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首都是如何被确定为北京的

　　1949年9月在北平（今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届领导集体。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采用公元纪年、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其实这次会议在确定国都时北京并非唯一的考虑选项。
　　会议开幕时与会代表提出了11个候选城市，那么北京最终是如何在11个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的呢？当时提出的11个候选城市分别是哈尔滨、西安、延安、洛阳、开封、成都、重庆、广州、南京、上海、北平（北京）。这11个城市能从全国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被作为建都的候选者就证明各自都是有一定优势的，于是与会代表围绕11个候选城市各自的优劣势展开了充分的探讨。
　　中国的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而首个被我党解放的大型工业城市就是哈尔滨。哈尔滨的优势在于有良好的重工业基础，又是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加之在地理上接近苏联也方便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哈尔滨解放时中央领导人曾特批哈尔滨为＂特别城市＂，还一度决定在哈尔滨宣布建立新中国。然而哈尔滨的地理位置既是优势，同时也是导致其最终被排除的劣势。
　　哈尔滨在地理位置上太过偏北，如果建都于此不易辐射带动全国，而一旦外交关系发生变化也很容易受到牵制。哈尔滨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工业和交通枢纽城市，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哈尔滨从未建过都，所以哈尔滨也相对欠缺建都的人文底蕴气息。政治协商会议在充分考虑到哈尔滨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两方面的条件后最终决定将其排除在建都的考虑选项之外。
　　相比之下西安并不缺乏建都的人文历史底蕴：中国上古三代中历时275年的西周王朝就建都于此，此后铸造华夏大一统帝国的秦汉王朝也建都于此，中国历史上最鼎盛辉煌的大唐王朝也建都于此。前后总计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史上西安累计建都时间达1200多年。西安也是沟通古代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建都历史悠久的西安很早就得到了开发，随着水土流失现象的日益严重以及气候的变化已使西安的粮食产量无法供应都城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以自唐朝灭亡以后再无朝代定都西安。随着近代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已转移到东部沿海城市，这时深居内陆的西安已显得相对有些偏离经济发达地带了。尽管西安具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但在建都所需的经济基础上则相对欠缺。
　　和西安一样位于陕西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但延安的劣势与西安相似且更加明显：延安同样远离经济发达地带。西安好歹是陕西的省会，延安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都比不上西安，况且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人文历史底蕴也是延安比不了的。尽管延安作为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地处黄土高坡的延安显然欠缺足以支撑首都功能的经济基础。
　　洛阳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夏朝、商朝、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王朝先后在洛阳建都或以洛阳为陪都。然而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所以自唐代以后的上千年间洛阳和西安一样再未建都。
　　唐代后期长安和洛阳衰落之际位于汴河到黄河入口处的汴梁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朱温以此为基地发展壮大，最终篡夺了大唐江山，建立了后梁王朝，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这一时期汴梁取代长安成为新的政治中心，赵宋立国后承袭五代的政治遗产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已有40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的开封被誉为八朝古都。
　　历史上夏朝，战国时的魏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宋朝和金国相继在开封定都。 开封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城摞城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少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直到1954年10月30日河南省会才由开封迁往郑州。开封的劣势在于四周皆无险可守。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就曾为此动过迁都的念头。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前往西京洛阳祭祖，祭祀完毕便在洛阳行宫住下，丝毫不打算返回东京汴梁。赵匡胤还说：＂迁都洛阳也非长远之计，最好是迁至长安＂。河南的地形主要由平原、盆地、丘陵、水面构成，而居于关中沃野的长安则有崤山、函谷关之险。长安从军事防务上看来是比洛阳、开封更适宜建都。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政权仍在苟延残喘，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也正虎视眈眈。
　　在这种形势下定都就不能不考虑军事防务的问题。位于河南的洛阳、开封其实在防务上都不够理想，相比之下开封的劣势更为明显。洛阳尽管在防务上比不得八百里秦川险要形胜，不过洛阳周围也还是有一些天然屏障：北临黄河、东临洛水，周围还有太谷、广成、伊阙、旋门、孟津等八个关口。当然黄河平原毕竟是个大平原，所以再怎么形胜也比不得关中。
　　位于关中平原的西安除了人文底蕴深厚之外最大的优势就体现在防务安全上。用古人的话说：＂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西安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是军事上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在近现代战争条件下地理位置居中的西安在国防方面也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可以利用，然而远离经济发达地区的地理位置最终使西安被排除在建都的考虑选项之外。
