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昔年间风云跌宕，方才见得革命先辈创业之艰辛，时至今日我们所处之国富民强，实乃先辈们以生命与鲜血堆积而来，他们沉默着嘶吼着爆发着，前仆后继的成为了祖国未来的基石，更开出了中华大地之万世太平。 昔年间为了革命，先辈们奋斗于不同战场，有人游走于国际之间为中华之革命寻求帮助，有人奋战于沙场推动革命胜利早日到来……殊途同归不变的是那一颗爱国心。 与此同时有着这样一批人，他们与前者一般身怀爱国之心并付诸于行动，然而收获的却是无止尽的谩骂与仇恨，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为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希望与未来奉献毕生。 这一群体的身份便是昔年间的红色特工，其中便包括那位值得永远铭记的英雄！红色特工朱大同，大笑着走向刑场。 朱大同一、表面上的朱大同 关于朱大同的履历是非常简短的，然而其间只言片语却能窥见出一份跌宕与曲折。 朱大同于1907年诞生于安徽萧县，虽中学未能毕业但因其自幼读书的缘故，曾出任萧县王寨小学任教员兼训育主任。 1928年朱大同于王寨小学加入我党，并于同年任教张庄寨小学，受命在此组建党小组。 1931年朱大同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并于次年组织发动了张庄寨暴动，而后在暴动失败的状况下潜逃。 这一阶段的朱大同毋庸置疑是立场坚定的作为党员站在了我党一方，尤其是上述张庄寨暴动的发起过程。对于其间所需承担的风险，任何人皆是心知肚明的，失败的代价形同宣告死刑，因此察觉失败之后朱大同果断潜逃。 这一结果任谁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位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不惜以生命为赌注发起暴动的革命者，因畏惧身首异处而投敌成为特务？ 或许人们最初对此是有所猜疑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疑验证了朱大同＂叛变投敌＂的本质。如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即1936年任徐州特务室兼行动队长的朱大同，发现并逮捕了潜伏在一家中药铺当中时任中共苏鲁特委书记的郭子化。 郭子化是我党在枣庄较早的创始人之一，为枣庄中国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而在彼时他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回过头来，朱大同能够将之抓捕在国民政府眼中无异于大功一件，然而后来郭子化却平平安安的被保释出来，那么其间是否另有隐情？ 首先务必要排出的是朱大同与郭子化之间的不相识，其中显然是不存在的。为何？前文提及朱大同组织发动了张庄寨暴动，时间节点是1932年。而郭子化正式这一年开始开拓枣庄党组织的，与此同时其引导参与了多场暴动起义，其中便包括张庄寨暴动。 也就是说，郭子化与朱大同皆在张庄寨暴动之中承担起了重要领导角色，那么两人必然是相识的。郭子化之所以能够被保释出来，是因有人担保其身份只是明面上的中药铺老板。 郭子化 建立在朱大同识得郭子化身份的情况下，怎会默许一个＂假身份＂令其唾手可得的大功一件不翼而飞？因而其中未必不是朱大同刻意为之的结果。 又或者是否能够推测这一事件本身便是一份自导自演的＂投名状＂？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实质性的历史文件可以证实。 不过总而言之，建立在郭子化身份的重要性、郭子化与朱大同相识的状况下，整件事情似乎有很多可疑之处。 言归正传，郭子化事件的发生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朱大同，虽然其抓捕郭子化却并未及时＂发现＂郭子化的身份，导致其被保释出去。但是依旧完成了郭子化带领党组织发动转移，从侧面上打击了我党。 此后的朱大同依旧在反对破坏我党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其主要活动范围在萧县，手段为建立特务组织，制造歪曲言论，同时培养反共骨干。 由于朱大同的＂积极表现＂，1940年朱大同成为了萧县县长，而能够有此结果，自然是对我党组织不遗余力的破坏行径。 二、＂屠刀挥向同志＂ 当朱大同在破坏我党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毋庸置疑的则是铺天盖地的骂名，而相较于这些骂名而言，最为痛苦的莫过于前文之中所涉及的，为掩盖身份要对自己的同志挥舞屠刀。 而与此同时，朱大同所需要面对的亦有自己同志们的矛头，毕竟任何潜伏者的身份都是少有人知的，绝大部分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自己同志们的针对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于被自己同志误杀也极有可能。而在这一方面朱大同想来也是深有体会的。 十年间，萧县的局面是非常动荡的，透过一个县＂三个政府＂便可以窥见，首先便是彭笑千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另一方面则是朱大同作为县长的国民政府以及日伪萧县公署。 彼时朱大同所代表的乃是国民政府，而彭笑千方面则属于我党，因而一者为了掩盖身份，而另一方则因对于＂叛徒＂的仇恨，对抗是在所难免的。 