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于公元1037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 从年龄上来看最大的是欧阳修，最小的是苏东坡。 聊这四个人的关系就必须要从年龄最大的欧阳修聊起。 欧阳修曾经去考试有过落榜的经历，不过23岁时就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这样的年龄就能中举已经十分优秀了。当时的主考官是晏殊。 欧阳修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此时第二个人出现了——苏东坡。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时候，苏东坡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太妙了，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避嫌，就定为第二。 后来公布出来才知道是苏东坡。他与苏东坡交流时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经过欧阳修的点评，苏轼名动天下。这样算下来欧阳修算是苏东坡的知遇之人，伯乐。 当时欧阳修误将苏东坡当作曾巩，曾巩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安石。曾巩也曾经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美，对王安石的名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后来欧阳修又一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所以欧阳修也算得上是王安石的伯乐。 通过欧阳修，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肯定有交集了。 轮到最后一个人，司马光了。 司马光的起点比较高，年少之时就扬名天下了，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教育。 司马光和王安石年龄相仿，他们后来相遇之后成了好朋友，这里面还包括包拯，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个包青天。 这四个人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关系还是不错的。 一切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变了。 宋神宗对王安石很欣赏，他继位之后王安石也得到了重用。 一场变法让这些人因为对变法的理解不同，成了敌对。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对青苗法有所批评，改知蔡州，这一年欧阳修将自己称为＂六一居士＂。一书、一棋、一琴、一金石、一酒、一老人。你就知道欧阳修到底在想什么了。 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主动离京来到杭州，在杭州留下了很多事迹。 司马光一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并不反对，直到青苗法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反对。后来好友范镇反对新法被免官，司马光愤然上疏，然后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不过问时事。 这些争斗只是政见不同的争斗。 当年苏东坡深陷＂乌台诗案＂，已经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为这句话，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就是四个人的关系，从好(师）友到相互争斗，但是底线还是有的。 录一下各自对对方的评价： 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苏东坡对司马光的评价：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对欧阳修的评点： 王安石说：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 苏东坡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作为前辈，还是受到这些晚辈的尊重，至于苏轼、司马光、王安石差不多平辈，就不怎么客气了。但他们之间的相争只是君子相争，是为天下而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争。 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准确来说，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 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最小，出生于1037年。 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范仲淹和欧阳修一同改革，一同被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 其实范仲淹的一生，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 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向贵族集团妥协，范仲淹心知不妙，立刻自请出去做官，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 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只是一名谏官，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相当于是他的马仔。新政失败以后，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也就是滁州。 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 司马光和王安石，那就是一对生死冤家。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在宴会上，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这种胆略气度，深深吸引了司马光。 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宋史》 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政见不同。 司马光天天读史书，所以因循守旧，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要变法。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打算变法。 可惜宋仁宗胆子小，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就成了宠儿一枚，不仅担任了宰相，而且主持变法。 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再也没有机会复出。 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可惜能力有限，就算累死了，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 等到宋神宗死后，宋哲宗上台，老太后高滔滔主政，她也是一个守旧派，于是启用了司马光。