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26日上午11点钟，上海城隍庙西街口的三声枪响打破了平静的市民生活，人们只来得及看到一路西向的轻骑残影和一具倒地而亡的尸体。＂真奇怪，怎么共产党的消息这么快呢？＂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的徐恩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原来中枪身亡的是黄第洪，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后，黄第洪更是同其余五人被送往苏联学习，而当天却是他企图帮助国民党抓捕周恩来的日子。 欲探究枪声背后的故事，一切还要回到1924年的夏天。 共产主义社会环境的落差 1924年5月一个瘦削的流浪青年轻朋友介绍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彼时的黄埔，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在政治部担任领导职务。黄第洪作为其中的优秀青年，与周恩来熟识。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更是直接与周恩来对接，受其安排。 当时的苏联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工人劳动竞赛搞得轰轰烈烈，是共产主义发展的高潮。 黄第洪学成归来的1930年，国内却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蒋介石、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七·一五事变，打着＂清党＂、＂分共＂的旗号迫害共产党人。事变发生得猝不及防，让共产党损失惨重，陈延年、赵世炎等无数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丧身。 软弱的意志与放纵的享乐主义 黄第洪在苏联享受优渥的教育环境，国外安逸享乐的留学氛围消磨了他的意志。所以黄第洪参加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得到前去苏北（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后。 黄第洪不愿意再去偏远山区受苦， 他以不耽误同志工作为由，谢绝了护送，暗中偷偷返回上海。 当时，黄第洪居住在姨母家。姨夫之前开典当铺，家境殷实，死后，母女将店盘了出去，日子也算滋润。 因为黄第洪接受过外国教育又是军校出身，表妹如今也是亭亭玉立的姑娘。姨母有心让二人发展，对黄第洪自然十分接纳。黄第洪也借此胡吃海塞，过起了纸醉金迷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黄第洪没有收入来源，身边有一群酒肉朋友，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没有钱却还想继续花天酒地，他自然只能偷偷地存钱。 姨母哪里想到＂日防夜防，家贼难防＂，逮到黄第洪偷取金条时，愤慨将其赶出。就此，黄第洪落了个灰头土脸。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当时在上海最快功成名就的方法就是出卖共产党人。黄第洪想自己出身黄埔，与周恩来尚有来往，如果能帮助抓捕周恩来绝对大发一笔。 要知道，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周恩来辗转来到上海。作为驻扎在上海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人，周恩来自然是蒋介石的眼中钉。 为此，周恩来十分谨慎，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即便出去也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才回。他行踪难定，是国民党调查科的头号头疼对象。 于是，一方面黄第洪积极联系周恩来，谎称自己因身份暴露不得已返回上海，请求周恩来在中央机关中为自己安排工作。 顾虑到中共优秀党员的流失与大缺口，周恩来回信愿当面与他商讨。 另一方面他借由自己曾是黄埔军校成员，共产党重点培养对象的身份，联系到蒋介石。 ＂他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为其效劳，信中还声称他返回上海后，直接与周恩来见过面。＂在《关于中央特科》， 《党史资料丛刊》中有记载。 得到消息之后的蒋介石自然很是重视，当下派人联系黄第洪。可信心满满的黄第洪缘何被枪杀在城隍庙西街口？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人——黄第洪至死都没有想到的接头人，原是红色特工！此人名叫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别名刘君珊。 1919年回国后就参加五四运动并加入国民党。可惜蒋介石之后公然背叛革命，让杨登瀛对其产生怀疑，他曾同学生参与讨伐蒋介石的运动，被捕入狱后得蔡元培解救。 又在1925年的五卅时期常去上海总工会，也正是因此， 杨登瀛既与一些共产党员相熟又和同乡杨剑虹关系密切。 进入国民党调查科 杨登瀛能够顺利打入国民党内部，可以说与这个好友密不可分。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负责人，在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拉拢以及张道藩（（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的动员下，成为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他与杨登瀛初识于上海，两人因为是同乡，又经常一起出入酒局，一来二去，彼此比旁人更亲近。此时上海国民党侦查局尚不成熟，需要有能力的新鲜血液加入。为人圆滑机敏、心思活络的同乡杨登瀛，成为杨剑虹的首要人选。 1928年，杨剑虹向杨登瀛投出橄榄枝。 撇开同乡之谊，就张道潘而言，他们私交甚密，经常一起吃饭喝酒。 1928年杨登瀛还曾帮张道藩接一个法国女人到上海，并代理张道藩办理结婚事宜。得知张道藩官场受阻，杨登瀛更是主动帮张道藩解决政敌。这一系列刻意拉拢让两人推心置腹。所以，进入上海国民党圈子对杨登瀛来说毫不费力。 与共产党人关系不凡 杨登瀛因为精通日语与日本文化， 有了与陈养山熟悉的契机。 陈养山当时表面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员，实际为中共特科精英，手里掌握着国共双方最新的刊物思想。一位学习日语主动结交，另一位周圆玲珑，一拍即合。 此前杨登瀛在留学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书籍。 而这段时间，杨登瀛有机会接触到更为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 所以在收到杨剑虹的邀约时，杨登瀛当即联系陈养山，并由陈赓联系得到中央指示，成为了共产党发展的红色特工。 