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张东荪辞官论政考

　　张东荪（18861973年），原名万田，字圣心，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自民初以来，活跃在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不小影响。但这样一个著名的政论家，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的是哲学；留学归国后又到政府里做过小官，后来转向议政之路。他转向从事政治评论和政治活动，除了其自身思想性格使然，也和民国初年特殊的政治氛围有关。张东荪的这种选择，在民国初年具有一定普遍性和代表性，可以说是一种辞官论政现象。目前学界对此现象关注较少，本文试加以探讨。
　　张东荪早年的经历与教育
　　张东荪出生于官宦世家，他成长的家庭氛围、时代环境以及早年的教育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东荪父亲张上禾，曾任昌黎等县知县，为政清廉且颇有政绩。张家自张上禾以上五代，皆仕宦，代有撰述，称为清门。张东荪的启蒙教育是在家里由他的父亲、兄长和兄长的朋友共同完成的。其兄长张尔田不仅对文史、诗词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对佛学也颇有研究。他在教育张东荪方面不遗余力，并在朝夕相处中，通过言传身教，对张东荪道德品质和人格气质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在青少年的时候，张东荪读到其兄张尔田所藏《大乘起信论》等，不禁对佛学产生了兴趣。1904年，张东荪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张东荪赴日留学时之所以选择了哲学科，便是源于其早年的探索万物根由的好奇心，此后终生保持了对哲学的兴味。张东荪在日本留学的近六年时间里，除了参与组织爱智会和创办《教育》杂志外，并没有留下参加其他社会政治活动的记载。他过的是书斋生活，每日不是买书读书，就是访友问学。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张东荪认真研读了当时流行于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哲学著作，涉猎广泛，打下了坚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也经常与友人讨论哲学问题。当然，他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看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从他回国后不久即迅速开始谈政治、评论政局来看，他的政治学知识储备非常丰富，而且他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认识水准也很高。由此看来，他在东京时期应该认真研读了大量西方政治、法律类的书籍。可以说，他的西方哲学、政治和法律基础知识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打下的，这为他以后进行学术研究、政治评论和参政议政作了必要的知识储备。1910年夏，张东荪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1910年10月，被清政府授予文科举人的功名。1911年6月，张东荪被著以七品小京官，按照所学科目，分部补用，成为清朝统治集团的一员。
　　清末民初张东荪的人生选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张东荪的一些倾向革命的朋友，一听说武昌发生起义就纷纷南下，张东荪也坐船到了上海。张东荪的选择是非常清晰的，因为这时候革命形势其实还不明朗，而他已经明确地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了。此举意味着，出生官宦世家的张东荪，与清朝决裂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东荪受一些朋友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当了一名小官。他后来说：我虽不敢居功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一分子，但在革清朝的命的潮流里也曾厕身其中。他对自己在辛亥革命中的经历的评述是比较准确和恰当的他没有参加革命，但厕身于新潮流中。当然，他厕身革命潮流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有了新选择。
　　1912年3月10号，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大部分职员也到了到北京，张东荪则不愿意参加。他也不像同盟会的许多成员一样继续追随孙中山，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也就是说，他放弃当时的两大政治集团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给予的入仕机会。这等于是放弃了继续走仕途的道路。他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这个其他的地方是何方？他没有直接说明，但从他后来的行动来看，其实就是进入言论界，评议政治。民国初年张东荪曾担任《大共和日报》编辑，参与创办《正谊》《中华杂志》《新中华》杂志，同时还在梁启超主持的《庸言》、章士钊主持的《甲寅》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政论文章。这些文章中，张东荪对当时重要的政治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政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张东荪从政府官员转向言论界，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他的这个选择，就像他去日本留学时选择了哲学学科一样与众不同。
　　当然，民国初年，像张东荪那样离开政府进入言论界的人并不少见，著名报人张季鸾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总统府秘书，后来离开政府去办报，进入舆论界。梁启超门下三少年之一的黄远庸，也在辛亥革命后放弃了政府的职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黄远庸曾言：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黄远庸短短数年便名噪于世，成为蜚声全国的著名记者和时事评论家，在民初获封报界奇才通讯界之大帅新闻界之巨子等一干头衔。可以说民国初年出现了一小股读书人辞官论政的潮流。
　　张东荪辞官论政原因解析
