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针》中的这句话，对陕北和中央在陕北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陕北，由此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要理解这一革命转折点，就必须弄清楚，陕北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性格之塑造的重大意义。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的这篇文章，正为此而作。 本文亦是韩毓海教授新作《风起陕甘宁》（暂名）的前言。文章从中华历史大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斗争与团结的辩证法、统治与＂人心＂的关系、对地中海文明斗争哲学的限定等方面，充分阐释了陕北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全篇旁征博引、气度宏阔、微言大义、发人深省，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满纸荒唐＂中，妙论横生，这些显露历史奥义的妙论，既是历史阐释，更是对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蕴涵深刻洞见，给人无限启迪。 当然，作者的＂荒唐之言＂绝不止于历史忧思。在纵横千年、汪洋恣肆、大开大合的思绪之间，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于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真挚热爱、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苦难辉煌历史的深沉理解、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如海忧思，尽皆浸透其中。这些把握历史大势而又深入历史肌理的思考，不仅为理解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世界近现代史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角度，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下的理解与行动给出了提示。《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先予刊载，后续将在纸刊上连载，以飨读者。 陕北与中国革命 @文/韩毓海 这个小册子（编者注：指韩毓海新作，暂名《风起陕甘宁》）的主题，是陕北与中国革命。 题目委实太大了。而这本小册子里所能呈现的，充其量只是历史的一些片段，是我自己行走的一点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个人遐想。这些想法，不系统、不学术，当然也并不深入。如果不是编辑朋友的反复催促、督责，这些片段式的经历与感想，也会随风而去，被我自己淡忘了。 岁末已至，忽而想到——人总不能一年彷徨，劳而无功，即使农民种地，也总要有点收获才是，正是这种功利的打算，使我把这些碎片归拢起来，如同用一根粗线穿珠——我想，不管是不是珠，不管能不能穿在一起，但收拢一下曾经的思路，总比一盘散沙、随风而去要好一点、有一点意义吧。 即使下笔万言，离题不啻千里。 即使满纸荒唐。 姑妄听之，由它去吧。 一、大势 第一个问题，先来讲讲大势，讲所谓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辩证法。这个大势，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长期历史的自然辩证法 中国的地势，由西北而东南，与地球偏转运行的姿态恰好一致。中华文明肇始、奠基于西北，它第一个千年的兴旺发达期——秦汉隋唐，都以西北为核心展开。 自宋以来到鸦片战争，是又一个千年，此期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西北与欧亚大陆的联系发生巨变，长江经济区开发日益成熟。在这个千年，中国的发展方向，乃是沿着大运河，而倚重于东南——即冀朝鼎先生所谓的＂江南经济区＂。 这种趋势，到了晚清以来，愈发明显。 钱穆曾对比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大势，把中国历史自宋以来的千年发展方向，称为＂顺流而下＂，即从高处向低处滑落——而相对的，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大势，则是＂逆流而上＂，即从南欧向着北欧、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攀登。 这是很形象的说法。 更形象的说法是：自宋以来一千年，中国的发展，大致是围着东南转，这与地球转动的方向、与中国的地势特点，是拧着的、是反向的。由此，钱穆还想到了人体内部的循环，他认为，偏于东南的循环，造成中国内部大循环＂血脉＂之不畅。 钱穆还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应该建立在寒带为好，正如脑袋在寒冷的地方才能保持清醒；在温带，则会逐步堕入昏昏沉沉的昏庸。 经历了一千年的以西北为核心，又经历了一千年的以东南为核心，钱穆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期辩证法。这个以自然条件为依据的辩证法，简而言之就是：未来之中国，只有复兴北方，特别是西北，方才能均衡发展。按照这样的辩证法，中国的中心，在现代乃至将来，还是要转向西北。 钱穆又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兴起，就体现了这种长期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大道至简。 钱穆的看法有视野，这个视野，是以千年为一变的视野。 司马迁说，凡五十年为一微变，百年为小变，五百年为中变，千年为大变，三千年为巨变。 司马迁的历史观，比西方的＂世纪＂纪年，要厉害些。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个视野里面，需要更加关心黄河，处理好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关系。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三千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大发明＂——包括丝绸瓷器在内，都盛产、发明于黄河流域；《诗经》《老子》《史记》也都诞生在这里；中国的基本制度——郡县与封建，都是在这里奠基。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的命运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命运，黄河的兴衰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兴衰，黄河治理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象征。 讲到解放战争，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大战略，就是依据黄河的＂乙字型＂走势，把共产党的军队赶到黄河的弧形区域内，聚而歼之。像当年中华民族的始祖们一样，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其实就是凭河而战。 ＂黄河清，圣人出＂，毛泽东这位圣人，就如《东方红》里所描述，像太阳一样，是从黄河之滨的陕北，冉冉升起的。 讲中国革命，不注意西北、不注意黄河，就是不讲大势、不讲大局。 延安时代，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二部演讲时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的缺点，在于是个草台班子，我们的毛病，在于各唱各的，还彼此看不起，我们党什么时候能够学会看齐、学会合唱，那就成熟了。 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而一个民族则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黄河，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大合唱》，唱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唱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1939年，冼星海指挥鲁艺排练《黄河大合唱》。（资料照片由延安文艺纪念馆提供） 什么是这个精神的特点呢？ 