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康生、陈云飞抵延安。 大约12月中旬的一天，王明找到了正在受中央批判的张国焘。 王明问张国焘：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 张国焘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 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托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派，意思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即托洛茨基主义。＂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活 张国焘听到李特、黄超被枪毙，又是以＂托派＂的罪名，无异于晴天霹雳，他切齿痛恨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被指为托派！＂ 王明回答：＂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王明向张国焘说，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张国焘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就说明张国焘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张国焘不会受托派利用等等。 王明的一席话，让本就胆战心惊的张国焘更加寝食不安。他想到在1937年12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做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 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主张。 当然，令张国焘不满的并不是王明提出的右倾主张，而是王明在大会上大讲要抓紧反对托派。 王明说：＂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绝不是与陈独秀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该轻轻放过。＂ 这些话让张国焘心惊肉跳。他虽然不是托派，但却是犯过重大政治错误的人，联共（布）＂肃反＂的残酷性，他也有所了解。王明这次回来，如果再祭起＂肃反＂大刀，那他张国焘必然是刀下之鬼了。 而且，张国焘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事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便消极地隐居起来。后来由于参与托派活动，在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的要求。 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党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 第一，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正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第二，陈独秀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再考虑。 正当此时，王明来到延安。了解到中共中央此时对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态度后，就在扩大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认为＂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我们要特别注意＂ 这时，康生也积极配合王明，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进行共同合作的谈判，日本特务机关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组织部长罗汉领取等。 这一无中生有的说法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从而关上了陈独秀回归党内的大门。 正当张国焘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王明跑来和他单独谈话了，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一幕。 之前，张国焘也想着离开延安，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始。王明和他的谈话，使他下定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溜之大吉。他在慢慢地等待机会。 张国焘 1938年的清明节就要到了，毛泽东等人经过商议，决定派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前往。 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张国焘暗自下定决心，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都要逃出去。 4月2日，张国焘带着秘书和警卫人员，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前往124公里以外的桥山。 4月4日，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同祭黄帝陵。祭毕，张国焘就对秘书和警卫班的人说，他要去西安办事，让他们先坐卡车回延安。 警卫员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说，他要去西安见林伯渠，研究些事情，说完就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张海是负责保卫张国焘的，见此情景，他也赶忙挤进了小车。 汽车开进了西安城，蒋鼎文把张国焘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国民党方面如获至宝，决定4月7日让张国焘坐火车去汉口。 如果张国焘直接坐火车去了汉口，再给中共中央写封信或发个电报，或是在报上登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一切将会变得十分简单了。不知道当时张国焘是怎么想的，在他临上火车前，在车站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打了个电话，要林老到车站和他见面。 林老匆匆赶到火车站后，张国焘向他诉说了在延安所遭受到的批判，说在延安待不下去了，要到武汉去。无论林老如何劝他，他都不听。 没有办法，林老立刻回到办事处，给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去向。 中共中央收到林伯渠的电报，马上给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张国焘见共产党方面对他如此重视，又是让李克农等人去汉口火车站拦截，又是把他强行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而国民党方面，听到像张国焘这样的共产党的大人物要归顺国民政府，当然乐得找不到北了，也在极力拉拢。