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斯大林突然喜欢吃菠萝罐头,他指示秘书,立刻给中国发电报,要求中方拿出一个地方,给苏联建菠萝罐头厂。 面对这个命令似的电报,毛主席回电道:我们接受你们建罐头厂的提议。如果你们喜欢菠萝罐头,可以给我们贷一笔款,然后我们自己建罐头厂。罐头厂建好之后,我们再用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主席回复的巧妙而又不备不亢,让收到回电的斯大林怒不可遏,在那里咒骂和发火。建国伊始,中国奉行打扫屋子再请客的政策。而此时苏联老大哥的举动,无疑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阻挠,处处颐指气使,以老大哥自居,曾令毛主席非常不满。毛主席曾说: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气! 即便如此,毛主席在面对斯大林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时,既表现出了不卑不亢的态度,但又因势而为,灵活机动,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智慧。 建国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毛主席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1958年3月,毛主席就在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坚持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 可以看出,毛主席在革命的任何时期,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顶住了苏联老大哥和斯大林的压力,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毛主席对斯大林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是绝不会妥协的。 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那么毛主席有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一味与斯大林硬顶而交恶呢?答案是没有,恰恰相反,毛主席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做了许多妥协,受了很多委屈。 毛主席曾说道: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特别是在建国后,首访苏联时,斯大林对毛主席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态度,甚至十几天不接见毛主席。毛主席殚精竭虑,周密思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充分利用舆论和国际关系博弈,最终成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取消苏联在中国的特权,促进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有重大意义。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毛主席对斯大林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态度,是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的,谁也不能当我们的太上皇,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事实证明,斯大林虽怒,却反而增添了对毛主席的几分敬意乃至畏意,感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位不易对付、只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领袖。 可能也因为这一缘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体上按照中方的意见得以签订,中方有关经援(包括贷款)的超大型单子基本上得到落实;在稍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对毛主席提出的空军和装备支援要求,达到了有求必应,事不过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