这个精神的特点，就是钱穆所谓＂逆流而上＂，就是激流勇进，在激流中拼搏前进。 从顺流而下，到逆流而上，这是中国长期历史的自然辩证法。 做历史研究，细节、细致当然重要，但第一重要的，是看清历史大势。没有大势，看不到大势，细节再多，也只能陷入糊涂，甚至越研究越糊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方方面面，最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极为深刻的话题，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与西方的＂封建＂不同，中国的经济是包纳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信贷的小生产。小生产具有商品经济的特征，它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从而对社会化大生产发生持续的、有效的抵抗。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又提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究其核心，这其实就是指小生产。马克思说，小生产发达，是亚洲不同于欧洲之处。 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一致认为，现代化之路，就是建立社会化大生产；而蒲鲁东则认为，从小生产中可以产生社会主义。蒲鲁东曾是马克思的好朋友，马克思讲＂亚细亚生产方式＂，他是与蒲鲁东商量过的。 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完全对立的，还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问题，也是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恩格斯以来，讲＂社会化大生产＂是正统。中国共产党里的莫斯科派，之所以要坚持城市革命为中心、坚持城市暴动、拼命攻打大城市，坚决反对农村包围城市，之所以要在苏区农村实行彻底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其根本目的，或者＂根本思想出发点＂，就是为了消灭小生产。因为他们认为，小生产乃是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最主要威胁与危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正是依据了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与王明的思想，如出一辙。 但是，他们忘记了去追究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究竟是指什么？ 在中国，打击小生产，必然就要打击农民，也必然就要打击商品经济。历史证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本搞不成——因为它根本不接中国的地气。如果没有了小生产，就没有了＂中国特色＂，就没有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就没有了发展商品经济这个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回顾党史，在赣南、闽西苏区，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构想，就是依靠农民这个小生产的主体进行革命，而其经济政策，是在努力恢复、发展和保护小生产的基础上，为社会化大生产准备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依然十分关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依然深刻地思考着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的关系问题。 历史证明，没有以现代工业体系为核心的现代化大生产，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化；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也就没有工业化。但是，建立社会化大生产，是不是就要消灭一切小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确立之后，小生产是否会对社会化大生产产生有益的补充？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本人是没有答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就是中国的探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小生产。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恢复农村的商品经济起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的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所谓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所谓国有与民营的结合、所谓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结合，其根本，就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小生产的结合。 而这个结合，是从陕北开始的。 毛泽东说，土地革命不是消灭工商业、消灭小生产，而是发展工商业、发展小生产，以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条件——这是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关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的核心所在。 真想要发展大生产，就要发展小生产，正如真想要工业化——而且是想得不行，那就要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是毛泽东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进而言之，郡县与封建，实质上都是为了组织小生产而产生的制度。分与合，融郡县与封建为一体——郡县与封建的关系，小生产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关系，这是很大的一个辩证法。 （三）斗争与团结、斗争与联合的辩证法 讲政治，不能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中国的常识，但不是西方的常识。 中华文明的特点，首在和谐，和而不同，这是中华文明追求的境界。 西方文明的特点在斗争，启蒙运动以来，＂为了真理而斗争＂，孕育了西方文明的革命精神，是西方文明最为灿烂之处。 讲和谐，中华文明方才讲王道；讲斗争，于是西方文明讲霸道。 1840年以来，西方以它的霸道，击溃了中国的王道，也用西方的斗争哲学，深刻改造了中华文明的温柔敦厚。先进的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学来学去，根本上是学会了斗争哲学。 西方古代的斗争，就是宗教斗争，斗来斗去，争的是哪个神才是唯一的真神。西方现代的斗争，用黑格尔的话讲——是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斗来斗去，争的是哪个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西方的斗争，都是为了理念而斗争，无论是一神教，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共产主义，都属于真理性话语。 黑格尔的哲学，是关于民族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合二为一，列宁主义既是民族斗争的学说，也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西方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近代以来，西方可谓斗变天下无敌手。 但这个斗争哲学，发展到斯大林，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走向反面是说：斗争哲学，沿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一路斗下去，由斗敌人、斗朋友，最终走向了斗自己——走向了革命政党内部、革命阶级内部的斗争——最终，斗争哲学，化为肃反、官僚主义、无休止的内卷。 