甚至，蒋介石都亲自出面接见张国焘了。这让张国焘产生了一种错觉：共产党离不开我，国民党太需要我。 所以，无论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如何劝阻，张国焘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一扑心地要投靠国民党。这样一折腾，时间就到了1938年的4月17日。 这天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张国焘居住的太平洋饭店。周恩来向张国焘提出3个条件，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予答复。 不料，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就给戴笠打电话，要戴笠来饭店，表示要投靠国民党。 很快，戴笠就派来两辆小汽车，车上下来3个人，两个人抱住了在这里＂陪＂张国焘的长江局副官邱南章，第3个人直接进屋把张国焘拉走了。 待邱南章回到张国焘的房间，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拿着字条，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 4月18日晨，周恩来起草了陈（绍禹，即王明）、周、博（古，即秦邦宪）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在报告了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后，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当天，中共中央即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4月19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表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大纲》共有四个部分：一、张国焘脱党的经过；二、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三、张国焘何以在统一战线成立之后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四、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重点说一说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张国焘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这使得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地与巩固地向着自己光荣的前途迈进。 张国焘的叛变教育了全党，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管张国焘在党的历史上有很老的资格和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叛逃使过去跟随他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受到大家的谴责和唾弃。 蒋介石以为，像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来归降，必定会带来千军万马，其结果是，他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走。和他一起在黄帝陵钻进蒋鼎文小汽车的警卫员张海，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也与他划清界线，回到延安。 毛泽东主席后来说：＂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 朱德总司令对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 ＂张国焘所采取的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为我们的军队招致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的人的生命。但决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 张国焘叛离共产党事件，曾在1938年的中国政坛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无论风波多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淡化乃至无痕。 我们看看这位在共产党内资格很老曾经是红四方面军中说一不二的＂大人物＂投靠了国民党，是如何渡过他的后半生的。 张国焘，1897年11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梽木山（今萍乡市上栗区金山乡明村）一个拥有良田千亩、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到他1938年投靠国民党时，刚刚41岁，正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好时候。 张国焘叛逃之前，为了保密，连他的妻子杨子烈都没有告诉。当时的杨子烈已经怀有6个月的身孕，当组织告诉她张国焘叛逃去了国民党那里时，杨子烈异常悲痛。她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决定去汉口找张国焘。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听说了她的要求后，当即给组织部写了一张便笺：＂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然后，毛主席和蔼地对她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何时都可以回到党里来。＂ 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张海威和自己的妹妹，由延安派人派车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人乘火车护送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八路军办事处将3人交给张国焘派来的人，使他们全家得到团圆。 共产党人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之初，蒋介石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蒋介石器重他的原因，一是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大领导，而且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二是像张国焘这样的＂大人物＂一定会给国民党带来很大的收获。 张国焘的确是共产党的大领导，他一度成为共产党里的第三号人物；张国焘资格实在是＂老＂：受到过世界上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的亲自接见，共产党一大时中央局三人之一。他的许多殊荣连毛泽东都望尘莫及。只可惜，他一手王炸的牌，最后却输了个稀碎。 所以，蒋介石得到张国焘，可以说是喜出望外。