扶摇而上，接触国民党机要。 在上海这样一座风云变幻的城市，杨登瀛能够同时深入国共两方，并取得卓越成绩。自身的眼见学识密不可分，更脱离不了当时共产党的鼎力相助。 要想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情报信息，在之后中共特科的行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登瀛就必须在两方面打入敌人的侦探机关：一个是国民党警、宪机关和市党部，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在租界里面设立的巡捕房。 在打入市党部时，陈立夫曾说＂首先要联系所有各种社会团体、机关和学校等，搜集各种情报材料。＂ 所以同情报科建立活动的初期，杨登瀛一方面积极拉拢杨剑虹、张道潘等人，借由他们认识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约。 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国民党对杨登瀛的信任，陈赓主动送去一些共产党的文件，比如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刊物如《红旗》、《布尔什维克》等，还有一些真真假假的活动情报。 借此帮助杨登瀛作出成绩。 在资金方面，共产党更是毫不吝啬，杨登瀛周旋于各种应酬的开销、后来的洋车以及专门的办公处都有其手笔。这一切让杨登瀛一跃而起，在国民党内部小有声名。他也有机会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打上关系。 巡捕房是直接关押共产党人的第一场所，更是各种行动指令最直接的接受方。杨登瀛与巡捕房交好，受益无穷。 当时英国人兰普逊任巡捕房长，彼时想在中国立足，兰普逊就要与国民党联络密切。他得知杨登瀛很受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看重，一直对其高看一等。与此同时，日本企图以虹口为据点，大肆张扬其在上海的势力。这一行为显然对英美利益产生了威胁。他们急需一个精通日本文化、制度的人。 兰普逊有意与杨登瀛交好，而杨登瀛本就存着心思打入巡捕房。面对日本事宜，杨登瀛多次帮助兰普逊出面折冲， 这让兰普逊不禁感叹＂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 ， 并给了杨登瀛在租界相对的自由，甚至推荐他成为法租界的顾问。 同时，在租界得到的特权与信任，进一步让国民党看到了杨登瀛在政界的实力与才华，对其更是委以重任。杨登瀛很快成为国民党情报局在上海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所以在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内部斗争自杀身亡后，徐恩曾遂任命杨登瀛，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蒋介石在委任状上还注明＂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其地位可见一斑。 当然，中共对杨登瀛扶植力度也更是加大，这坚定了其为中共服务的决心。 两人接头，试探叛徒。 黄第洪写信想通过周恩来向蒋介石表忠心时， 当时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第一时间将具体工作交给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1930年7月14日上午10点，只见上海南京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有一位西装革履，手拎皮包，拿着《上海日报》的男子，在邮局附近踱步。此人，正是前来与黄第洪接头的杨登瀛。 只是可惜，在邮局待了近半个小时，杨登瀛也没有等来黄第洪。 三天以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暗号，黄第洪还是失约了。 原来当时中共特科行事果决，已在共产党内部极有威名。黄第洪此人对身关性命之事极为谨慎，所以他一直试探，自己是否暴露。经过两次的观察，又是三天，杨登瀛终于成功与黄第洪接头。 在这次接头中，杨登瀛表明自己特派员的身份，安抚黄第洪，同时向黄第洪提出质疑，＂你怎样向我们证明，自己的自首是真的？＂荣华富贵在前，黄第洪为示决心，供出了与周恩来会面的时间、地点。并提出，下次见面他会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一并带来。 几经查证，铲除叛徒 这下更是落实了黄第洪叛变的消息， 杨登瀛迅速报告给了当时与自己接头的刘鼎同志 。周恩来同志立马发出指示：密切监视黄第洪的行动，深入调查核实其叛变自首的情节，一经认定，立即秘密处决。 得到消息之后的中共内部，也正在加紧对黄第洪的排查。原来国民党惯于鱼目混珠，搅乱时局，他们常假意公示叛徒名单，混淆视听。如果不仔细审查，可能会误伤同志。 毕竟混乱时期，人才缺失的共产党员对于这样一位教育背景优越的人才，还是十分重视，处理态度也极为谨慎。 直到情报科拿到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投诚信，并向钱壮飞等人确认，中共内部这才做出部署。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此事＂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即黄第洪)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他)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对黄第洪，中央称得上仁至义尽，可惜黄第洪没有幡然醒悟。其实黄第洪的叛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对黄第洪评价中就可窥见一二，时评：与同志间的关系有时尖锐、不讲情面，性格孤僻。政治方面＂及格＂ 但强调此人＂尚不能独立从事领导组织的工作。＂ 由于黄第洪不讲情面的性格、绝对的利己主义，他后来革命意志瓦解，贪图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也自然可以合理推论。害人终害己，黄第洪因为出卖党，企图残害同志，终尝恶果。这也回到了故事的开头。杨登瀛得到指示后，与黄第洪约定7月26日在城隍庙西街口会面。 黄第洪兴致勃勃在树下等候，谁知，等来的是中央特科几位轻骑人员的子弹。城隍庙的三声枪响，更是狠狠打了国民党调查科的脸。 徐恩曾也不得不感叹共产党除叛计划的周密严谨，让人实在难以提防，＂那些曾在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从国民党特务首领的这些话，亦可见中共中央反叛活动之威力。 结语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并嘱咐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也是中央对秘密工作者的尊重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