斯大林之后，西方并没有解决问题，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恐怕是西方最大的政治问题。特朗普与佩洛西之间的仇恨，恐怕要超过他们各自对中国的仇恨。西方政治，外斗厉害，内斗更厉害。 走向自己斗自己的内讧与内卷——这个问题，在西方的＂斗争哲学＂里，基本上是无解的。 现代中国人，跟着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学会了斗争哲学，学会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学会了＂为了真理而斗争＂——也跟着斯大林翻跟头，犯错误，学会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党内斗争扩大化。 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美国和苏联那样，把斗争扩大化进行到底，而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它纠正过来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我们为什么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因为——在西方的斗争哲学里无解的问题，在中华文明这里是有解的。 因为中华文明自身，有强大的辩证法的力量。 因为＂革命＂这个词，在中国与西方意思不同。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革命在中国的意思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而不是打翻一切、斗倒一切、否定一切，不是全面内战。和而不同，终归是中华文明的底子，中华文明宽厚的底子，在人类历史上最为危机和严谨残酷的时代，也还没有被淘洗殆尽。 文明基因不同，遂造成人心不同，性格不同。 中国人对于搞绝对化，对于纯而又纯，对于搞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天然难以接受。 为什么要讲延安道路？为什么要一次次重访陕北？ 这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最重要——因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纯而又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斗争——这一套做法，就终结于陕北。 为什么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转折点是在陕北？简而言之，因为陕北是中华文明的沃土，这里中华文明的基因很厚，这个基因，造成了陕北特殊的性格，这个性格，最终影响了中国革命，重塑了中国革命者的性格——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中华文明的包容精神，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十个指头不会一般齐，以不齐为齐。 斗争的目的是团结，离开＂统一战线＂，就将一事无成——这套辩证法，正是在陕北被重新高扬起来。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结合起来，把斗争精神与团结精神结合起来，把追求真理与修正错误结合起来，把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这样的伟大转变，首先是在陕北。 大革命时代，中共比较偏右；土地革命时代，比较偏左；中共在陕北时代，则实现了这两种片面的自我否定。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能做到＂不左也不右＂。 真理与错误，斗争与团结，普遍与特殊，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这些都是辩证法。中流击水，做到中道而行，这太不容易了。 （四）统治与＂人心＂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不当权，却开始逐步地＂获得了人心＂。1947年12月在陕西米脂杨家沟开会，共产党依然还是没有获得国家政权，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伟大的转变＂，他说：这个转变，就是指＂人心转向了我们，转向了共产党一边＂。 获得了＂人心＂，是说共产党虽然当时没有掌握政权，但其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得到了最广大的中国人的承认、赞成与拥护。而所谓＂最广大的中国人＂，不仅是指下层，也包括中层，乃至上层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 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而它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已经不被大多数人所承认。这个所谓＂大多数＂，同样不仅是指下层，而是包括中层，乃至上层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 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求得这个，很不容易。 得人心者得天下，仅仅从政权稳定角度去＂维稳＂，把共产党简单理解为＂执政党＂，起码在毛泽东看来，这与蒋介石差不多，都是不懂辩证法。 当时，国民党有政权而无人心，使天下之人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这种执政其实毫无意义，这种有政权，大概率等于没有。因此，毛泽东说，共产党与国民党争的不仅是政权，而是人心。 看历史，首先就是看大势。研究中国革命，上述四个方面，就是基本盘，就是大势。我想把这个大势，融入这个小册子里，究竟能不能融入，融入得如何，那只有天知道。 二、起承转合 这本小册子，聚焦的还是陕北。 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转折点，中国革命与陕北革命之间的关系、与陕甘宁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被毛泽东精彩地概括为起承转合的关系。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讲话，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同志们，请你们要认识这个边区。不要总是＂不好＂，＂不好＂，＂还是不好＂！你叫它作＂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那也该承认。但是，你那个地狭人稠到哪里去了呢?上海在你手里，哪儿去了？你那个中央苏区哪儿去了?给了蒋介石了。只有这个根据地保留下来了。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就是这个陕甘宁边区。 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样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我们经南方一转，好不容易转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才能由这个地方再走出去。好像这样的门啊(中央大礼堂的门)，所以我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好像门的枢纽，能够一开一关。陕北这个地方，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所谓起，是从这个地方起，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万里长征，脚搞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落脚点。说是落脚点，就是说我们不是永远在这里住一生，生下儿子，儿子再讨老婆，再生儿子，不，不是的。同志们，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国去。同志们，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所谓起承转合，是说陕北革命既继承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又重塑了中国革命，陕北的性格，既融入了此前中国革命的风格，也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性格。 