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一中统特工因生活困难致信陈赓，陈赓我曾托公安局照顾您

　　前言
　　图|鲍君甫
　　1950年10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开展，次年1月，＂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是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很快，南京市公安局便开展了对反动团体、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在登记过程中，有关部门及其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向登记者反复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的政策。
　　可即便如此，依旧有少数反动党团人员对此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不敢主动去公安局登记，当登记期限一到后，这些不主动进行登记坦白的反动团体人员及特务人员，便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
　　在这其中就包括曾任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院长的鲍君甫，因其有较多的伪职和身份，又没有主动进行坦白，便被移送至南京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法院认为鲍君甫在过去具有一定的身份，便下令对其处以重刑，当鲍君甫得知自己被判刑的时候，立即高声大喊：＂我为共产党做过不少贡献，陈赓可以为我出庭作证。＂
　　法院院长鞠华听到这句话后，便对此案十分重视，为了印证鲍君甫的身份，他曾两次给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写信，直到1951年11月才收到陈赓的亲笔回信，也正是这封信改变了鲍君甫的命运。
　　图|陈赓将军
　　那么，鲍君甫究竟是谁？他和陈赓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故事还得从鲍君甫的人生路开始讲起......＂双面特工＂
　　1926年春的一天，连日阴雨的上海滩迎来了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一个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来到鲍君甫的家中，他就是中共党员陈养山。
　　此次，陈养山来到鲍府，是经人引见，以学习日语为名，想要探知鲍君甫的政治意向，并进而争取他为中共服务的。
　　当然，中共之所以如此看重鲍君甫也是有缘由的。
　　1893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自幼时起他便在日本留学，最后毕业于日本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
　　在日本多年的生活和学习，使鲍君甫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情风俗方面了如指掌，也同日本的几个通讯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一些日本商人亦有经济来往。
　　在学习过程中，鲍君甫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这让他的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1919年，鲍君甫回到了中国，来到了上海，他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不久后，他便以一个日本通的才华在上海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文员，同时还为一些通讯社撰稿，很快，鲍君甫便在上海滩声名鹊起。
　　1924年，在大革命浪潮初起之时，鲍君甫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五卅＂运动时，他结识了身为洋务工会负责人的青帮中人杨剑虹。
　　杨剑虹也是广东人，与鲍君甫既是同乡，又是同党，二人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了陈立夫，逐渐成为了陈立夫的亲信和助手，鲍君甫也因此结识了陈立夫及其身边的人。
　　图|陈立夫
　　为了摸清鲍君甫的政治倾向，争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我党所用，中共特意安排陈养山接近鲍君甫，这样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自那以后，陈养山经常出没于鲍君甫的府第，利用学习日文的机会，常常与鲍君甫一起吟诗抒情，一起喝酒论时局，渐渐地他们二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这种情况下，陈养山是共产党，鲍君甫也是知晓的。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不久，即因党内斗争而被迫下野。
　　1928年10月，蒋介石复职出任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又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在经历这番折腾之后，蒋介石清楚地知道，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要严厉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外，还需打击国民党的其他党派。
　　为此，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建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作为国民党最早特务组织的头目，陈立夫走马上任后，大肆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任命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索中共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以外，还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
　　当时上海军、警、宪、特众多，各种势力混杂，历来是国民党注目的重点，为了在这里建立调查科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物色人才，经过杨剑虹的推荐，鲍君甫加入中统，并改名为杨登瀛。
　　即便是加入了特务组织，但鲍君甫的思想却依旧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虽然杨剑虹多次邀请鲍君甫参加特务组织，但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与腐败统治，不愿为其卖命，但其政治信仰又与共产党人有距离，因而鲍君甫陷入了举棋不定的状态之中。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上海，中共中央更需要了解敌人的动向，于是中共在经过反复思量后，决定把鲍君甫争取过来，并派陈赓与他会面。
　　图|陈赓将军