司马光很高兴啊，上来就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除了，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当然没多久他也挂了。两个人可谓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 苏轼跟范仲淹是没有交集的。 这四个人里，苏轼唯独跟范仲淹没有交集，毕竟欧阳修已经是苏轼的老师了，而欧阳修只是范仲淹的小弟，辈分差太多了。 等到苏轼在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的时候，范仲淹已经凉了5年之久了。不过苏轼跟其他三位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欧阳修亲自录取了苏轼，因此成为了苏轼的老师，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而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跟苏轼都是好朋友，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文采和人品。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几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王安石本打算重用苏轼，结果苏轼却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不应该这么着急发出，最好是慢慢来。 这可把王安石气坏了，结果王安石一怒之下就把苏轼给调出去做官了。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司马光又打算重用苏轼，于是将他弄了回来，还让他做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巅峰了。 结果苏轼又跑过来喷司马光，认为变法中的某些策略还是不错的，不该全部废除。结果司马光认为他是异类，又把他弄出去做官了。 此后苏轼被各种打压，总是是变法派和守旧派都不喜欢他。因此他也只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总结：宋仁宗时期的文人最幸福。 宋仁宗虽然软弱了一些，但是他堪称是最仁慈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文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 因此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大帮优秀的文人，前期的范仲淹、韩琦、富弼，中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后期的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些人才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创造了若干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瑰宝，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无价的。 参考资料：《宋史》 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想必大家一定熟悉的很，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语文和历史课本上面，欧阳修，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王安石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则有那句名闻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句。对于他们，大家熟悉归熟悉，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多少？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出生时，北宋刚建立还没满30年，他为官是在宋真宗（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和宋仁宗（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时期，在仁宗朝曾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公元1041年－1048年），而欧阳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为官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公元1063年－1067在位），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不过他主要的政绩还是在仁宗朝，后来神宗朝的宰相王安石，哲宗朝的宰相司马光，都是由他推荐从而仕途高升的，而这两人在当时是他的政敌。在神宗朝时，他年事已高，主要任务就是养老。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公元1085年—1100年在位）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神宗死后，司马光被哲宗启用为宰相，上台后他和保守派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论好坏，统统废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不论利弊，又通通恢复，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朝可以说是打酱油，没什么话语权。到了哲宗朝时，他挂了个闲职养老，打了一会酱油就和司马光一起归天了，不过他还死在司马光前面。在神宗朝时，受神宗重用，拜相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这小子跟前辈相比，他就是个打酱油的，而且打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还在宋徽宗朝（公元1100一1125年）呆了一年多。他要是能活到90多岁，都能亲眼见到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一隅开朝建国。 综上所述，这五人的辈分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苏轼是前面四个人的后辈。你以为这就完了？他们就这点关系？错，大错特错！ 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之间关系极好，是好哥们，范仲淹作为大哥，对欧阳修多有照顾。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仗义为兄，连续上书为其力争，最后也因＂朋党＂一事屡屡遭人口诛笔伐。最后还被设计，以＂侵占外甥女财产＂之罪出贬滁州。 仁宗朝时，欧阳修与王安石最开始二人关系还不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政坛前辈还和王安石互赠诗文（《赠王介甫》与《奉酬永叔见赠》），并向韩琦举荐王安石。