正是这种＂起承转合＂，使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又具有了中国黄土地的宽厚与博大；使得革命者的性格中，既有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意志，又有了同志式的温暖和浓烈的人间情怀。 如果用共产党人自己（或者毛泽东的语言）来说，就是使全党认识到，要使得革命胜利，就既要坚定地进行武装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同时，又必须灵活而广泛地建立＂统一战线＂。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既要讲共产党人纯洁的理想信念，有严格的纪律与原则，而同时又要讲中华文明深邃博大的＂人情世故＂；既要团结紧张，也要生动活泼。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就是毛泽东所谓＂起承转合＂的要害所在。 因为这种起承转合，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红军走向了成熟，中国革命走向了成熟。 从中国革命这种＂起承转合＂的大势来看，陕北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转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西北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经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对于这两个错误路线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从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认识，同样是刻骨铭心的。在秋收起义、井冈山道路走出来的革命战友大部牺牲的情况下，西北的革命同志，就这样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如果不是在陕北，如果没有西北革命领导人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发动整风，与莫斯科派来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纠正党的错误，势必会是艰难的。 正是在陕北，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陕北时代，甚至是毛泽东本人的性格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贺子珍后来曾经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性格是有很大变化的——此前，他困惑于自己的主张正确，而往往不被同志们所接受，因此而苦闷，乃至焦躁；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变得更为细致、更为温和、更加有耐心，乃至更加幽默，对同志更加包容。他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的分歧，应该通过耐心细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尤其重要的是，他深刻地认识到——肃反的那一套，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对于党的伤害极大，共产党要前进，就必须处理好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不能扩大化——尤其不能扩大为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是在陕北，毛泽东成为党的团结的象征，也正是在陕北，毛泽东终于得到了全党同志的一致拥护与衷心爱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首先是与中国这一方水土的结合，特别是与中国革命的落脚点、转折点——陕北这方水土的结合。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关键在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不过八千人，现在我们的几十万军队、两百万党员，就是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长出来的。 究竟什么是陕北的性格？什么是陕北革命者区别于一般革命者的比较特殊的性格？这种性格，又是怎样融入了中国革命的性格，怎样改变了、塑造着中国革命的风格？ 实际上，许多人都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不远万里访问过陕北——其中就包括斯诺和他美丽的夫人海伦，还有萨特和波夫娃——这一对良知与思想情侣、战友，而无论是斯诺《西行漫记》还是波夫娃的《长征》，其中都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探究。 两年前，我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第一次访问陕北，集中到访了榆林、吴堡、米脂、绥德这些充满传说的地方，接触了鼻音浓重、庄重幽默、保守浪漫的陕北人，天天吃着＂黄灿灿的油糕热腾腾的馍＂、听着信天游，在黄土高坡上奔驰了一个星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日益感到，陕北革命与中国革命，陕北的性格与中国革命的性格——这个＂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史，对于理解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极其重要。 这是打开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钥匙，也是理解陕北是中国革命落脚点与转折点的关键所在。 三、＂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一）现代革命：＂为了真理而斗争＂ 什么是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危机时代，为了唤醒陈独秀这样的书生们，而发出的绝望、决绝的呐喊。 ＂枪是能打死人的＂＂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取得的＂——这些话，为中国革命的残酷性，为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代的大流血，做出了绝境呐喊般的注脚。 但这并不是革命的全部，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不等于造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夺权和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造反、夺权、改朝换代，许多的农民起义，其中都包含着、采用了暴力手段，但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理解的革命。 为什么？ 因为上述这些行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结构。历史上，也有过许多改革与改良，但这些改革与改良，却没有采取暴力的方式和手段。 定义革命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从根本上去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结构；二是采取了暴力手段——因此，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改良、改革运动，都不能称为革命。 不能从坚持革命或者＂告别革命＂的角度，去轻率地对待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革命。那个革命已经发生，是历史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赞成或者反对、不会因为我们的坚持或者告别，而损之毫厘。 轻率地＂告别革命＂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革命。 那么什么是革命？——首先，革命是斗争。 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为了真理而斗争＂。它是一切现代革命的最根本特点，也是思考一切现代革命的原点。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共产党的革命，打的不是张王李赵的旗子，而是＂主义＂的旗帜、真理的旗帜。