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由特务们陪同离开太平洋饭店后，蒋介石当即派军统局长陈立夫与他会晤。 当时，张国焘给陈立夫表示自己不想担任党政方面的任何职务，只想创办一种定期刊物，内容是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等等，以唤醒民众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政府给予资金支持就可以了。 但是，此时的张国焘被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们看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香饽饽＂，于是争相向蒋介石要人。 最后，还是戴笠有面子，而且蒋介石也认为把张国焘放在戴笠那里最合适，于是，在蒋介石第二次接见张国焘时，便告诉他，让他去给戴笠帮忙。 张国焘深知戴笠的为人和军统局二处是干什么的，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他敢说一个＂不＂字吗？ 这也是张国焘厄运的开始，活该！ 军统特务认为，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大官＂，自然知道共产党许多内幕。为了从张国焘口中捞到有关共产党的详细材料，特务们像审犯人一样，轮番向张国焘索取中共军队、党的各级组织乃至地下组织的情报。 军统特务的功劳，来自于他们抓了多少共产党人，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共产党人。像张国焘这样的＂大官＂，哪里会知道得这么详细？他知道的共产党员，都是像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这样的大人物，他们的行踪和言论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结果，张国焘穷其所有，也不能满足特务们的需要，慢慢地，特务们开始看不起张国焘了。而张国焘自己也却有一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悲凉。 蒋介石与戴笠 为了躲避这些特务们的纠缠，张国焘只好到他的老乡加校友蔡孟坚家里避避难。 蔡孟坚，就是在1931年4月24日抓住刚刚把张国焘、陈昌浩秘密送往鄂豫皖苏区的中共特科人物顾顺章的人，那时，他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驻汉口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此时的蔡孟坚也在＂保护＂已被释放也住在武昌粮道街的陈独秀，看在和张国焘是同乡又是校友的份上，就让张国焘和陈独秀见了面。 在与陈独秀的接触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陈独秀拒绝了，他说，自己已没有那个能耐了，此时的陈独秀已经59岁了，无论精力体力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陈独秀和张国焘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他们两人都是被共产党开除，但是，陈独秀是从爱护共产党的角度出发批评共产党，即使被共产党开除却始终保持晚节，不当国民党的走狗；张国焘是从痛恨共产党的角度出发反对共产党，心甘情愿地效忠国民党。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时，正是抗战形势极为严峻之际。5月中旬，日寇占领了徐州，便立即沿陇海路西进，5月下旬至6月初，连陷商丘、兰考、开封、中牟，准备夺取郑州，以打通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联系，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态势。 9月，武汉已明显处于朝不保夕的地步，张国焘也在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发愁。正好有广西桂林和四川重庆的几个朋友邀请他前往一游，张国焘就跟着去了广西桂林。 旅游是愉快的，可这种愉快只维持了3天，为什么呢？ 张国焘叛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报告，批准了中国共产党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国民党广西省建设厅厅长黄公度在张国焘到达桂林的第3天，就在他所主持的《建设杂志》上全文公布了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看到后，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来到重庆，住进国民政府为他安排的张家花园三号。 既然投奔了国民党，蒋介石给你住的吃的花的，你就必须服从人家的安排。到重庆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张国焘正式加入军统，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为中将军衔。 由于张国焘＂无功受禄＂，还是中将军衔，这让军统局的特务很是嫉妒。因为，在军统，只有戴笠、郑介民是中将军衔，其他处长、主任，连毛人凤也都是少将。 要想知道此时的张国焘如何得宠，请看时任军统第七处（即总务处）处长沈醉在回忆录中的记载： 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的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最为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据沈醉说，张国焘对戴笠称他为＂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还表示不同意。一次，赴宴回家的路上，张国焘对同车的沈醉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戴笠虽然器重张国焘，但是他一直秉承蒋介石使用叛徒的基本原则：＂只能要他的，不能让他多了解我们的＂＂尊而不敬，用而又疑＂，说白了就是对叛徒只可以利用，不可以重用。所以，戴笠对张国焘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 比如，对张国焘办的训练班，不像军统其他训练班那样，设在军统乡下办事处的缫丝厂附近，而是设在磁器口的洗布塘。而且张国焘主持的特研室，也不是设在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内，而是在外面另找的房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军统特务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主管沈醉一一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照顾＂他的言行。张国焘也不傻，只能家里家外＂装＂，这令他痛苦不堪。 为了博得戴笠的好感，张国焘真是很用心很卖力。可惜呀，由于共产党组织十分严密，经过张国焘培训出来的特务，一派到解放区，几乎是有去无回，无论是去策反还是去潜伏。所以，张国焘的培训班勉强办了两期，便关门大吉了。 张国焘自到军统后，什么事也办不成，戴笠就由最初对他的满怀希望，一转而为满腔怨恨。张国焘的日子从此更加难过。戴笠手下的人更是见风使舵，开始在各个方面为难张国焘。 有一次，军统刚从国外搞回来几辆小汽车，沈醉与几个大队长中队长正在那里试车，值班员跑来说张主任要用车，待知道是张国焘用车时，沈醉说，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其他小汽车有事出去了。 