后期到了神宗朝，他却因为政见不合，对新法多有抵触，在地方执政期间曾拒不执行新法有关工作，致使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恶，后来干脆颐养天年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入朝为官前，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宋神宗即位三个月就重用两人，头天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司马光就任命为翰林学士。他俩是朋友，私交上倒也过得去，但在政治上的死对头，两人联手做出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争＂。 二人为政时斗的不可开交，你来我往之下十余年苦斗，虽然司马光文采斐然，兢兢业业，但其工作能力实在及不上王安石，在争斗中明显处于下风，以至于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几乎是黯淡无光，碌碌无为，期间还被贬去西京洛阳，安心编撰《资治通鉴》去了。 至于苏轼，真的是朵奇葩，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朝为官，但在变法派得势时反变法派，结果被贬，在守旧派得势时反守旧派，结果还是被贬，两边不讨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说他：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连宋神宗都说：苏轼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还能做什么呢。 司马光掌权后，对他全面废除新法持反对意见，苏东坡说：新法有利有弊，应予以甄别，把好的留下，坏的剔除就行。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对他发起脾气来。于是苏轼对司马光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东坡知无不言了吗？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而苏轼参加科举的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的第二名是欧阳修亲点的，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欧阳修在放榜后给梅圣俞写信，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死后，苏轼还写了诗词纪念他。他俩还是亲家，因为欧阳修的孙女后来嫁给了苏东坡的第二个儿子。 至于苏轼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不过私下里交情还是不错的，他俩常一起游玩，谈论诗文，或是畅谈国事！ 都是粉丝好友关系，不忘初心，古代人大部分非常讲义气。正义，一言九鼎，驷马难追 ，友谊长存，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宋散文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在唐宋两代的文学成就上，这八位人物最高，所以被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柳欧王曾三苏）。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三苏父子与欧阳修又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同列＂唐宋八大家＂，司马光虽不在其中，但一本《资治通鉴》就已经证明了他的本事。他们四人均是文人，而文人才最懂文人，要不是因为政见不同，想必他们完全会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吧。 欧阳修早王安石与苏轼两人入朝为官，若说三人之间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倒还算不上，但是却也出了许多趣事儿的。 王安石初入仕途的时候，欧阳修对其很是欣赏，甚至曾经作诗以赠。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王安石收到官场前辈的诗之后，也写了首诗回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古代诗人并称及合称 ＂屈宋＂：屈原、宋玉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山涛 ＂建安七子＂：王粲、孔融、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王孟＂：王维、孟浩然 ＂李杜＂：李白、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韩柳＂：韩愈、柳宗元 ＂苏辛＂：苏轼、辛弃疾 ＂孔孟＂：孔子、孟子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扬雄、张衡、班固 ＂三苏＂：苏洵、苏轼、苏辙 ＂苏黄＂：苏轼、黄庭坚 ＂中兴四大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千古文章四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 ＂一祖三宗＂：杜甫（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轼、苏洵、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不曾被离弃，不曾受伤害，怎懂得爱人？ 爱，原来是一种经历，但愿人长久。 爱火，还是不应该重燃的。重燃了，从前那些美丽的回忆也会化为乌有。如果我们没有重聚，也许我会带着他深深的思念活着，直到肉体衰朽；可是，这一刻，我却恨他。所有的美好日子，已经远远一去不回了。 爱情，是自身的，我不再缺少些甚么了。 爱情不是避难所，想进去避难的话，是会被赶出来的。 爱情从希望开始，也由绝望结束。死心了，便是不再存在着任何我曾经对你有过的希望。 爱情是风花雪月的事，失意的人是玩不起的。 爱情也是一种发明，需要不断改良。只是，这种发明跟其他发明不一样，它没有专利权，随时会给人抢走。 爱上了你，我才领略思念的滋味、分离的愁苦和妒忌的煎熬，还有那无休止的占有欲.为什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让我心潮起伏？为什么我总害怕时光飞逝而无法与你终生厮守？ 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 承诺本来就是男人与女人的一场角力，有时皆大欢喜，大部份的情况却两败俱伤。 春天我用眼泪为你浇溉，只盼你发芽；夏天我深情的双眼凝视你，期待你开花；秋天我把月亮画得那么圆，只盼你结果；冬天一床红绸被，所有相思梦里随。 孤单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由你爱上个人的那一刻开始。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要想知道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四个人的出场顺序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司马光（1019年 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 。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二，四个人的关系 从四个人年龄来看，欧阳修比司马光大12岁，司马光又比王安石大2岁，王安石又比苏轼大16岁。