　　1928年5月的一个晚上，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中秘密会晤了，鲍君甫对陈赓的传奇经历早有耳闻，心仪已久，因此双方谈得甚为投机。
　　在畅谈良久后，鲍君甫被陈赓所折服，他决定为共产党办事，最后双方约定，鲍君甫除了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为此，中共特科还派出忠诚的卫士连德生充当他的保镖。
　　那时，连德生跟随鲍君甫到各侦探机关活动，与陈赓进行单线联系，为解决鲍君甫请客应酬之需，党组织还每月给他提供可观的经费。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指导下，经过陈赓、陈养山的细致工作，中共特工队伍中增加了一名特殊成员。
　　在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共产党人到处遭逮捕不少人变节自首，鲍君甫这个举动要冒极大的风险，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鲍君甫仍愿意铤而走险。
　　从此，在公开场合，他是国民党特派员杨登瀛，在暗地里，他又是非中共党员的红色特工鲍君甫。
　　当时，为配合鲍君甫＂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便会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有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
　　图|特工（非鲍君甫）
　　在这种情况下，鲍君甫逐渐取得了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1929年，鲍君甫被正式任命为驻沪特派员。
　　得知这一情况后，中央特科在经费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还是破例给鲍君甫配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帮助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很快，鲍君甫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建立起了联系。＂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绝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同这些上层人士建立起了联系后，不仅方便了他为共产党提供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帝国主义捕房阴谋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情报，还为共产党营救战友和清除叛徒、内奸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去华德路竟业里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但这个开会地点却被敌人发现了，英捕房在会址埋伏了便衣，而与会同志来不及报警。
　　当任弼时走上台阶叩门，门开了一半时，屋内出现了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这时，任弼时发现情况不对，便想转身离开，可便衣已抓住了他的臂膀，想要离开已经不可能了。
　　与此同时，敌人逼着屋内的一个妇女说出他的姓名，这名妇女看了任弼时遗言说：＂不认识。＂
　　可敌人不相信，直接给任弼时戴上了镣铐，推上了囚车，此时，任弼时乘机迅速把暗藏在衣兜内的字条放入口中咽了下去。
　　图|任弼时
　　敌人将任弼时押解到捕房后，从他身上只搜出了一张车票，别无任何凭证，在审问中任弼时说他叫彭德生，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记错了门牌被误捉来的。
　　但敌人对任弼时的这套供词并不相信，便开始对她严刑拷打，可不管怎么打，都始终得不到任何有用的口供，最后，只得把任弼时当作嫌疑犯转押到监狱去。
　　任弼时被捕后，党中央令中央特科营救，陈赓遵照中央指示，让鲍君甫设法营救。
　　鲍君甫接到命令后，利用自己同英捕房的关系，向英捕房说被捕的彭德生是他手下的人，就这样，英捕房就看在鲍君甫的关系上，把任弼时释放了，使任弼时逃脱了敌人的残害。
　　1930年4月，在鲍君甫的帮助下，共产党成功挫败了一起出卖周总理的案件。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收到一封信件，写信的是黄埔一期生、刚从苏联学习回到上海的黄第洪，他向蒋介石诉苦说自己在共产党内不得志，准备＂改过自新＂，投向国民党，请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一下。
　　作为见面礼，他同蒋介石说周总理近期准备接见他，并把详细地址及时间等情况一并在信中作了交代。
　　图|周总理
　　看完信中的内容后，蒋介石喜出望外，他立即让陈立夫亲自督办这件事，陈立夫则指派徐恩曾出手，为了防止意外，尽快抓住周总理，陈立夫和徐恩曾认真商量了对策，经过慎重选择，决定派出他们眼中最可靠的人——鲍君甫来办理此事。
　　当这件事落在鲍君甫身上后，他立即向共产党发出＂警报＂：
　　务必设法确保周恩来的人身安全。
　　按照黄第洪心中约好的接头暗号，鲍君甫与黄第洪见面了，黄第洪见蒋介石果然重视自己，心里十分高兴，便向鲍君甫提供了一些情报。
　　周总理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亲自指挥，在确认黄第洪叛党事实确凿后，为避免他对党中央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便下令对其进行处决。
　　正是鲍君甫发出的＂警报＂才让中央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避免了一场危局的发生。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革命，顾顺章叛变后，地下党立即派陈养山对鲍君甫加紧进行气节教育，指出：＂只要你矢口不讲，国民党不敢对你怎么样！＂ 并告诉鲍君甫：＂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这个朋友的，若是一旦被逮捕，要意志坚定，只要你不开口，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因当时形势紧迫，陈养山已经不能再多去鲍君甫家，只能用电话取得联系，把人约出来密谈，几次，他都是同鲍君甫的妻子见面，除了对她进行安慰，他还代表组织给了她一笔钱，告知她：＂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随时来找我。＂说完后，陈养山把找他接头的暗号和地方通知交给了鲍君甫的妻子。
　　图|陈养山
　　在一次会面中，陈养山告诉鲍君甫的妻子：＂请你转告鲍君甫不要跑，即使被抓起来，也不要讲，这样是最好的办法，不会出什么问题，张道藩回来帮忙的，也请转告君甫兄，你们鲍家的事，我们中国共产党管到底的。 ＂
　　因顾顺章叛变告密，鲍君甫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在此期间，即便是经受酷刑，他也始终没有供出中央特科工作的情况。
　　敌特在审问他时，他总是说：＂我的事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好讲的。＂
　　此后，鲍君甫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果然将鲍君甫释放出狱了。
　　后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故意将鲍君甫逮捕，让他在狱中对中共被捕人员做劝降工作。
