下观为什么更具包容性？

　　周武王灭商之后，中国历史转了个弯，或者说，中国人的思想转了个弯，这个弯，就是天下观的转变。在此之前，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多的部落国家，这些国家本质上和商国是没有区别的，或者这样说，这些＂国＂就是一个个的部落，村庄，大点的＂国＂比如商国，势力比较大，控制的区域比较多，但其构成形式上与其他的＂国＂是没有区别的。比如被商国灭掉的夏国，实质上也是某个比较大的部落国而已，而商国与夏国都是并列的部落国，之间并不是朝代的更替。
　　夏商这两国，更直白地说，更接近于部落联盟的盟主，有一个主体强盛的部落，和一些实力较弱的附属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而在夏代之前的＂三皇五帝＂为什么要实行禅让制，本质上还是本部落的实力没有足够强到压服其余部落的程度，只能实行轮流坐庄的制度。直到大禹治水之后，夏部落强盛起来，到大禹死的时候，夏部落就没有必要将盟主之位让于其他部落了，也就开始了世袭制。而其他部落由于实力差距太大，也没有能力反抗，就此由部落联盟转变为＂国＂了。但其他部落仍然存在，无非是实力跟夏商两国差距较大，只能选择臣服于这两国。而随着这些部落实力的发展，取代主体部落成为可能，这也是商国能灭夏国，周国能灭商国的原因。
　　但周国取代商国之后，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封建制度的建立，这个制度的先进性在于，治理模式和思维模式与原来夏商两代发生了天大的变化，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天资格和战争动员体制发生了变化。
　　夏商两国为了便于统治，奉行主体部落优先原则，就像早期犹太人建立的犹太教一样，上帝的选民是犹太人，比其他民族要高一等一样，夏商两部落的民众都比其他部落要优先，即在夏代时，夏人是天帝的选民，拥有祭祀天帝的权利，在商代时，商人是天的子民，具有优先祭祀天的资格，即受命于天的是本国或本部落。
　　在发动战争时，出战的自然是本国或本部落的人，其他国或部落为仆从军，这样的战争体制下，如果本国或本部落遭受重大损失时，将会对本国或本部落带来巨大风险，这也是商能代夏，周能代商的原因。
　　而到了周代，受命于天的不再是周人，周国，而是周王，即周天子，周王为天之子，代天巡狩天下，具有唯一祭祀天的资格，所以就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地位提高，而周人与其他国或部落人民的地位一样，部落之间地位平等，化解了周国与其他部落之间地位的差距引发的矛盾。这也就是中华文化中民族平等的思想来源，和李世民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吾赤子＂的思想是一体的。
　　周代实行封建制之后，形成了严格的贵族等级制度，即＂礼＂制，用以规范贵族之间行为和矛盾的解决。在军事制度上，周代按分封制建立起的常备军,在军队建设和管理上是分散的,但使用军队从事战争的指挥权却是集中于周天子的。周天子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诸侯国军队的数量各依其爵位高低而定,并完全听从周天子的统一调动,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只有周天子有发布征战命令的权力,诸侯除天子有特别命令赋予征伐权的以外,均无权进行征伐战争。天子在战争需要时,有权调动和指挥诸侯的军队从征。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否则要受到惩罚,直至武力征服。到周代后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是＂礼＂制崩坏的结果。
　　总之，自周代建立起中国人的＂天下观＂之后，天下这个概念就吸引了周围所有民族的注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民族融合的可能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华＂这个概念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历史和现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这个思想之下心向往之。
　　而西方的民族平等概念就像只能卖弄几首曲的倡优，难以解决现实世界任何矛盾和问题，反而激起无脑听众一阵阵的狂热和激情。只有思想和原则，没有解决的方法和策略，想法多了，思想也就散了，解决的路径局限于本身文化体系之中，永远摆脱不了其固有思维的束缚，这就是西方思想格局之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