　　事实上西安存在的问题也反映在洛阳、开封身上：洛阳、开封距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比西安要近，可实际上仍有相当一段距离。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洛阳、开封在内的河南饱受战争的摧残。1938年6月9日国民党部队为阻挡日军南下炸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泛滥的洪水造成了跨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泛区。此后河南的经济基础在一系列水旱灾害的打击下变得相当薄弱。
　　相比之下广州、上海、南京三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在当时是最为雄厚的。这三个城市的经济基础不仅超过了西安、洛阳、开封这三个古都，也同样超过了当时的北平。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三个城市也被排除了呢？这三个城市最先被排除的是广州：政协会议确定首都是在9月27日，然而广州是在10月14日才解放。当与会代表们在探讨定都问题时广州实际上还处于国民党政权控制下。
　　当然如果大家一致认可定都于广州也不是不可以先确定一个临时性首都，然后等广州解放以后再迁都广州，不过迁都毕竟会在无形中增加一些繁琐的事务。广州是全世界唯一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的商业都市：早在秦始皇经略南越使广州就已是犀角、象牙等货物的集散中心了。相比之下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地都是在近五百年间才开始繁荣崛起的。
　　广州尽管是一座商业文化名城，但历史上从未作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加之过于偏南的地理位置也不利于辐射带动全国，所以广州最终也被排除在建都的考虑选项之外。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海比过于偏南的广州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好些，同时上海也是当时中国最繁荣富有的城市，所以经济发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那么导致上海最终被排除的劣势是什么呢？
　　上海自从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外国势力、买办资本家、帮会组织等各方势力纠缠。定都于此会给新生的人民政府带来挑战。面朝大海的上海完全没战略纵深，而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海军力量还相当薄弱，所以从防务安全上考虑最终决定将上海排除在建都的考虑选项之外。邻近上海的南京是国民党时期的首都，然而上海所具有的劣势几乎也同样存在于南京。
　　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的南京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三国时期的东吴以及此后的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初、南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都曾定都于此。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邻近经济发达的上海，自身的经济基础也相对雄厚。当时南京的各项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是最为完善的，所以南京其实是兼具人文历史底蕴和经济优势。
　　南京不同于广州：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召开时广州尚处于国民党政权控制下，而南京是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的。尽管政协会议召开时南京已处于人民政权的控制下，然而这时南方相当一部分地区尚未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实际上还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定都南京或上海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参与政协会议的王家祥使南京被彻底排除。
　　王稼祥指出：＂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不过王稼祥马上又指出作为共产党人不会相信这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说辞。定都于南京的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明都是割据政权，南京只在明朝初年一度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而且定都南京的王朝无一不是短命王朝。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宿命论，然而定都南京的王朝之所以短命是有深刻的逻辑原因的。
　　我在上文提到中国的经济重心自安史之乱以后就已转移到江南地区。然而中国古代最大的外患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若定都江南不利于对北方边防的巩固，所以自古以来除了偏安一隅的王朝只有朱元璋时代的明朝短暂建都于江南，只要是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不敢把都城建在江南，因为这对北方边防而言几乎意味着毁灭性的灾难。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地势主要以低山缓岗为主，只要一过长江就几乎意味着无险可守。
　　历史上晋灭东吴、隋灭南陈、宋灭南唐都是在渡过长江后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拿下了南京城。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和上海一样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而长期作为国民党首都的南京在社会环境上也和上海一样复杂。如果说南京、上海因为缺乏战略纵深而被排除在外，那么位于大西南的成都、重庆则有辽阔的战略纵深：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就是供给前线的大后方。
　　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四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从东部的湖北地区入川需要经过三峡天险，从北部的关中平原入川需要翻越秦岭、大巴山脉，在西部和南部巍峨连绵的群山把四川盆地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分隔开来。