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吃不上饭而去闹革命，也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想当官、想出人头地往上爬而革命。党的一大宣言里，最独特的规定竟然就是：共产党员不能当官，即使当议员、当大学校长也不行——这太苛刻，也太不好理解了。 新民学会那14个发起人，为了思想和主义而结社，为了真理而牺牲。当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蔡和森、向警予走向刑场，所谓的法官，一次次地问他们一个问题：作为留学生，作为社会精英，作为＂上等人＂，为了一个什么＂主义＂，竟然连性命都不要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蝼蚁尚且偷生＂啊！ ＂蝼蚁尚且偷生＂——这句话说明：求生、偷生、活着——这不仅是人的本性，更是动物的本性，是蝼蚁的本性，或者说，这就是基于动物本能的人性。 但也正是这句话说明：求生，固然是人与动物都有的本能，却不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人之特性＂。 （二）人的本性就是政治性 什么是人性？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什么是＂人的本质特征＂？ 亚当·斯密曾经用非常认真的幽默，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人的本性就是交换，你只会看到人交换他们的产品，而从来没见过一群狗彼此交换骨头。这个看似搞笑的回答，使斯密创造了一门重要的学问——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经济学这门学问的基础，就建立在人性的本质是交换这一回答之上。 在人类发展史上，是黑格尔最为深刻、动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石破天惊，改变世界。 黑格尔说，人的本性就是政治性。 他说：我不知道动物之间是否存在交换，但却可以肯定——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群动物在开会讨论政治问题。我们知道的是——只有人，才能因为一个共同的议题而聚集在一起讨论、争论；也只有人才能为政治议题团结在一起，与另外一批信念相左的人，产生冲突、发生斗争。 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说过：城邦是政治共同体，人是政治性的动物。 黑格尔还说：与动物不同，人，是唯一一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死亡的动物——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必死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 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于死亡的意识。 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是否定，是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革命的辩证法，就基于人对于死亡的意识。 何谓人类？ 人是能够自觉意识到死亡，从而能自由地把握和处置生命的一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自觉意识与自由意志，人——也只有人，才能主动地把生命置于危险境地，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动物。 弱肉强食，求生至上——这是动物的本能，而＂为了真理而斗争＂，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才是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 什么是人性？就是把政治生命，把对真理的追求，看得比生命更宝贵。人性就是政治性。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为了真理，而不惜否定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否定，是辩证法的实质——因此，列宁方才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想，这就是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乃至刘胡兰面对屠刀时，要告诉后人的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 在鲁迅的《药》里面，在红眼睛＂阿义＂们那里，这些诗句，无非是疯子说的话。而黑格尔却说，这是只有人才能说出的话，每一字，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就是这些话，划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什么是自由？ 作为人的本性，自由意味着：人是能够自觉意识到死亡，从而能够主动、自由地处置自己生命的一种存在；自由意味着：人是唯一一种为了真理、为了信念而宁死不屈、飞蛾扑火的存在；自由还意味着：人是为了真理、为了信念，可以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存在——无论是倒在战场上、敌人的枪口下，还是选择从容自杀。 正是面对着这样的自由，正是面对着这样的人，这样光辉的人性，尼采方才这样高呼——＂人性的，太人性的＂。 正是思考着这样的自由，正是赞美着这样的人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方才这样说：＂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则奋吾力以救之，至剧烈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洽，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三）中国革命之根本意义：中国精神与政治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传统中国转变为现代中国，其关键点在哪里？ 中国的现代进程，被理解为追求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中国搞了一百年，今后一百年还要继续搞。 现代化有多种——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都是现代化。但是，最根本的现代化，乃是政治的现代化。 什么是政治现代化？ 要造成政治现代化，关键就在于：产生这样一种特殊的中国人——他们立志为了真理而斗争，正是通过他们不屈不挠的努力，通过他们慷慨悲歌的牺牲，正是这些立志＂为了真理而斗争＂的人们，使得一个过去几千年不讲政治的民族，学会了思考、开会、讨论、演讲、辩论与思想路线斗争。正是他们，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光辉的范例，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讲政治、爱政治、懂政治，乃至把政治生命置于崇高境地的民族——使得我们这个民族，以一个为了真理而斗争的英雄民族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了那种被人看不起的动物的状态。 什么是中国革命的意义？ 中国革命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精神与政治的现代化——以向死而生的方式。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不朽功绩，是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真理性的民族，一个为了真理而斗争，不惜牺牲生命、不惜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条枪也要战斗下去的民族——1949，五星出东方，正是因为这一切，毛泽东方才这样自豪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四）时代问题：政治现代化的退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什么是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在于：在追求经济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各种名目的现代化过程中，无视了政治的退化、精神的退化、政治现代化的退化。 