也就是说，苏轼在司马光、王安石面前，就是个小老弟；在欧阳修面前，简直就差了几乎两代人。 王安石和司马光私交还算不错，但在政治上，观点却是截然不同，后来甚至成为死敌。王安石主张＂变法＂、＂开源＂；司马光主张＂守旧＂、＂节流＂。 欧阳修曾经跟随范仲淹搞过＂庆历新政＂。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欧阳修特别欣赏王安石、苏轼，也曾经提携过王安石。但对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过反对，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私交。何况，这时候的欧阳修，年龄大了，基本处于休养状态了。公元1007年生的欧阳修，和公元999年生的包拯是同时代人，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宋仁宗时期。 王安石和苏轼，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16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成为忘年交的障碍。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没有过明确反对，但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苏轼写过很多诗讥讽变法。这使得两人关系有过一些尴尬。也正因为如此，苏轼后来被牵扯进乌台诗案中，险些要了命。 但在＂乌台诗案＂中，除了弟弟苏辙极力想办法营救苏轼以外，这时有两个人也在皇帝面前极力替苏轼求情，一个是章惇，另一个就是王安石。讽刺的是，这两个人和苏轼私交都不错，但也都是被苏轼讥讽过的变法领袖。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格局非常大。 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闲居时，苏轼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那是元丰三年的事。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调往汝州途中，路经江宁，想起王安石对自己的搭救之恩，专程去拜访王安石。赋闲在家的王安石郁郁寡欢。见到苏轼，十分高兴，和苏轼煮酒吟诗，通宵畅谈。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有点尴尬。尽管两人原来的关系非常不错，但在后来，慢慢疏远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和苏轼都持反对意见，不过两人反对变法的出发点不同。司马光是守旧势力的代表，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全然不管变法内容的是非对错。这是司马光在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由反对变法，到在实际工作中变得非常偏执，即使是一点小事，也要处处和王安石作对。 苏轼倒并没有全然反对变法，他对变法的看法，一是认为某些变法项目不切合实际，二是认为王安石在变法中任用人才的方法、原则有问题。 但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的保守和偏激。因为，在被贬斥途中，苏轼的确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给现实社会带来的许多好处，逐渐改变了对新法原有的态度。因此，苏轼又遭到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排斥、打击，不断被贬。 也就是说，不管哪一派上台执政，苏轼一直在被贬的路上飘荡。可以说，苏轼因为被贬，倒也得到了不少好处，那就是公费周游了大半个中国。 谈到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欧阳修应该是苏轼小时候的偶像和榜样。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文坛领袖欧阳修。据说，欧阳修在审阅苏轼的考卷时，立刻被苏轼华丽奇绝的文风所吸引，赞不绝口。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苏轼的考卷，以为考卷是自己的门生曾巩的，本来想判定为第一，但为了避嫌，便把苏轼的考卷评定为第二名。后来，当他知道是苏轼的考卷时，又后悔没有让苏轼当成状元。不过，据说苏轼倒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欧阳修的弟子。 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那么，苏轼就是北宋文坛的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三，四个人的成就 总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造诣都非常高。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都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 欧阳修、王安石又都属于改革家，在当时和后世的政治地位比较突出。 从整个历史看，苏轼的文学成就又明显高于其他三位，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学大家。 而司马光，尽管和欧阳修、王安石同样都是政治家，也担任过北宋宰相，但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实在乏善可陈。特别是在王安石下台后，他尽管全盘否定了王安石的新法，但面对存在的现实社会问题又毫无办法，束手无策。而且，他不惜牺牲王安石、章惇等人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割让土地，以保边境的苟且偷安。可见他在政治上的无能。故此，他的主要成就更多偏重在史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他主编的《资治通鉴》。 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论政治成就，王安石第一；论当时的文学地位，欧阳修是文坛领袖；论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苏轼当之无愧；论史学方面的成就，司马光是独一份。 同事关系。曾经同殿为臣，在工作上有分歧，有合作。 受益于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北宋开国初期呈现出文化人才大爆炸的现象，但是文学方面，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唐朝只占有韩愈和柳宗元两位，而宋代占六位，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基本都处于宋代初期，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 作为同一时期的四个人，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四个人还是有一定交集的，简单来说，欧阳修是比王安石、司马光要大一辈的，欧阳修为官主要时期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主要是在宋神宗时期。 苏轼是虽然与他们都同朝为官过，但是还是比王安石和司马光要年轻一点，在官场上地位也低一点。 