　　当时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与曾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战略纵深辽阔、地势易守难攻、经济相对发达。抗战时期从沦陷区撤入四川大后方的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
　　此外国民政府机关以及一些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抢运入川。那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为前线的将士们源源不断生产着武器、药品、服装等各种军需物资，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那些迁入四川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则为中华民族日后的复兴保留了人才火种。抗战胜利后有些单位就留在了四川，从而使四川的工业生产、教育学术水平都有了一次大提升。
　　然而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和重庆也有自己的劣势：相对封闭的盆地地形固然意味着易守难攻，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与外界的交流相对不便。历史上建都于四川的蜀汉、前蜀、后蜀、大夏等无不是割据政权。四川相对封闭的地形使这些割据政权得以在天下大乱维持一方安宁，然而四川地区的割据政权很难走出去统一天下。封闭的地形既是挡住外面的人攻进来的屏障，也是阻碍里面的人走出去的障碍。
　　定都于四川盆地的成都或重庆从交通条件上看是不利于发挥首都对全国经济文化的辐射带动作用的。此外成都和重庆也存在和广州类似的问题：重庆解放是在1949年11月30日，成都解放是在1949年12月27日，所以当政协会议讨论国都问题时乃至开国大典进行时成都和重庆其实都还处于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下。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定都于成都或重庆也是不太现实的。
　　在哈尔滨、西安、延安、洛阳、开封、成都、重庆、广州、南京、上海这10个选项相继被排除之后北京的优势就越发突出起来。北京是一座人文历史底蕴深厚的古都：三千多年的历史孕育了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两朝的国都。
　　自宋以后中国的外患由以往西北方的匈奴、突厥变成了东北方的辽、金，而北京正好位于长城沿线，处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地带。北京位于长城与运河交汇之处，同时又位于渤海之滨、燕山之麓。这种独特的地缘形式使其成为南方的农耕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双方争夺的主战场：游牧民族得到这里就可以进一步挥师南下饮马中原；华夏民族失去这里就命中注定只能偏安江南。
　　一旦守住了北京就等于占据了交通要塞，扼住了西北到东北、南方向北方的道路，所以说北京被称为是中国的＂龙眼＂所在。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由此可见明代迁都北京是囊括了历史、文化、军事、政治背景。话说回来历史上哪座古都在建都时看起来不是充满优势，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可能使优势逐渐丧失。
　　不过北京的优势到了近现代却并未消失：北京在地理位置上距离东北的重工业基地、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都相对较近。北京作为清代和北洋时代的首都自身也有相对不错的经济基础，尽管北京的发展在国民政府时期相对滞后于南京、上海，但放眼全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基础相对良好的大城市。由于北京是和平解放的，所以比起其他大城市相对较少受到战争破坏。
　　1949年国民党军队仍盘踞在中国大陆南方一些地区，所以定都于南京、上海等南方城市在安全性上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相比之下北京所在的北方地区解放较早、群众基础深厚。民国时期的北京一直处于各路军阀的争夺中：段祺瑞、曹锟、张作霖、李宗仁、傅作义等人先后成为过北京城的主人，而位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则一直对北京的管理上有些鞭长莫及。
　　这也决定了北京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渗透活动会比在南方的大城市相对更难一些。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曾一度试图动用轰炸机破坏开国大典，然而他们面临着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从台湾机场起飞的轰炸机飞不到北京，所以只有借道仁川机场，而且还不能夜航。开国大典的时间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如果台湾的飞机在下午三点抵达北京上空，那么返航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北京离海的位置不远不近正好适中：北京本身并不靠海，然而北京紧邻靠海的天津。然而北京又不会像南京、上海等地一样因为距海较近而缺乏战略纵深，因为北京所接近的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周围环绕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牢牢扼住了进海通道，所以北京比起南京、上海等地有着更为广阔的战略纵深。正是这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使北京最终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北京也是唯一出现在我国宪法中的城市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北京＂，这标志着国家的整合与统一。定都北京在今天看来是意义深远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建都问题上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所以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最好是分离开。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从而避免出现国家发展畸轻畸重的现象。
　　设想如果当年把首都定在上海、南京、广州这些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城市会怎样呢？今天的上海、广州只是商业性都会就已发展成为有上千万人口的一线城市，如果再把政治中心也定在这样的城市就极有可能诱发大城市病：这些城市可能会变得比今天更为拥堵。另一方面首都定在东南沿海意味着北方将连一个一线城市也没有，那么全国各地的发展就会出现区域失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