我们时代的问题就在于：在一个思想淡出、学术淡入的时代，在一个不谈主义、要谈问题的时代，在一个真理被生存终结的时代，在一个政治被＂行政管理＂弱化的时代，在一个为了饮食男女而奋斗的时代，在一个为了日常生活而竞争的时代，在一个为了出人头地而勾心斗角的时代，＂为了真理而斗争＂＂要为真理而斗争＂这种话，是难以理解，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们看不懂李大钊、看不懂向警予、看不懂抗美援朝、看不懂大庆，也看不懂大寨、看不懂钱学森、邓稼先，我们看不懂爷爷和奶奶、看不懂父亲和母亲。 因此，就看不懂黑格尔、马克思和毛泽东。 伟大也要有人懂。 ＂要为真理而斗争＂——如果不能理解这句话，那就不能理解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革命，就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是怎么站起来的，就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黑格尔还说过：主人为了真理而斗争，奴隶则为了活着而屈服。如果不能理解这句话，也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砸碎铁锁链，翻身做主人＂。 马克斯·韦伯说过，如果现代化进程意味着政治的退化，那么，在这个进程中进行＂政治教育＂，就是一个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课题。 而这个问题，不是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党史学习教育＂，就可以解决、能够解决的。但是，尽管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却可以使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使我们从原理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革命，去重估＂为了真理而斗争＂这句话的起源。 黑格尔说，当人不再为真理而斗争，而只是为了饮食男女而竞争，或者说——当着真理被作为＂普世价值＂被悬置起来的时候，真正的斗争就停止了；当政治被行政管理所替代的时候，历史就将随之终结。 与其说胡塞尔是用《现象学》告别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如说胡塞尔企图把真理作为＂普世价值＂悬置起来——这正如李泽厚所谓的＂告别革命＂，意味着一个不谈真理、告别斗争的时代的降临。 很多人说，这是后革命的时代，是后现代的时代，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而实际上，黑格尔早就预言说，去政治化的时代、去真理化的时代，就将不会有人性，在历史的终结处，也不会有所谓＂最后一个人＂。因为在那里，人性将全面退化为动物性。 当政治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斗争，人将退化为动物。尼采说，在那里，胜利的是奴隶的道德。 四、＂承认的政治＂ ＂为了真理而斗争＂，这句曾经响彻人类世界的口号，来自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为了争取承认而斗争。 ＂为了争取承认而斗争＂这句话，是西方思想与哲学的精髓所在。 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哲学，只能发生在西方，只能发生在地中海文明之中。而且，这样的哲学、这样的思想，也只有放在地中海文明之中，它才能得到理解。 理由简单——因为世界上几个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新教，都产生在西方，都发端于地中海地区。 所谓＂为了争取承认而斗争＂，如果说白了，就是为了承认哪个神才是唯一的真神——为了这个问题而斗争。＂承认＂，就是让世界承认——只有某一个神才是真的、唯一的神。西方漫长的宗教战争，实质上就是为了争取对方承认、异教徒承认而斗争的历史。 在中国人看来，为了这种空虚缥缈的事情杀伐不休，是天大的愚昧。但这就是西方各国的基本国情，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不懂这个，就不会真正懂西方的历史，更不会懂西方的政治。 承认什么？什么是＂承认的政治＂？ 所谓承认，当然不是让自己人承认，不是自己承认自己，而是让敌人承认自己。所以，这种＂承认＂，只能通过斗争来实现，为了争取敌人的承认而斗争——在这种＂承认的政治＂中，首先就预设了敌我关系。 不懂敌我关系，就不懂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仅凭这句话，施密特便赞叹说——毛泽东最懂西方，最懂西方政治，他是看穿西方政治实质的人。马克思和毛泽东，是黑格尔之后，最懂黑格尔的人。 中国人一般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 所谓＂承认的政治＂，这样的问题——几乎注定不会发生在中华文明之中，因为中华文明不但反对＂一神教＂，且主张以宽容的精神对待一切宗教。孔夫子则更进了一步——＂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华文明的本色是宽容，中华文明的底色也不是宗教，而是人文精神。 所以，当两个文明初次相对、狭路相逢，便是坠入鸡与鸭说话的陷阱，进而就变成迎头相撞。 马嘎尔尼访华，下跪问题是被严重夸大了的小问题，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则在于，马嘎尔尼告诉乾隆说：如果大清帝国承认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可以考虑承认大清帝国。 有人说，马嘎尔尼这就是要平等，不过是要自由平等的贸易。而这完全是胡扯，因为马嘎尔尼自己说得清楚、分明，他要的不是别的，而是＂承认＂。 关键在于，马嘎尔尼意义上的承认是指什么？英国究竟要乾隆承认什么？当然不是承认平等贸易，马嘎尔尼要的是：承认英国人的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上帝，而英国国王的特权，则是这个唯一上帝赐予的。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关乎对错，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那个上帝、那个＂唯一的神＂本身就根本不存在。 于是，乾隆的回答极为精妙：大清帝国无疆无界，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自然也没闲工夫承认你那个上帝是唯一上帝，什么承认不承认，如果我不认识你、不承认你、不评价你、不搭理你——你能把我怎么样？ 寒山问拾得，如果有人侮你、骂你、欺你，你该如何？拾得的回答是：你且避他、容他、不搭理他，过一阵你再看他。 这就是乾隆的态度，是中国的智慧。 不认识你，不搭理你，不评价你，不承认你，这是我们的自由。我大清帝国难道还没有不搭理你的自由吗？你难道还能干涉我这种＂不承认＂的自由吗？ 中国人有中国人理解的自由，西方人有西方人理解的自由。这两个自由不是一个自由，山不是那道山，梁也不是那道梁。 承认的政治，不发生于中华文明之中。 与其说乾隆的这种说法是闭关自守，还不如说中华文明是讲宽容的文明，这种讲宽容的文明，拒绝把斗争绝对化。 中国有一种自由，就是不搭理你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必通过黑格尔所谓＂为了承认的斗争＂而达成。可惜，西方人不能理解这种自由，这不是西方的思路。西方的思路，西方的政治，就是为了争取敌人的承认而斗争，你不承认我，你就是我的敌人，因此，我就要打你。 西方的政治里没有宽容二字，没有＂和而不同＂这种说法，西方文明的底色就是斗争。那么多人口，不斗行吗——毛主席的这句话，最适合于西方。 在鸡与鸭对话不欢而散之后不久，英国就悍然打了中国，而且，还把大清王朝打败了、打惨了。 中国人痛定思痛，于是，发明了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关键是中国什么落后、何以落后。 我们的前人说了，所谓落后，从根本上说，就是＂国家＂落后，内部是一盘散沙，对外打不过外国人。 所谓落后，首先是中国的国家能力不行。而国家能力不行，不是指没有钱、没有人，而是指中国的国家不是斗争工具，而是安抚天下的朝廷。大清帝国，不是西方现代那种民族国家——不是为进行民族斗争而建立的战争动员型国家。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 黑格尔说，国家是在大地上行走的上帝。意思就是说：国家是为了推行西方一神教而斗争的暴力工具，国家是进行民族斗争的工具。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明在斗争向度上，又进了一步。西方的＂斗争哲学＂再升一级——从为了一神而斗争，变成了为了真理而斗争。 至于什么是真理，法国大革命已经说了，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真理，就是世界精神，就是普世价值。拿破仑以真理的名义横扫欧洲。