详细来说就比较复杂了，那真的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文人之间的那点事，更难理清。 欧阳修作为四人中最早当官的人，不仅因为年龄长，更主要是有才华。 大家都知道宋代科举相对容易点，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只不过是相对来说，不管哪朝哪代能考中进士，那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尽管很多人从欧阳修多次科举考试才中进士，认为他科举之路十分坎坷，其实这是扯淡，欧阳修是在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的进士，当时他才二十三岁。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五十岁的时候考上进士都是年轻的，尽管这是形容唐代科举之难，但是宋代也好不到哪去，二十三岁中进士，都是很难得的。 而且，欧阳修在殿试中位列二甲进士及第，虽然不是状元、榜眼、探花这种，那也是排名靠前的。 据说欧阳修之所以考这样的成绩，还是因为遭受主考官的＂打压＂，主考官晏殊也是在历史上较为有名的人物，他后来回忆说，欧阳修未能中状元，主要原因竟然是因为才华太盛，锋芒毕露，众考官决定挫挫他的锐气，以便其更好的成长。 其实与欧阳修同时期的名人也不少，比如晏殊、范仲淹等人，尽管在文学和官场都有造诣，但是能有欧阳修这样全面发展的人，是不多的。 欧阳修不仅在官场上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干将，在文学上也是宋代八大家之列，相比于司马光在史学上的成就，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在历史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后人在编纂历史的时候，喜欢把他们几个人放在一起，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并不尽然，有时候可能同处一个时代，但是不一定会有过多的交集。 比如有人曾说王安石和苏轼都是欧阳修的学生，其实并不尽然，王安石并非欧阳修的学生，而苏轼确实是。 王安石与欧阳修不过是正常的官场交情，虽然王安石年轻一点，欧阳修年老一点，但是王安石后劲很强，有后来者居上的感觉。 在王安石考中进士的时候，欧阳修还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赞扬王安石的文才，但是也仅限于此。 两个人最大的标签其实都是北宋初年的改革派，只不过王安石更激进的改革派，而欧阳修是老的改革派，改革派一老，那必然就是新的守旧派啊！ 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欧阳修已经在地方为官，针对欧阳修的＂青苗法＂，欧阳修并不感冒，反而闹了一个大红脸。 相比于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关系，苏轼与欧阳修那是铁打的关系，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期间，录取了苏轼、苏辙和曾巩等文坛俊杰。 尤其是对苏轼很抱有好感，苏轼考中状元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读来后，＂不觉出汗＂，认为苏轼是后生可畏，两个人好的时候几乎是穿一条裤子，可以说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很大。 这也间接影响力了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比如在针对王安石的新法时，苏轼的态度和欧阳修是一致的，那就是变法过于激进，不容易实现。 结果在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就把苏轼给下放地方了，苏轼一辈子做官坎坷，跟王安石政见不和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苏轼仕途不畅和司马光也有着巨大的关系，欧阳修岁数大了，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不久就挂了，但是反对激进变法这杆大旗不能倒，最后就落到了著名保守派司马光的头上，真正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的干的其实就是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直是教科书中重头戏，当初选定教材的教委一定认为司马光童年的这个故事，一定会教会我们做事情要学会变通。 长大后学了王安石变法，我才知道，原来最不会变通的人其实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年轻的时候知道砸缸后把水放出，落缸小孩能够得救的道理，却不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富强也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能从书本中找答案。 偏偏司马光一生最喜欢著史，希望把人世间一切的真理都融汇到《资治通鉴》中，结果编纂了四百万字后，司马光张口闭口要守＂祖宗之法＂。 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伤仲永》，也是大家读书时候都学过的，我感觉王安石就是借讽刺方仲永的机会来映射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虽然激进，但是整体上来说是为了富国强兵，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不激进一点，也许不会有效果，变法的方向没有错，问题就出在具体的方式上。 但是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司马光的疯狂反对，已经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所有的变法都要遭受抨击。 由于宋代是文人政治，既得利益者太猖獗，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保守派占据上风，王安石被排挤出中枢权力之外。 按理来说，苏轼并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在司马光上台后，应该是咸鱼翻身，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恰恰这个时候，苏轼竟然提变法的内容说话。 苏轼意识到了变法的必要性，但是反对变法激进的措施，并不赞同保守派对新法的清算，不久之后就遭受司马光的疯狂打压。 相对来说，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只不过是把反对派下放到中央，司马光是砸缸出身，下手又黑又狠，一石头下去，苏轼后来就没机会再翻身了。 相对来说，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是文坛巨匠，都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影子，虽然有争论，也都是君子之争。 唯有司马光是一个车头撤退的顽固保守派，大概很多搞历史的人都受了司马光的影响，为了历史可以放弃发展，岂不是典型的顾屁股不顾脑袋？ 这个题目足够写一本书，在此只能简略介绍分析。 这四人都是文学家；苏轼、王安石、欧阳修三人是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人物；欧阳修、司马光是史学家；政治上，王安石以一敌三。