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现在改为19号，便是鲁迅故居。而在故居的大门上的题字——＂鲁迅故居＂，竟然是郭沫若所写。 如果鲁迅先生在天有灵，知道他家大门口的字，竟然是一个如此让他厌恶之人所题，不知会不会像生前一般直接开骂。 鲁迅曾言：＂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鲁迅有失宽容。但这也正是鲁迅可爱的一面。正所谓，直言近道。 鲁迅先生是时代巨匠 鲁迅作为时代的＂急先锋＂、白话文的开启人，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可以谓是是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在文化史上，难有人匹敌，在那个时代可谓＂无以复加矣＂。 鲁迅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其声名远播世界文坛，在当时就有＂东方高尔基＂之誉。不仅如此，他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据最大领土的作家＂。 而鲁迅厌恶郭沫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之后，在郭沫若与鲁迅的一场论战中，更是用五个字，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的一生。 郭沫若的性格缺陷 郭沫若的才华举世公认，无论是在甲骨文、史学、文学方面都很有造诣。然而，其龌龊不堪的人品，也已经到了举世皆知的程度。 从感情上看，郭沫若先后有过三位夫人，11个子女，光从数量上看，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郭沫若着实不是一个好男人。 如果说，郭沫若仅仅是在私德上有污点，还不足以激起人们的强烈不满。而在其稍稍得势之后，就公然行打击报复之能事，故为后人所不齿。 郭沫若差点逼死沈从文 在1948年之前，郭沫若就与沈从文有矛盾。我们可以理解为文人相轻，反正是谁也看不上谁。 可是，沈从文当选院士后，在文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郭沫若随即发表了《斥反动文艺》。 郭沫若主说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专写颓废色情。还直接把沈从文定性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情绪＂的反动文人。你可以批评他的文字，也可以批评他的才学，但是，郭沫若有什么权力去将＂反动文人＂的大帽子扣在别人头上？可见其恶毒。 不仅如此，1949年，在人们还不太熟悉大字报的年代，郭沫若就已授意学生在北大，张贴大字报——＂打倒沈从文＂。 面对话语权极不对等的郭沫若，沈从文已经被＂反动文人＂的大帽子压得喘息不得。这一次的北大事件，终于成为压倒沈从文的最后一根稻草。 沈从文一度精神失常，曾两次自杀，虽然没有自杀成功。但此后的沈从文不敢再发一声。贡献过《边城》这样唯美小说的一代大师，就此＂喑默＂。并且，这绝非个例。 而对于郭沫若的人品，鲁迅先生早有深刻、准确的评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鲁迅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1928年，化名杜荃的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里的＂封建余孽＂就是直指鲁迅先生。文中还说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语言甚为犀利。 鲁迅本就厌恶以郭沫若为主将的创造社的那批＂正人君子＂们。在此之前，两边就已经打过许多次＂笔仗＂。 对于创造社的风气，鲁迅这样说：＂而在创造社这一面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活现，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 鲁迅也曾说：＂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 针对郭沫若的谩骂，鲁迅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文中嘲骂郭沫若是＂才子加Gorotski（流氓）＂。 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中肯又贴切。怎么验证一个人是不是流氓 其实，要检验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流氓，就要看在他得势之后的嘴脸。＂你有开枪的权利，同时你也有把枪口抬高三公分的权利。＂ 一位德国的律师如是说。 在柏林墙还没有被拆除前，不时有东柏林的人趁着夜色，翻越柏林墙。如果被东柏林这边的士兵发现，按照上边的命令，就会向翻越者开枪。而在东西柏林合并后，德国的律师认为，应该判开枪的士兵有罪。因为在执行不人道的命令时，他本可以有＂高抬贵手＂的权力。 曾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某大学有偿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Ａ组为＂受害者＂，Ｂ组为＂施害者＂。让Ｂ组的成员隔着墙，只留出一个小洞，向Ａ组施以电击，电幅会一次比一次高。 当Ｂ组中的一些人，听到了Ａ组成员的＂惨叫＂声后，仅仅有30%的人，向活动方提出了质疑，也只有20%的人表示要退出活动。而更多的人，只顾执行活动方命令，听信他们不会有事的说法，根本没有顾及对面生命的感受。 虽然，那些个＂惨叫＂声是主办方模拟出来的。但是，整个活动异常的真实。 无论如何，当人忘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时，就会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样的人是流氓，更是刽子手。 诚然，在某些领域，郭沫若表现出其相当独特的才华，而在做人方面，他也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鲁迅的这一评价，可谓中肯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