黑格尔说，拿破仑就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当一个民族代表真理，它就有义务和责任去维护民族的利益，因为这就是在世界上实行真理、推行公理。 当真理与国家相结合，真理才是真理，国家也才是真正的国家。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其说是遇到了没见过的国家，不如说遇到了没见过的＂真理＂。陈寅恪说，近代以来，中国不但能力不行，而且道路不通，不但打不过西方，而且中国固有之价值，在自由平等博爱面前，被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中国的士大夫既然不再代表真理，于是，就只能像王国维那样去跳湖。 在实力斗争中失败，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斗争中理屈词穷，后一种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是全面的失败。 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发生觉悟，觉悟到——中华文明中什么都有，就是缺乏斗争精神，缺乏斗争哲学，缺乏以斗争为基础的政治意志。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斗争哲学。鲁迅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这个所谓＂明快＂，就在＂斗争＂二字。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我读了三本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翻译的书，其中就读出了四个字——阶级斗争。 黑格尔是马克思就读的柏林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他把黑格尔的斗争哲学全面升级了——马克思的巨大贡献，就是发展了黑格尔，《法兰西内战》把西方民族国家互相之间的＂外战＂，发展为＂内战＂，马克思把国家之间为了真理而进行的斗争，或者说为了争取＂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变成了国家内部的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阶级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角度，发展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国家学说，他把黑格尔的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 到了列宁，算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完善了。列宁所说的国家，因此有了两个敌人，一个是外部的民族敌人，一个是内部的阶级敌人。国家因此也有了两个任务：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把西方的斗争哲学，发展到了极致，但也达到了一个边界。 反帝反封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走俄国人的路＂，中国革命是照着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照着列宁主义学的。 中国革命自己的路在哪里？ 直到西方的斗争哲学，出现了边界。 五、边界和边区 康德说过，思想之所以是思想，哲学之所以是哲学，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是有边界的——离开了时间与空间，就是离开了边界；没有了边界，离开了边界，那就是虚无。 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不在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于没有边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那它就有边界。 西方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这是西方最厉害的地方。但是，真理搞到极端就是谬误，斗争哲学越了界，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虚无。 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的哲学，但是，斗争不是没有边界，关键是斗争的边界在哪里。 而勇敢地越过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这个边界的人，是斯大林同志。 正是斯大林同志，使得西方的斗争哲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虚无——他不但把国家理解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还＂创造性＂地把国家和政权＂发展＂为阶级内部、政党内部斗争的工具。 斯大林这一点，不但远远超出了黑格尔的想象，更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想象，而西方的＂斗争哲学＂正是从此一跃出界，走向反面。 布哈林临终前说：同志们，请记住——在你们向着旧世界斗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鲜血。 斯大林整托洛茨基、布哈林，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党内同志，肃反就是他的发明。它所造成的，就是共产主义阵营里的虚无主义。 苏联最终垮台，就是因为这种虚无主义。 斯大林有过伟大的贡献，但是，此人在思想上有什么贡献？ 毛泽东后来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说：斯大林的贡献，就是搞形而上学，违背辩证法，而且还教会了很多人搞形而上学，违背辩证法。 什么是思想？思想首先是划分，是正确地划分，是细致地划界。斯大林同志不太懂这个，毛泽东说，斯大林康德哲学不过关，德国古典哲学不过关，因为德国打了败仗，他就连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看不起了。 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有边界——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洞见，见诸《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固然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通篇讲的，是如何区分敌人、朋友与同志，而正是这种区分决定了斗争不是一概的，斗争的方式也不是一概的。 如果左中右一起打，打了敌人打朋友，打了朋友打自己，这种斗争哲学，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正确地区分、细致地划界——这才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要害。 正确地区分、细致地划界——这是康德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最厉害的地方，这也正是毛泽东超越了斯大林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犯＂左＂的错误，是从六大开始，最集中地表现是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所谓＂左＂的错误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斗争无边界，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整党内和阶级内部的＂敌人＂。 中共六大决议，根据斯大林的主张进行肃反，杀了毛泽东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袁文才，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六届三中全会，王明、博古进行党内斗争，打击了瞿秋白，毛泽东无力干预。江西苏区时代，特别是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本人日益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打了左派打右派，打了右派打中派，总之是左中右一起打＂——自中共六大以来，毛泽东所处的环境，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就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里，伟大坚强、聪明睿智如毛泽东，他也无能为力，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个人很难改变大的环境。 