一、四人官职谥号，⑴年龄 欧阳修出生于1007年，比司马光(生于1019年)大12岁，比王安石(生于1021年)大14岁；比苏轼（1037年）大30岁；⑵谥号 欧阳修，最高官职：宰相，谥号＂文忠＂，追封康国公；王安石最高官职：宰相，封荆国公，谥号＂文＂；司马光最高官职：宰相，封温国公，谥号＂文正＂；苏轼，最高官职：龙图阁学士知府，南宋赵构追赠太师，谥＂文忠＂。 谥号是皇帝对大臣一生品行修养与是非功过做出的最后公正总结性的评价，是文臣自己以及其后代至高无上的荣耀。司马光＂谥文正＂，是谥号第一等，整个宋代谥＂文正＂的大臣，只有六人，比状元还少；欧阳修的谥号＂文忠＂与苏轼被追赠的谥＂文忠＂。属文臣中的第三等（第二等谥号＂文成＂）。⑶王安石的谥号最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的谥号，就一个＂文＂，在历史上独一无二，仅此一人。这就引起历史爱好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极高的美谥，超过一切；也有人说王安石就会道德文章（当然这是反对他变法，或看不起他变法失败的人）；还有人说，对王安石功过不好评价，留给让后人评论（类似于武则天的无字碑）。 但对比前面的范仲淹来看，要说给予王安石一个字＂文＂谥号，是贬低他，有点说不通。范仲淹也有＂庆历新政＂，也失败了，只是影响小一些而已，就给出了＂文正＂的谥号。范仲淹有破敌守土之功，王安石在任时，使良田大增、国库充裕、拓地两千余里。即使是司马光也一时无话可说，不问朝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二、四人道德人品， 四人中，王安石是与时俱进的改革派，欧阳修与司马光是对立的保守派，而年轻的苏轼则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慢板拍，他首先反对王安石，最后又希望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出面更正朝廷的错误做法。 由于四人政治立场不同，正好可以看人品。⑴欧阳修， 这位老先生，作为一代文坛领袖，道德人品不用说了，对三个晚辈都赞赏有加，也大力提携。 晚年的欧阳修没有年轻时改革文坛的锐气，思想有些保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特别是反对＂青苗法＂。 但没有老先生对王安石个人攻击的凭据，也就是说他是对事不对人。 最后欧阳修辞官，许多人都说是王安石忘恩负义逼老前辈回家。其实不算逼，王安石要变法，自然不能重用反对者。 当然，这里面也很难分清楚，到底是为了变法，还是公报私仇。不过历朝历代，很少人评价说王安石，罢免别人官职是借机打击报复。⑵司马光 这位老兄待人接物温良谦恭，但是认准了的事，就六亲不认，什么都敢说。王安石算什么，皇帝、太后、欧阳修，只有认为自己对，他都不让步。 这位老兄多次当着皇帝的面，指责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例如，司马光毫不客气指责＂青苗法＂就是帮县官收息牟利，简直比网络贷款的坑人行为还恶劣。还说王安石搞的一套＂病民伤国，有害无益＂。甚至义愤填膺地说：不废除＂青苗法＂，＂吾死不瞑目矣!＂两大政治家、文学家碰撞的朝堂争论，气势恢宏，也是一大历史奇观，在场的人根本插不上嘴。二人多次长篇大论争执得差不多了，皇帝也不知道怎么评论，直接喊下班。 但也没有看见司马光私下议论王安石如何不好的记载。甚至看到有人要弹劾王安石，司马光以王安石没有私利为由耐心劝解。但看见王安石贬去自己看中的人才，司马光又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于理力争。 （弹劾，说白了，就是罗列罪状，诋毁人品，就是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拍手称快，在骂骂咧咧踩上一万脚。）⑶司马光与王安石 因为皇帝支持，作为靠边站、为变法让路的司马光，他没有像欧阳修那样辞官回家，而是自请离京远离朝政。宋神宗调动擢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却连上五道折子，说自己既＂不通财务＂、也＂不习军旅＂，坚决不干。意思是我不懂财务，也没有学过带兵，让王安石去搞，我走。 可见司马光当时窝一肚子火的程度。《资治通鉴》编撰了19年，其中司马光15年没有干预朝事。 工作归工作，生气归生气，人品是人品。在朝堂上争执得脸红脖子粗，私下不出阴招，这就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 1086年5月，王安石在家乡去世，当时司马光自己已经将王安石变法的举措废除了。得到噩耗的司马光为了不让官场世俗小人落井下石、凌辱王安石。他首先定调，带病写信：＂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要对他＂诋毁百端＂。 皇帝追赠王安石太傅，谥号＂文＂，也是司马光的提议，于此一来，就没有谁敢对已经去逝的王安石说三道四，因为皇帝已经做了评价。半年后，司马光也病逝。（4）王安石 这位老兄，长时间不洗漱。即使外套上油渍斑斑、汗味可闻，也不换衣服。可人家声望好、有才华，不讲个人卫生，反而成了个人魅力。史书说：＂时人咸谓其贤＂。这哪儿说理去？ 这位老兄还有个性，对谁都是不卑不亢。即使是面对欧阳修也如此，曾多次拒绝欧阳修提拔自己。 据说铁面无私的包拯请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位吃饭。得知王安石喜欢吃鹿肉，包拯故意将鹿肉放得离王安石远一些。王安石对鹿肉看都不看，只吃附近的菜。 王安石、司马光这二位老兄不饮酒，可包大人得劝啊，不能说你们自己说不喝，我就不劝几句吧！包大人是前辈，是上司，还做东，司马光碍于情面，喝了好几杯。而无论包拯怎么劝，王安石就是不喝。 于是，黑老包大人总算见识了一个，比自己还犟的年轻人。 变法前。王安石与司马光及吕公著、韩维被称为＂嘉祐四友＂，经常来往，在一起聊天作诗论文。 司马光离京后，王安石也没有落井下石。例如，性格纯厚的吕诲病逝、此人是反王安石变法的急先锋，曾骂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也因敢在文武百官面前、向皇帝弹劾王安石而著名。吕诲去世，司马光为他写墓志铭，提到新法苦民。有拍马屁的人向王安石告密。王安石看后不仅没生气，还将拓本挂在墙上，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历史上，还有许多关于二人拒绝贿赂的事情。 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之争，是各自为了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寸步不让，针锋相对。所以他们是胸襟坦荡的君子之争。 1079年，此时王安石虽已经罢相，但官职是司空。他也回家，为司马光执政让路。（5）苏轼与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彼此都赞赏对方的文才，但论苏轼的政敌，非王安石莫属！ 苏轼这位仁兄官运不济，刚入仕途就碰到两大阵营激烈碰撞，两派之间明的暗地、是私是公，看得人眼花缭乱。 26岁时，苏轼参加升职考试，王安石是考官之一。众考官都赞美苏轼＂文义灿然＂，唯有王安石不看文笔看内容，因为此时的王安石一心想找支持变革的人才。 在这种官场上论政治，一门三苏，也抵不上一个官场不倒翁司马光。 苏洵甚至还写了《辨奸论》，直接指着鼻子骂王安石是奸臣。苏轼则对王安石改革言行也是热嘲冷讽。此后，只要朝廷有重用苏轼的提案，王安石就会不请自来、出面阻拦。 1071年，因苏轼又一次上书论新法弊病，王安石一怒之下，将他贬出了京城。 司马光复出，苏轼不仅仅没有得到重用，还被贬得更远，也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岭南，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 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了，御史何正臣弹劾苏轼，说用语暗藏讥刺朝政。苏轼一贯反对变法，别说暗语，明言都有。罪名极有可能被赐死。