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丽女士的父亲是 著名教育家、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家何思源 。 何思源 母亲是 何宜文 （Nathalie Yvonne Jammes，1905年-1978年） ，女，原名宜文妮·詹姆斯，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928年加入中国籍并取名＂何宜文＂。 何思源与夫人何宜文 何鲁丽一家人 丈夫是荣国煌，在美国中央肿瘤研究所做了两年半访问学者。 1989年春天，在全民植树日里，北京的几位市长在市政府大院，每人栽了一棵白玉兰，别人的树很快都抽枝长叶了，只有何鲁丽的那株，久久不见动静，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何鲁丽 那一年她的丈夫荣国煌正在美国讲学。他与何鲁丽是大学同窗，两人一起考上北京大学预科，5年后，一起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58年结为连理，荣大夫一直从事外科。 5月底的一天，何鲁丽突然接到一只越洋电话，说荣大夫发高烧，一周不退，要回国治疗。赵秘书清楚地记得，何市长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声调都变了。 荣国煌回北京的第二天，经专家会诊，他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5个月以后，这位正当壮年的肿瘤外科主任，死于他所努力攻克的癌症。去世前他来不及留下一句话，因为他对人生抱着很大的希望。 何鲁丽紧紧抱住丈夫的遗体，痛哭着不肯松手，市长们都赶来了，大家劝她节哀，关心地问她有什么困难。何鲁丽说:＂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呀，他是我的主心骨啊，他走了，我难呀！＂ 熟悉何鲁丽伉俪的人们说，这两口子的性格不一样，何鲁丽外向，荣国煌内向，但两人相亲相爱，生活得非常和谐默契。还是他们都当大夫的时候，彼此之间打电话，托办个什么事，末了都要向对方道声谢谢。旁边听到的人奇怪地问:＂两口子还客气什么?＂何鲁丽说:＂这是我们家的习惯。我忙，他也忙，不可能朝朝暮暮在一起，但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我问:＂是不是古人所说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啊?＂ 她很赞同地说:＂对呀，其实相敬如宾，是夫妻之间感情融洽的一个层次!＂ 1982年荣国煌在美国中央肿瘤研究所做了两年半访问学者，当他回国的时候，对妻子真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何鲁丽脱下了医生的白大褂，副区长正干得有声有色。何鲁丽当市长以后，有人问:＂荣大夫会不会有妻子比他强的不平衡感?＂ 何鲁丽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比他强。他比我冷静，想问题比我想得深，处理事情也比我成熟。况且他有他的专业，我觉得他从来没有什么不平衡感。＂荣大夫生前是人民医院外科的一把好刀，甲状腺手术做得尤其漂亮。 丈夫去世后，何鲁丽把他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5年。屋里的一应家具，包括大小摆设、物品都完全如他生前一样，只是主人不在了，变成一张照片。早出晚归的何鲁丽，一进屋就看到荣国煌在镜框里向她微笑，照片前鲜花与水果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丈夫走后，80高龄的公公尚在，为了老人的健康，何鲁丽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凶讯。＂我怕他老人家经受不了。＂后来公公去世了，她才打开话匣子，向我情深意长地回忆起荣国煌：＂他不在，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塌了一大块儿，5年了，还是这个感觉！＂ 每逢丈夫的忌日，她都带上一束鲜花，到万安公墓。她的父母和丈夫都长眠在京郊这所著名的公墓。她准备把被国民党特务炸死的妹妹，也从法国公墓迁过来，安葬在父母的脚下。在海外的何鲁丽的大儿子和她的侄子们，但凡回国探亲，也一定要来扫墓。＂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规矩，不来这里，就像缺了魂儿似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