进而言之，六大以来的国际、国内和党内的环境，造成了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的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极左＂。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把这种性格，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的表现，一个是急躁与极端，期望革命迅速胜利，一个则是小集团主义的争权夺利。 这个概括是极为深刻的。 造成这种性格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历史和时代的残酷性，在于斗争的极端复杂和严酷性。正是这样极端的环境，迫使人走极端，也迫使人们的思想，走向自己的反面。 平心而论，在一个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时代，不斗争，就是死，而在斗争中做到不走极端，这确实是难以做到的。 什么是＂左＂？鲁迅说，就是＂革命的虚无党＂。 今天的人们常说鲁迅不宽容、狭隘、爱骂人，而且多疑，而鲁迅活着的时候却说，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然而还是不料＂——我想，如果我们身处鲁迅的时代，如果我们就处在他那样严酷的环境下，也许，我们就会理解他的极端、好斗、多疑与狭隘。 20世纪的革命者、先觉者，难免都是多少有些极端的人，并非只有湖南人是＂犟驴子＂，也不是只有湖北人多疑——极端，就是中国革命曾经的性格，在那样走投无路的时代，革命者中，难得有不走极端的人，难得有真正懂得辩证法、坚持辩证法的人，毛泽东固然曾经是一个。但是，毛泽东却是少数之中的少数，在到达陕北之前，在革命者的队伍里，真的很难找到几个具备毛泽东这种性格的人，毛泽东自己，也真的很难找到与他性格相近的人。 人们常说——不吃辣子不革命，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也是他的性格，但是，在革命队伍里，比他更好斗的，大有人在，那些莫斯科来的斯大林分子，尤其如此。在井冈山，在苏区，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九死一生，那时，他算是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们斗惨了、整惨了。 一直苦闷，一直感到环境不好，一直痛感无人能够交心、谈话，推心置腹，是因为他一路挨整。 直到红军长征到陕北。直到他遇到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直到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些人从肃反的火坑里拉出来——从此，毛泽东心情大好。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从此，共产党的革命晴了天，走向天高地阔的陕甘宁，毛泽东诗兴大发：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站在黄土高原，毛泽东终于复活了——青年时代那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又回来了。 什么叫落脚点，什么叫转折点？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其最根本的改变，就是环境的改变，所谓的环境，不仅是指此地天高地阔、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而且是指人的环境，是指由陕北性格造成的人文环境。 陕北人有其独特的性格，那是兼具草原的奔放与中原的保守为一体的性格，是兼具高原的自由与黄土的局促为一体的性格。这两种看似截然对立的东西一旦混合起来，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不走极端。 陕北的革命者，是有着这样一种特殊性格的革命者，他们不乏理想，但却更为实际，热爱斗争却又重视人情，坚强但又宽厚，思想很现代，但却看起来土里土气、土头土脑——陕北的性格，就是这样充满了辩证法。 辩证法，这是中华文明最好的东西，也是在中国西部保存的最顽强的东西。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革命是斗争，陕北人当然也好斗，但是，陕北人却很少斗自己人，为什么？ 斗争止于乡党，这就是秦政法，是商鞅为子孙后代设立的法的边界——怯于私仇，勇于公斗。 ＂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陕甘宁，重申了这一点。 陕甘宁是边区，但是，它更是一个＂边界＂，是个思想的边界。 在这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样告诫中国共产党说：同志们，大家不要看不起这个边区，正如他告诫我们党——思想和真理不能没有边界，而斯大林犯的错误，就是斗争无边界，这种错误，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 什么是边界？怎么叫有边界？ 这个边界就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在革命者内部，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斗争，不能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而斗争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革命斗争不能超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在阶级内部，在党内，必须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必须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这是毛泽东的觉悟，或者说，是他反复挨整之后，产生的觉悟。 关于真理与错误，毛泽东说：有人说我万岁，本人今年52岁，我犯过许多错误，在共产党内，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犯错误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去改正错误。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当斗争与宽厚结合在一起，当理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当南方与陕北结合在一起，当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它才表现为中国革命的成熟。 当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中华文明的包容精神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 真正的成熟，是思想的成熟——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来说，就是如此。 走向成熟，极为艰难。 苦难辉煌，反复多次。 第一需要有思想；第二需要敢于为思想、为真理而斗争、而牺牲；第三，需要清醒地思想，需要具体地、细致地、辩证地思想——需要为思想划出具体的、细致的、辩证的边界。 重访陕北，重访中国革命，我们能想到什么？ 我想到了在陕北窑洞里写作，在黄土高原上演讲的毛泽东，想到了毛泽东思想，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被称为＂思想＂。 我当然想把这种＂血的哲学＂讲出来，但在一本小册子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有一两个人能因此而会心，有所感悟或感同身受，我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仿佛煤的形成，真正的＂干货＂，不过是那么一小块而已。 还是开头的话： 下笔万言，离题不啻千里。 即使满纸荒唐，也不妨姑妄听之吧。 锄禾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这本小册子是野草，其中有几颗豆苗，只有天知道。 由它去吧！ 作者简介：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编辑：徐吉鹏 冶晓琳（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