曾在一处公共场合之中，彭笑千与朱大同相遇，本着对于革命叛徒的仇恨，彭笑千顿时怒不可揭，指桑骂槐地怒怼朱大同。 他说，有些畜牲就是出生的太晚，不珍惜团结抗战的局面，到处惹是生非大肆捣乱……无论他再怎么遮掩，人民都看的一清二楚！ 又或者在某次彭笑千等根据形势决定的策略之中，曾明确将朱大同列为打击对象，称其虽为光杆县长，但素来不遗余力的反对破坏我党。 除却彭笑千方面针对朱大同的行动之外，朱大同亦曾采取过一定的行动。 当然，无论朱大同的行动又或者上述彭笑千的作为，皆是通过相关人士回忆揭开的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尤其是在彼时朱大同有着＂叛徒＂这样一重身份。之所以列为参考，是对彼时两方面对抗状态的反映。 言归正传，在相关人士回忆中彭笑千如此对待朱大同，朱大同势必要反击的，而其中一件事情便是＂借刀杀人＂。 曾有一次彭笑千受汤恩伯命令与之见面（彼时尚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当彭笑千正与汤恩伯交谈之际，似乎得到了消息的朱大同突然出现打断了这一场谈话。 而朱大同开口便要将彭笑千置于死地，他直接表示，汤总座不妨问问萧县几千条枪在谁手里？政府大印在谁手里？几千武装又在谁手里……如不惩办，国法何在？ 朱大同的一番话所揭示的便是彭笑千将上述武装枪支等交由我党掌握，而在旁人看来目的是为借刀杀人，由汤恩伯动手。 然而似是对朱大同的话将信将疑，汤恩伯虽并未杀死彭笑千，却也将他软禁起来。 汤恩伯三、真实的朱大同 透过上述事件，足以窥见作为红色特工的朱大同在其间所默默承担的一切，无论人民的骂声、同志的不解，又或者与同志间不得不发生的对抗，于他而言无异于是一场煎熬。 不仅于此，朱大同更是为此背负上了，＂汉奸＂的骂名。早在1941年之时，朱大同进行秘密活动之时被日军逮捕，而后竟是顺顺利利的从日军手中被释放，此后更成为了日本人的爪牙将屠刀挥向我党与人民。 然而在1999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的作品《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五十周年》之中，却详细的表述出了朱大同在日军监狱面对审讯无所畏惧绝不妥协，而后趁机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也记载着，在抗日战争期间朱大同曾领导队伍与日军有过共计44次作战，共击毙击伤俘虏鬼子汉奸710人。 相应而言，显然是后者的可信程度更高一些，因而朱大同曾是汉奸之事自然是虚假的又或者与其＂特务＂身份一般，只是为了掩盖作为红色特工的本质。 而关于这件事情，实质上作为朱大同的警卫侯兴胜曾出面为之证明，彼时一并关押的还有一些学生，面对日本人的逼迫朱大同本誓死反抗，为此日本人甚至在报纸上发布朱大同已经投降的消息，正因如此朱大同虽并未投降，却在群众眼里已然倒戈。 基于朱大同并未投降日本人的事实，1949年5月11日朱大同却在上海宋公园被国民政府处决，一并遇害的还有数位我党人员，而罪名便是其曾投降日本人是一名汉奸。 然而在被押赴刑场的道路上，朱大同于人民的骂声与诅咒之中放肆大笑，那姿态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迈。 联系上述抗日战争结束之初，朱大同从未被处决反而委以重任，此时却又以此为罪名将之处决，与此同时一并遇害的还有我党人员，那么朱大同被处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其间则是朱大同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所做出的最后的贡献与努力。 1949年朱大同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任江苏支盟委员，开始进行对国民政府内部人员的策反活动，而导致国民政府处决他的真正原因便在于此。 朱大同的就义时间为1949年5月11日，而在16天后也就是5月27日上海解放，但实质上正是为了这一结果朱大同方才英勇就义，而他却并没有看到上海的解放。何出此言？是因江阴要塞起义。 1949年4月21日，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起义，史称江阴要塞起义，其间之影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尤其是对于上海的解放。而朱大同彼时便曾切实参与到了这场起义发生之前的策反活动之中。 正因如此，在这场起义发生之后，朱大同参与其中的行径败露，以至于被国民政府所处决，而在上海解放之后于1950年朱大同因此事被认定为烈士。 实质上时至今日，关于朱大同的真实身份依旧存在一定的疑问，而本质上这也是作为一名潜伏者一名红色特工必须要面对的无奈之处。 不过相应的质疑在事实面前也是无力的，不仅1950年朱大同被认定为烈士，此后于1981年国家再次追认其为烈士，两度追任无疑是坐实了朱大同的身份。 由此联系朱大同被押赴刑场过程当中的大笑，他所笑的乃是江阴要塞起义的实现，是上海即将解放的未来，更是解放战争必然胜利的未来。 太平本因先辈而生，而先辈却未能享一日太平，朱大同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而如他一般为了国家与人民而付出生命的革命先辈亦有许多，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新中国便无法于一片废墟之上拔地而起，更不会有我们时至今日的国富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