也是张国焘倒霉，正好赶上下雨，当沈醉他们试完车回来时，看到张国焘被雨淋得周身湿透，张国焘看到有汽车不让自己用，就开始气呼呼地骂那个中队长。沈醉便歪着头，故意用一种瞧他不起的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不要怪他嘛，是我叫他派的嘛！＂张国焘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 后来，张国焘又去打陈独秀的主意，他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访问陈独秀，请他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将有利于国民党的言论，编辑成册，公开出版，来对付延安的宣传，其效果肯定要比你的御用文人的反共文章好得多。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何宗南去见陈独秀。 结果，在江津，陈独秀拒绝了戴笠和胡宗南的要求。 从此，张国焘在戴笠眼中便一文不值，备受责难和冷落。 后来，蔡孟坚又把张国焘介绍给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是萍乡人，他把张国焘介绍给了朱家骅。朱家骅遂安排张国焘担任组织部的＂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张国焘想大干一番，奈何他无功受禄，特务们对他都不服气，什么也干不成。他不无心酸地对友人说：＂我在国民党人眼中，是身家不清白的人呀！＂ 1946年，张国焘以同乡关系，认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熊式辉，经熊式辉向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黼推荐，张国焘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这人要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此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是王陵基。张国焘要想办成事，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万万不行的。可王陵基正好是1933年至1934年刘湘手下的第21军第3师的师长，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战将如云，威猛凶狠，把个王陵基打得损兵折将，王陵基还差点丧命。当时，王陵基就发誓，有朝一日再遇上红四方面军，一定要报仇雪耻。 结果，机会来了，王陵基根本不认张国焘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无论张国焘如何表达，王陵基就是不见，当然，事儿也别想办。 这样，张国焘当了个有名无实的署长，什么事儿也办不了，熬了2个多月，身心交瘁，只好向蒋廷黼提出辞职。 之后，张国焘干什么都不成。1949年，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的统治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进攻面前土崩瓦解了。张国焘只好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 在台湾的日子更加艰难，1949年冬，一个寒冷的日子，张国焘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来到了香港。 在九龙，张国焘以6000港币顶了一套房子，有卧室两间，一间厨房，一个佣人的居室。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受其影响，国际黄金市场价格逐渐上涨，张国焘把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拿去做黄金买卖。不料朝鲜战争很快结束，国际黄金价格大幅度跌落，张国焘赔了个精光。一家人只能靠当老师的大儿子张海威不多的工资勉强度日。 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摔倒了，臀部骨盆骨折，住院达半年之久，生活更加困顿。 就在张国焘家濒临崩溃的时候，美国人向张国焘伸来了橄榄枝。美国人希望通过张国焘来了解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现在与未来。就这样，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David H Mckillop和Julian.Harrington，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约20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通过这些，张国焘有了不少的收入，勉强可以度日。 1961年，经过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牵线，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张国焘花4年时间，写成了《我的回忆》，共3册，约100万字。 这期间，张国焘妻子杨子烈也投入地写了《往事如烟》一书，后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此后多年，张国焘和家人主要靠这两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张国焘和杨子烈生育了3个儿子：大儿子张海威、二儿子张湘楚。三儿子张渝川。老大老三都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工作，老二在纽约工作。 1968年，张国焘和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夫妻两个与大儿子住在一起。此时的张国焘已经71岁高龄了，杨子烈也66岁了，基本上到了需要被孩子照顾的年龄了。 然而，张国焘和杨子烈子孙绕膝的日子并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并不宽裕，便决定搬出儿子家，入住免费的养老院。 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即可享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自己生活，且有时还可到附近的中国餐馆小撮一顿。 这样安稳地过了8年，1976年，已经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尽管多方治疗，生活依然不能自理。而杨子烈也已经74岁了，腿脚也不好使，张国焘经过申请，住进了一家官办的老人病院。 1979年12月3日凌晨5时起，张国焘呕吐不止，后不省人事，很快就死了。 1979年12月4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东南的士嘉堡区松山园公墓里，终年82岁。 张国焘走完了他曾经辉煌而又可耻的一生。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张国焘没有做到。如果人有灵魂的话，张国焘的灵魂只能在异国他乡游荡…… 参开资料：苏若群、姚金果著《张国焘传》，天地出版社；张树军著《张国焘传》；刘统著《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