　　1933年，陈赓被捕后，在狱中与鲍君甫相遇，鲍君甫通过关系，在狱中对陈赓给予照料，这让陈赓十分感动，对鲍君甫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绝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听了陈赓的话微微点头：＂哪怕明天就叫我上刀山下油锅，我也绝不会后悔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
　　图|陈赓将军
　　后来，周总理、陈赓等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7年国民党再度起用鲍君甫，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此时鲍君甫已经完全脱离国民党特务系统，与共产党也脱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时过境迁，世事沉浮。1949年，当解放军攻进虎踞龙盘的南京石头城后，鲍君甫已经是一个以文为名，在南京街头摆小纸烟摊为生的一介平民了。＂请陈赓同志作证！＂
　　鲍君甫原本以为自己就将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生，但1950年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南京市公安局开始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进行登记。
　　当时，鲍君甫认为自己曾为共产党作过事，便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已到，鲍君甫便被立即逮捕了。
　　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认为鲍君甫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准备对其处以重刑。
　　这时，鲍君甫提出自己在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他说：＂我曾在大革命时期，为共产党作过不少贡献 ，1926年，我由陈养山引荐打入敌人内部，在1930年至1931年打入国民党时期，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同意的。在上海期间凡有搜捕共产党员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使其转移躲避，后因叛徒告密，我和陈赓都被国民党逮捕，先后关押在南京市白下区羊皮巷首都特别刑事法庭看守所，后又被关押在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等处，在狱中遇到了陈赓，当时我在甲级号房，陈赓在丙级号房，我设法通过关系将陈赓转到条件较好的甲级号房，我即与中共失去联系，我绝无叛党出卖组织之事，故请陈赓同志作证！ ＂
　　时任法院第一任院长的鞠华听到鲍君甫的发言，对此案十分重视，为了确保此事的真实性，市法院两次给陈赓发函，希望证实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
　　因当时陈赓赴朝作战，未能收到信函，在经过几番周折后，此信才终于到了陈赓的手中，接到信后，陈赓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函复。
　　并致敬意
　　陈赓
　　11月24日
　　陈赓的这封信肯定了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作出的贡献，为法院审判此案提供了重要证据，这也使得鲍君甫的命运发生了转机 ，法院又进一步查实，取得了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证词，经法院研究对鲍君甫予以释放，判处管制一年。
　　鲍君甫获释后，无生活来源，只得靠摆小摊子维持生计，处境窘迫。
　　1952年11月，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得知鲍君甫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再一次强调了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对共产党的工作有很大贡献，信中还写道：＂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君甫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图|陈赓将军
　　当鲍君甫得知陈赓和陈养山对她的处境和生活给予了关怀后，十分感激，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生活费一直没有着落，1954年鲍君甫因生活困难，便以战友的名义致信陈赓，恳求在生活上给予帮助。
　　陈赓收到信后，立即给予回复：＂君甫先生：顷接来信得悉先生仍住南京，解放后，我曾托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照顾您，我想对您一定会予以照顾，有机会再见。＂
　　此后的岁月里，陈赓始终关心着鲍君甫的生活状况。1955年3月，在陈赓的提议下，国务院又专门派人来调查了解了鲍君甫的生活状况，从1955年5月起，经陈赓提议并征得李克农、罗瑞卿的同意，每月由南京市公安局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00元。
　　1956年3月，陈赓再次给鲍君甫写信：
　　＂君甫同志，久未通信，不知近况如何，得便请来信告知。前次您说想来北京参观，我们十分欢迎，并望于3月20日前到京。旅费已嘱南京军区司令部代为设法。您何时动身请用航空信告我们，以便赴车站接候。敬礼。陈赓。＂
　　图|陈赓将军
　　不久后，南京军区又给鲍君甫增加了生活费50元，1956年3月15日，经总参办公厅的同意，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
　　这一次，鲍君甫受到了陈赓大将、陈养山部长等人的亲切接见，在此期间，陈赓详细询问了鲍君甫的生活情况，并委托国防部安排，在协和医院为他安装了假牙，添置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
　　然后，在陈赓的安排下，由专人陪同鲍君甫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星期，临别时又同陈赓、陈养山等领导人话别、合影留念。
　　此后，每当陈赓来到南京，都要看望鲍君甫，对其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1961年，陈赓将军在上海逝世为止。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南京逝世，享年68岁，在临终前，他曾再三对子女说：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当周总理得知鲍君甫逝世前的遗言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
　　图|鲍君甫之墓
　　1976年，周总理病重时，曾叫来罗长青，向他提到了一些鲜少有人知道的名字，这其中就有鲍君甫，并嘱咐道：＂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鲍君甫一样艰苦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战士们，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党和国家也从未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