一直如同一堵墙一样阻挡在苏轼仕途升迁路上的王安石此时又露面了，不过这次是救苏轼。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王安石在给神宗的奏章里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帮苏轼逃过了鬼门关。 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到江宁，拜访了已经退休的王安石。曾经的两个冤家见面了。 让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在南方多地辗转任职了13年的苏轼，竟然想起王安石执政的好处，当面要求王安石出面干预朝廷的错误。王安石自然拒绝。 这一次，两位文坛巨匠一笑泯恩仇。（6）苏轼与欧阳修 苏轼不同与王安石，他对欧阳修可是毕恭毕敬。 欧阳修与苏轼年龄相差三十岁,是为忘年之交交。二人颍州聚会，二十来天在一起游山玩水，写诗作赋。苏轼与欧阳修还兴高采烈谈论求医问药 欧阳修也曾举荐苏轼，只可惜苏轼官场人缘不好。三、私生活 北宋官场纳妾蓄妓成风（最有名的应该是皇帝、官员都喜欢找李师师）。可看遍宋代历史，惟有司马光和王安石，再加一个岳飞，这三人是例外的极品男人。 （1）一次，府中一个不认识的女子来伺候自己，王安石奇怪，问她才得知：她老公是一军中小官，因运米船沉，家产不够补偿（想起了《水浒传》里面杨志押运，翻船丢失花岗岩的惨状）。她老公就作价出卖她。于是王安石的妻子花了九十万钱 将她买回给王安石做侍妾＂。王安石立即派人找来她丈夫。说：＂你把老婆带走，九十万钱我也不要你退了。＂ 王安石自己不趁人之危、不占便宜、不好色，让人家夫妻感激不尽和好如初。 （2） 司马光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妻子张夫人都急得半死，就给他买回一个美女，偷偷安置在卧室，司马光则不为所动、视而不见。又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老婆和丈母娘合计，又给他安排了一个貌美如花的丫鬟。司马光毫不客气地直接把她赶出卧室。张夫人终身未育，后来，司马光过继了他哥哥的一个儿子养在自己身边。 小时砸缸的司马光，还是一个感情专一的男人！ （3）在这一方面，苏轼买卖侍妾是家常便饭，甚至以妾换马，远不及司马光、王安石的为人。纵使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吊念亡妻的千古词作，也难以抹去他的这一污点。 谢小蜜邀 将此问题与＂王安石在宋元史书中为何上奸臣传？＂一并作答 内容太长，懒得抄书，截图作答。没耐心阅读的朋友慎入，擅长断章取义的朋友请出门右拐，喜欢站队的朋友请跑步前进 从南宋起，王安石的评价一路走低，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施行新政的北宋亡国，二是关乎赵九妹 继位的合法性问题。 (头绪太多，不展开) 到了仁宗时期，宋朝制度设计的弊端已显露无遗 仁宗应对财用不足的手段只是节省后宫与宗室开支，不但没有从兵制、官制等耗钱大户身上想办法，反而使冗兵、冗官、冗费的问题更加突出 想跟大臣们搞好关系，少不了喝点小酒 仁宗每年请客吃饭的钱便占朝廷开支的10/100 中书、枢密、三司各管政、军、财，互不知政，效率低下 结果是仁政形同虚设，＂不过是文移＂ 当然，仁宗是忧国忧民的，京师是温暖富足 的 仁宗治下，大宋普遍 种植来自火星的高产作物 更劲爆的是 可见，相比宋朝农业专家，袁院士是无能的 肯定，仁宗陛下看到这些喜报时的心情是无比愉悦的 绝对，读经义会诗赋的士大夫是无敌的 当然，宋吹对宋朝粮食亩量领先世界两千年是感到无比兴奋的 无疑，某些自称宋史专家的学者对宋朝人均酿酒耗粮九百斤的数据是确信的 可想，宋朝有识之士对现状是深感忧虑的 其中就包括题中四位: 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 以王安石论，欧阳修是恩师;司马光是好基友，苏轼是同桌的TA 变法使得哥几个彼此伤害，一笑而过 首先，王安石认为:欧阳老师做官的能力不及格 然后，兄弟互怼，不死不休 司马光PK王安石，大有有你无我的架势 新党失势后，司马光却为基友辩解:安石怎么能算奸佞呢？这家伙只是脾气大、性格执拗罢了，心地其实很单纯善良呢 这哥俩好像互相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才安心 然而，政争过后 哥俩好，一辈子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苏轼也追星，名曰＂小光粉＂ 然而，小光粉对偶像尽废新法的做法也不高兴，怒怼 怼是怼，偶像有难时，大胡子还是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 一场好朋友之间的方法之争演变为政争，继而发展为党争，不禁使人唏嘘 党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新党的得力干将蔡京因为废新法也很得力，在旧党的扶持下登上相位 补充一个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 甚得钓鱼之意！ 无论在宋朝，还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天空上，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全部都是耀眼的明星，历千年演变，依然光彩夺目！ 那么，这四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一是，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都是宋仁宗、宋神宗两朝最著名的文臣，他们同朝这官； 二是，这四人又都是宋朝最著名的文人，苏轼写诗词歌赋，王安石是经学大家，欧阳修和司马光，既是文学大师，又是史学大师，司马光著有《资治通鉴》，欧阳修曾主编《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 三是，这四人因为同朝为官，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多有交集，一度惺惺相惜，一度反目成仇，他们的相互斗争，左右着朝局的态势，影响着时代的走向。 下面，我根据史料所载，简要地理一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中，欧阳修是老一辈，当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还在科举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时候，欧阳修已经是文坛的大佬、政坛的耆宿。而且，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都有欧阳修的发现、培养和提携。一、欧阳修与苏轼的关系 欧阳修还是苏轼的老师，而且＂三苏＂就是欧阳修发现并大力推荐而脱颖而出的。当年，48岁的苏洵带着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手持文章，赶到家乡眉山200里外的成都府，以布衣之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张方平读完后，觉得可荐，但向朝廷推荐自己还不够实力，建议苏洵到京去见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当时翰林学士，既有眼光，又有推荐的实力，苏洵又辗转到汴京，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果然大赞，马上向宋仁宗上了一篇《荐布衣苏洵状》，使苏洵名振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更是文坛佳话。