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刘湘贡献陪都真相解密阴谋没得逞，却成就了铁血川军

　　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四川子弟兵都有着特别鲜明的作战风格：上甘岭战役中无数川籍战士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和抗日战争时期滕县保卫战的＂手榴弹自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川军，是民国为数不多配得上＂军魂＂二字的部队，＂川军精神＂如一面旗帜，传承不息。
　　那么，川军精神是如何炼成的呢？
　　【大后方】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侵略国民政府曾两次迁都。第一次是在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蒋介石＂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当时选择的陪都是洛阳。
　　洛阳地处华北平原边缘，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这里依然在机械化部队的兵锋之上，并不是陪都的理想选择。
　　之所以选洛阳，实在是没得选：当时大西南、大西北、两广都在军阀手里，而武汉又离苏区太近，国民党真正能掌握的枢纽城市不多，洛阳已经是条件最好的了。
　　在洛阳的10个月时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噩梦。因为条件太差，蒋介石本人经常在专列上办公，很多军政大员们只能住寺庙、民居，仅仅熬了3个月，很多人就跑回南京了——他们觉得这是在逃难。
　　一二八抗战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这次经历让蒋介石明白，如果全面抗战真的爆发，没有稳定的大后方是赢不了的。
　　那么，哪里是他心中的理想大后方？答案是四川。
　　他颇为倚重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说：＂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型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时四川还没通铁路，进出都要以月为单位，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而且这个王国内还在军阀混战，大家你来我往，把富庶的天府之国以县为单位拆得七零八落。
　　这批军阀中和南京政府关系最好的，就是重庆的刘湘。
　　为了帮助刘湘统一四川，蒋介石赠予大量军火支援，仅在1931年就一次性馈赠步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
　　这种规模的援助看似规模不大，但是在军工落后的四川，已经属于氪金换神装了。刘湘的21军开始不断膨胀，成为四川军阀中的绝对王牌。
　　1934年，四川全省军费9000余万元，刘湘的21军就占去了一大半，达到了4861万元——这表明刘湘在四川已经无敌了。
　　到目前为止，蒋介石与刘湘虽然暗送秋波，但是并无实际往来，毕竟天高皇帝远，南京对四川的掌控力依然约等于无。
　　这样发展下去，这个设想中的大后方，还是不能为南京所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方向是一路向西，似乎是奔着四川而去。
　　蒋介石一看时机已到，以＂追剿＂的名义派参谋团入驻重庆，作为安抚，南京给了刘湘大笔经费和枪支弹药。
　　1935年2月，全新的、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刘湘任省主席。
　　对于这波操作，蒋介石非常得意。1936年1月他在演讲时说：＂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时至今日，蒋介石是否故意开口让红军突围 、从而实现＂统一西南＂，依然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客观而言，这一步棋，确实对后来持久抗战的局势至关重要。
　　【危险的博弈】
　　洛阳的凄惨遭遇，让国民党大员们记忆犹新；而从形势来看，中日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仗一打起来，就必须要迁都。
　　既然早晚要迁，那就提前准备吧。
　　四川境内，作为陪都的选项有两个，成都或者重庆。
　　虽说刘湘已经接受改编，但他手握几十万大军，依然是一个军阀头头。四川表面上看似＂统一＂，实际上顶多算是＂联邦自治＂，南京必须想方设法加强控制。
　　1935年7月，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思来想去，自己搬去了成都，把重庆让给了国民政府经营。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统领西南五省军队，重庆正式成为西南军事与政治中心。
　　但即使是这样，蒋介石依然对迁都重庆心存疑虑。因为四川毕竟是刘湘的地盘，如果刘湘本人心怀不轨，那迁都就等于送羊入虎口。
　　那么，刘湘这人到底可靠吗？
　　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广州发表抗日通电，打着抗日的旗帜准备反蒋，蒋介石赶紧让刘湘表态支持自己，结果刘湘含糊其辞，最终还是站在了广州这边。
　　这令蒋介石冷汗直冒，就在这一年，他赶紧制定了将湖南株洲作为陪都的备选方案。
　　1936年双十二事变，刘湘眼见蒋介石有性命危险，顾不上重病在身、赶紧召集亲信开会，议题竟然是包围重庆行营、铲除南京伸到四川的触手。
　　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刘湘曾劝说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把蒋介石杀掉。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军阀头领，在刘湘心中＂抗日＂只不过是对抗南京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而已。
　　刘湘曾向冯玉祥请教如何保住四川，冯玉祥给他的建议是：通过抗日联络一切反蒋力量，走上全国政治舞台，从而实现更大的野心。
　　他的小算盘，蒋介石越看越清楚。
