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代，办报的宗旨，报纸的内容都发生了剧变。这一剧变对中国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影响包括统治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以及农民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受近代报纸影响尤为显著，他们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同样他们又深受儒家文化的洗礼，近代报刊的出现既是对他们几千年固有思想，认识的震撼甚至颠覆，又为他们思想、认识自由、独立、宽广提供了精神土壤。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几千年未有之思想大激荡，文人士大夫阶层在迷惘中，慌乱中做出了艰难的妥协和选择。他们挣扎在自救与救国的漩涡里，有的坚定固守着自我思想以求尊严，有的挥泪抛弃自我思想以求解放，有的还在黑暗中摸索改进着仅以微薄之力求力挽狂澜。他们尽管知识丰厚，思想博大但在近代这个展新的时代，在船坚炮利的工业文明下，在充斥着西方宗教，思想，文化的报纸中，他们展现出的是同样的迷茫和无奈。令统治者最紧张慌乱的是，近代报纸这个看似与农民起义毫无关联的新鲜事物，竟打破了原本统一的思想，不但引发了农民起义还导致了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大动乱，直而到最后成为自己统治土崩瓦解的诱因。而农民阶层本以为拜上帝教会带给他们温饱与平均，可他们面对的却依旧是无尽的饥饿，战乱，流离。本以为《民报》会带给他们民主与平等，可对于他们而言却似乎只是换了一种被剥削的方式。近代报纸对农民的影响甚微，因为唯有温饱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本文将通过文献分析法、推理演绎法等方法研究近代报纸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本文的目的既是通过近代报纸对促进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反映近代报纸的重要性，又是以中国近代报纸的出现为支点展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全貌。 关键词:近代报纸，中国社会，影响 正文: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的古代社会历史，古代的社会形态、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古代报纸亦由来已久，自唐代邸报诞生，古代报纸一路不断发展，直到清朝才逐渐消失。但古代报纸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没有发生变化，他只是统治阶级传达政令的工具。尽管后来有了民间抄报行与抄报人，古代报纸的内容始终与政治密切相关。而近代报纸肩负着传播宗教，思想、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与古代报纸有着本质区别。近代报纸的出现，对中国文人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与大启蒙。自此以后，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思想上争鸣，激荡、分流……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为了了解敌方虚实，以便制定对敌策略，开始组织人员去翻译外国人办的报刊。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对近代报纸的关注。同时他的好友魏源编纂了《海国图志》成为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作。近代报纸激发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家国情怀，使他们决心以办报唤醒国人，放眼世界，挽救危亡。至此，也揭开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办报的序幕。近代历史上维新变法的主导者梁启超，他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娇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峰如剑的演说，如一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他即使启蒙民族的思想家，同时也是西方科学的信奉者。他主办了《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新中国报》等报刊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希望以办报的方式启民智，开风气，助变法。他创办近代报纸，客观上加深了他自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信任。早在1962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来维持。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的主持者，还是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为了维护西医声誉，以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以人命为儿戏的故事，作为亲身的的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告状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以＂白丢腰子＂，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医学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他曾发表文章说＂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有着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他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痛苦，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他是中国文人接受西方文化的代表，他迫切的希望可以通过西方的科学文化挽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国家。正是因为近代报纸的传入，才使得西方文化得以传入，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影响了他的理想想信念，价值观念，影响了他整个的人生走向。 然而,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对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持反对态度。他们坚守着中华文化，并相信中华文化足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他们指责近代报纸＂以笔舌倾动人主＂＂藉报章鼓簧天下＂污蔑办报人是混迹报馆的无赖者。尽管他们是晚清的遗老，他们也许从心里并不接受西方文化，也许一直认为中华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但近代的洪流依旧要裹挟着他们。哪怕是奇技淫巧，哪怕是践踏道德，哪怕是扰乱秩序，近代报纸对他们的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是这一部分是文人士大夫的代表。在他决定告别这个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曾写下这样简短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他不仅研究中国的哲学，美学，词曲还对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王氏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华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壮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近乎＂尸谏＂的抗争。在他的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说话之人，必深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自于自杀，无以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术愈发精进，但仍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已经逊位的皇帝，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他对中国制度科学文化执着之至深，对中华文化衰落之巨痛，在此可解释也。在那个近代报纸盛行的时代，在那个西方思想入侵的时代，一缕深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实难保全。 近代报纸的出现和发展对清统治者打击巨大，历代统治者都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心，以中国为四海八荒，以中国为天下。而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统治者们唯有震惊错愕，忐忑的紧紧关闭国门，以祈祷用此种近似龟缩的方式求得一隅安宁。但文明的力量绝非一扇门可以阻挡，妄图以逃避代发展的统治者们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的思想文化终将以近代报纸这种媒介传播至社会各阶层，颠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冲击了封建统治的根基，旧的统治阶级将不可避免的被新的统治阶级取代。清末的统治者们曾经历过两次慌乱无比的悲怆逃亡，浩浩汤汤的皇亲国戚大队宛如丧家之犬，被无尽的慌张、恐惧包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咸丰皇帝早已失去了为君上者的优雅从容，满目的凄凉与无奈，空空如也的国库，船坚炮利的敌军，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面对此情此景，为君为父的统治者们怕是只能遥感＂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的悲声。八国联军侵华后，光绪皇帝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仓皇出逃至西安，怕也是只能遥感苏东坡＂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的苦楚。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灾难的看似是强大的西方工业，但究其根源却是先进的西方文明。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腐朽无能的统治者，先进的国人清醒的发现唯有彻底的推翻，才能挽救即将被西方文明吞噬的中华民族。他们办报刊宣传新思想，新制度，辛亥革命的星星之火，终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一个风云百年的封建王朝，一种延续千年的封建制度竟以一封懵懂孩提的退位诏书为标志，匆匆，落幕了。 当一种崭新的文化传至受小农经济影响千年，思想封闭保守麻木的农民阶层时，能够受农民理解的怕也只有宗教了。＂邢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文化程度有限，文盲者居多。他们生活艰辛，温饱难得，饥寒交迫，现实没有乐趣和利益，反而信教带给他们精神上的解脱，因而对教义执着到了忘我的程度。由此，西方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据史料记载嘉庆十六年，山西破获的张铎德传教案中，陈洪智是主犯，有二子，务农度日，其他涉及15人，多数为农民。农民家庭出身的洪秀全正是借助宗教迎合民众心理，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得到了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以摧枯拉朽之势撼动了整个清王朝的根基。然而，这场运动的起因竟是偶然间捡到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和一众狂热信奉基督教的农民。洪秀全想打倒清政府，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的政治远见。可他身处农民阶层对于近代报纸知之甚少，对近代思想，制度更是不理解的。因此，他始终无法跳出封建社会的运行制度，直至天京陷落，运动失败。尽管近代的报纸、思想无法直接影响农民，但农民阶层也逃不掉时代的裹挟，哪怕再艰难，再无望他们也依旧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向前。这不正是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常态吗？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向是一往无前，不怨不悔的。 结语:近代报纸在中国的出现是西方宗教，文化，思想，制度开始传入中国的标志。它对中国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影响，也正是这些影响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的轮廓。 参考文献:ISBN978-7-214-10856-2《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参考第49页。ISBN7-5348-2001-4《走向近代化》杨杭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参考第117、118页。ISBN978-7-5404-7210-8《南渡北归》岳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参考第47、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