1057年，朝廷举行大考，各地举子云集汴京，欧阳修作为知贡举，是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同时，给考生准备的试题也是他出的，第一场考试策论，他出了个《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冷僻的题目，大多数考生的文章乏善可陈，但有一篇颇具孟子之风，让欧阳修眼睛一亮。复试时，欧阳修又读到一篇《春秋对义》，大加赞赏，立刻将此文的作者确定为第一名，也就是＂会元＂。揭卷（考试要糊卷，防止看到作者姓名后舞弊）后才知道，两场印象最深的文章都是出自苏轼之手，让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在给好朋友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高度赞扬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就是在欧阳修的大力延誉下，高中进士，闻名朝野的。 就这一点来说，欧阳修不仅是苏轼的老师，更是他最大的贵人和伯乐。二、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宋仁宗在位时举的进士，司马光是1038年，甲科；王安石是1042年，第四名。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二人前后为进士，都是同朝为臣，且都才华横溢，起初相互欣赏，关系不错。但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经史学家最终却交恶了，原因是熙宁变法。 宋神宗上台后，看到朝中财政空虚、军备落后、士气不振，便提拔王安石为宰相，推动变法，因变法始于熙宁年间，故称＂熙宁变法＂。 变法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要壮大财力，势必削弱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他们购买了广阔的良田，以前不要交税，甚至别人的田借他们的名义耕种都不要交税，但变法之后，一切都变了，不但田要交税，还要抽丁为公服役，因而遭到激烈的反对，反对最力者，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矛盾焦点是，王安石要通过＂开源＂的法子，就是增加地主本来要交的税等手段来实行，而司马光主张＂节流＂，通过节约保存财力。不过，这是表面上的，根源上就是司马光既不愿意王安石的改革触动地主阶层的利益，也不愿意因此而损害农民的利益（青苗法因为操作不当，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故强烈反对。 熙宁变法实际上是宋神宗强力推进的，王安石是个建议者与执行者，但那些反对变法的人，没有一个敢说宋神宗的坏话，都把火气向王安石身上撒，尤其是司马光，为了反对变法，竟然朝廷提拔他当枢密副使也不当，自请离朝，挂职修史，要求到西京洛阳，当个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职，一心修史。这当然是负气的决定，但正是这个负气的决定，司马光在洛阳十年，写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三、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的一生，都与王安石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人都是顶尖人才，都是百年难出一个的槃槃大才，不过二人的长处有所不同，苏轼长于文采，王安石长于务实，特别是在治国理政上，苏轼与欧阳修非常类似，有着深沉而真挚的爱民之心，有着家国责任的担当，但在实施中，王安石则更深入、科学、精准，有的放矢，且一往无前，哪怕碰得头破血流，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 所以，苏轼与欧阳修治理地方的时候，都喜欢游山玩水，而且长期如此，因而欧阳修在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苏轼在黄州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王安石在任上做什么？王安石做调研。他曾经为了推动一项改革措施，经常把经验丰富的老农请到衙门来探讨，相对于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更注重实际，更直面问题的解决，他的爱国爱民体现在具体的一件事一件事中，所以，当年宋仁宗要调他到京城工作，重用他，他却竭力推辞，原因是，他还想在基层历练，希望掌握更多的基层情况，进一步探索基础改革的经验。 苏轼是在湖州任太守时，被宋神宗安排的御史带到京城关押待罪的。宋神宗改革，运作大，动静大，一些后进便想通过观皇帝的风向得到提拔重用，他们发现苏轼平时爱对改革提意见，是有名的＂反对派＂，因此在苏轼的诗里找到了一些讽刺之句，还不一定是讽刺改革的，但他们就以此弹劾苏轼。宋朝的御史和谏官是最有权威的一群人，他们的意见不仅大臣，就是皇帝也经常不得不听。因此，苏轼被抓，就连皇太后说情都不行，关了108天，以贬官处理结束。 很多人都认为苏轼的贬官，是王安石使的绊子，事实并非如此，是皇帝的意见，御史＂观风＂的结果。从此，苏轼成了改革的反而典型，一有风吹草动，朝廷就贬苏轼的官，从湖州贬到黄州，再贬到郴州，再到广州，最后贬到茫茫海外的海南昌化，贬了一辈子，最后平反了，却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王安石早苏轼15年去世，苏轼后来的悲惨遭遇，大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因为苏轼是个直性子，讲话不喜欢绕弯子，王安石变法有问题时，他批评变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上台，把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部废除，苏轼又认为有些变法不错，不应该废除。所以，他两边都不讨好，结果两边都开罪了。 苏轼是敬重王安石的，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王安石去世后，朝廷赐他太傅荣誉官衔，苏轼正好在贬官任上被召回，任中书舍人，宋哲宗命他为王安石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轼欣然应命，挥笔写就了这篇＂制＂：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 从这篇给皇帝代言的制书中，我们一方面可知到王安石去世时止，朝廷对他的评价是非常积极的；另一方面，苏轼虽然几度贬官，但他对王安石是敬重是一贯的，否则以苏轼＂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性格，他不会违心写的，而且，这种文字是在违心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王安石在变法后期遭到一些非议后，宋神宗在百般无奈之下，罢免了他的宰相一职，让他以江宁太守之职，到江宁（今江苏南京）休养。解职罢相，心里总会有些不快吧，很多政敌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一幕的，泛泛之交也想在记忆中将他抹去，这个时候，苏轼还到江宁特意看望王安石，在那住了七八天，二人天天促膝交谈，俨然莫逆。可见二人关系是非常好的。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虽然已经远去了，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政治，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敬佩，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