　　这是一场危险的博弈。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南京也变得岌岌可危，刘湘立刻站出来高调表态，催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他高举抗日大旗，提出＂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并坚定认为＂抗日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为坚定南京政府抗战决心，8月26日，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川康军民书》，声称＂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
　　在全面抗战爆发时，刘湘成了那个口号喊得最响、干货掏得最多的地方军阀，当然不能排除家国大义、民族情怀因素，但更重要的驱动力，还是他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冯玉祥曾这样评价刘湘，＂一切军阀心理皆以自己的厉害为第一，即谈革命也不过是打官话、说空话。＂
　　当然，冯玉祥的判断准不准确，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因为国民政府虽然搬到了重庆，但是刘湘却没有机会再施展抱负——他当时已经重病缠身，并在国府西移之后的两个月，病逝在武汉。
　　他留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话意味深长。
　　今天大多数人在谈及刘湘抗日这一段历史时，还是抱着肯定的立场，毕竟他在那样的敏感时刻站出来坚决抗日，是真正的有大功于民族。
　　【川军精神之源】
　　在刘湘的大力倡导下，川军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整个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将士徒步出川，参加了20余次会战，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1/5，伤亡达到64万，产生了＂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然而在抗战爆发前，川军是公认的战斗力最低、装备最差的部队，被老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军官公然在军队里贩卖鸦片，连烟枪都成了行军必备品。
　　七七事变之后，邓锡侯率第22集团军前去参加山西保卫战，千里迢迢来到目的地，却被阎锡山拒于门外，他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
　　后来22集团军又前往第一战区，再次被战区司令程潜嫌弃：＂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那么，川军的实战表现如何呢？
　　在淞沪会战中，川军26师14个营长伤亡13个，全师战损率超过70%，是参战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在台儿庄战役前，川军122师死守滕县，血战36小时毙伤日军四千多人，300多士兵与敌同归于尽，自师长王铭章至伙夫全员阵亡，为台儿庄大捷奠定基础；
　　在南京保卫战的外围作战中，川军用血肉之躯硬扛日军坦克，145师师长饶国华亲自率领部队反攻，最终被包围自杀殉国……
　　川军参战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扭转了国军将领的偏见。
　　他们的武器装备是最差的，军容也不堪入目，但是几场战斗下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川军就打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那就是：军官带头冲锋，士兵争相赴死。
　　在滕县，300多名川军伤员不愿投降，全体绑上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这样的战术几乎成了川军的标志。
　　川军似乎总结出了一套以弱击强的凌厉战法， 这套战法不靠装备、不靠后勤，却非常要命——要求每个士兵都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表现川军抗战题材的电影不多，但大家可以回想下抗美援朝，四川子弟兵扛起的铁原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正是这种作战风格的延续。
　　铁原阻击战的＂天女散花＂战术，每个小队独自面对百倍敌军，战斗打响就是必死；上甘岭就更不用说，同归于尽已经成了常规战术。
　　那么问题来了：川军是如何快速完成如此巨大的蜕变的？
　　以往，我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于四川人的性格：讲义气、有担当、富于家国情怀，这些当然是必备前提。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刘湘病重后，四川再没有产生一个能服众的军阀头头，旧军阀那一套占山头、玩博弈、保存实力的顽疾在川军中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的个人牺牲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为国捐躯＂，再加上国民政府已经搬到了重庆，更加激发了四川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感与荣誉感。
　　川军作为一支自成体系的军事力量，是抗战时期最早摆脱军阀做派的旧军队。
　　这一点，甚至连同时期的中央军都没能做到，毕竟中央军还要考虑那个最大的军阀——蒋介石的利益诉求。
　　对于这种变化，川军中层军官感受最为明显。
　　比如，在滕县殉国的王铭章将军曾这样鼓励士兵：＂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20年川军内战的罪愆了!＂
　　刘湘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死竟然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好处。所谓＂一鲸落万物生＂，说的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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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何一民，从双枪兵到铁血雄师，载于《天府新论》2015年第6期；
　　2、郑光路，川人大抗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刘长江、陈显川，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