　　为什么包括张东荪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民国成立不久就作出辞官论政的选择？张东荪自己没有作过详细解释。而其他知识分子选择办报或论政的具体原因也各不相同。就以张东荪而言，据笔者考察，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对民初政治的不满和失望。张东荪进入南京临时政府几个月，感觉是：周围的人都不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张东荪的观察是敏锐的，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的几个月，张东荪初步接触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现革命政府里的一些做法不符合他的原则，对革命党人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张东荪后来的观察也不断证实并加强了他对民国政治的失望。1913年后，他不断表达了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的失望，这种失望包含几层意思：1、政治混乱。他说：未几革命起，以为政治改革，得其机会矣，方色然而喜，讵知革命以后，政治之泯棼益甚。干戈之纷起也，催付之满地也，党争之乱政也，暗杀之流行也，学校之毁弃也，商业之凋敝也，种种恶现象皆为革命前之所无。把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归咎于革命，恐有失公允，但政治的乱象却是不争的事实。2、当时的两大政治势力革命派和立宪派都对建设事业毫无准备，毫无建树。他说：清末有革命派和立宪派两大政治势力，而此二派既未为建设问题之预备，所以自民国初立以迄于今，遂使全国之人无在而不在讨论建设之中。3、对任人唯派的做法不满。他说：故南京政府成立，不问其人才之若何，凡于革命有功者无不登用。殊不知革命，破坏也，革命以后之事业，建设也。破坏则非徒常人能之，而匪类尤为能；建设则不仅常人有所难，即优秀之人才亦必三思而后可行。张东荪希望任人唯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政权刚刚建立，根基尚未巩固的时候，任人唯派也无可厚非，只是生性耿直的张东荪不能容忍，只有选择离开。
　　第二，家庭熏陶和性格使然。张东荪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着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既然民国初年的政治不良，那么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挺身而出。张东荪从清末民初开始热衷于政治，且比较深的介入政治，其内在动力，就来自张东荪的儒家士人型人格气质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践行士的使命终生践行。张东荪就终身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批判，虽屡遭磨难而不悔。
　　第三，源于对民主国家政治参与方式的认识。张东荪认为，民国建立，中国开始走上民主国家的道路。而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仅是干政治的人才，坐而论道的批评家在其本身上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因此，政治评论实际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张东荪还回击了对不会干政治的人有何资格评政治的讥讽，他说：评戏的人可以不会唱。评画的人可以不会画。为什么评政治的人必定自己会干？徜使不会干，便失了批评的资格呢？并且为什么对于不干政治的人就不许他批评，可见有些人责备评政治者以为是说风凉话，自己上台亦未必干得好，这些都是最不通的议论。即在外国，如萧伯纳何尝不作政论，但人民并不要求他去干；到过中国来的罗素亦喜欢谈政治改革问题，但亦没有人责备他为何不参加实际上政党活动。由此可见，张东荪是抱着以评论政治的方式参与政治的心态离开了政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东荪离开了实际政务，但又自认为从未远离政治。
　　第四，对媒体作用的认识。晚清时期，人们对报纸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深的认识。梁启超在1901年就指出：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清朝大臣戴鸿慈在出国考察宪政时也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人民智识之程度，恒与报馆之销数为比例。民国建立后，很少有人不把媒体和舆论作为共和政治的基础和标志之一。张东荪就认为，进入民国即进入了讨论时代，而讨论时代之要素，即以一切政事付诸群议，其最著者，莫如国会和新闻纸。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看重国会和媒体的作用，使得张东荪在民国初年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这两方面上。
　　第五，民国初年出现了短暂的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无论是制度安排、政治氛围，还是舆论氛围，都允许、甚至鼓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因此张东荪在民国初年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张东荪后来回忆说：只在民元到民国五、六年之间短短时期中真有言论自由，这是我所亲历的。
　　正是由于以上几种因素，促成了张东荪人生路径的转变，由政府职员转向自由职业者，由可以直接干政治的公务员转向评政治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的转变，反映出民国初年的一些面向：首先，一些接受西学新知、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和使命感，在政治出现混乱的时候，毅然挺身而出，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第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从政和议政，并不完全出于士大夫的情怀，而是具有对自身角色和作用的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较为接近现代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参政议政的方式也具有现代特征。相应地，其身份认同也开始出现新动向。第三，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有助于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至少对张东荪等人而言，更加坚定了他们走新型知识分子参政道路的决心。
　　总之，从张东荪的经历透露出，自民国初年起，一批兼具传统士大夫情怀与现代知识修养的士人型知识分子逐渐崛起，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他们既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生，而是诞生于转型时代、具有过渡色彩的士人型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