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之围刘邦的进击与妥协

　　他，叱咤风云，威加海内，＂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在讨灭淮南王英布的叛乱，路过家乡沛县时，有感而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横扫诸侯，一匡天下，为何在暮年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慨？
　　让我们一起走近汉高祖刘邦与北方匈奴的恩怨纠葛，了解一代帝王的治国策略。
　　匈奴患边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自兴起之时就不断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战国时期赵国与匈奴相邻，匈奴时常的入寇严重威胁到赵国北部的安定，至李牧为边将时，＂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匈奴＂单于奔走＂。这场大战使匈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损失十万多军队，长时间内难以再次侵扰赵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匈奴势力越过阴山占据河南地，而河南地与咸阳在地理位置上密切相关，为确保京畿的安全，＂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匈奴再次惨败。
　　匈奴自冒顿统领后，开启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且不断侵扰汉朝北部边地，数次深入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韩王信考虑到晋阳离边塞远，不利于抵御匈奴，在刘邦的同意下，将韩国首都从晋阳迁徙到马邑（今山西朔州）。
　　就在韩王信徙都马邑的同年，匈奴大举侵入韩国，突破长城防线，包围了马邑。被围困的韩王信，一边派遣使者请求汉朝救援，一边与匈奴和谈，但由于刘邦的处置不当，致使韩王信投靠了匈奴。
　　王的反击
　　韩国臣服后，匈奴利用自由出入韩国的便利，开始大规模入寇，长城内外到处是匈奴骑兵攻取掠夺的踪影。
　　为平定匈奴的入寇和韩王信的叛乱，刘邦决定亲率大军迎战。
　　同年十月，刘邦集结军队进入上党郡，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击败韩王信军，韩王信逃入匈奴军中。汉军北上进入太原郡。
　　在陈平的策划下，刘邦在指挥推进作战的同时，也不断地派遣使者前往匈奴，既是外交交涉，更是虚实打探。汉朝前往匈奴的使者，前后有十来批。使者们带来的消息相当一致，说是沿途所见，匈奴人闲马乏，牛羊孱弱，处处是穷困不振的景象。又说匈奴连战连败，士气低落，冒顿单于躲藏在代谷（今河北蔚县）一带，徘徊观望。
　　刘邦放心不下，又派刘敬出使，待刘敬回来时，刘邦已经北上抵达广武县（今山西代县）。刘敬根据所见所闻，认为匈奴肯定有意露短现弱，埋伏有奇兵以诱敌深入。但此时的刘邦认为刘敬混言妄语，阻挠大军出击，遂关押了刘敬，坚定了一举围歼冒顿单于的决心，指挥大军向平城挺进。
　　平城之战
　　当时虽然是十月，但已经天寒地冻，雨雪交加。三十二万汉军，征发自汉及燕、赵、齐、梁、楚各国，以步兵为主，少有北地严冬作战的经验，缺乏御寒的冬服装备，疾病冻伤者日渐增多，进军的速度也缓慢下来。先头北上的汉军，一路上基本没遭遇到匈奴军的攻击，顺利抵达平城南，与快速赶到的车骑部队会合，击破匈奴军，攻占了平城。
　　关于＂平城＂的建城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中原政权将平城纳入统治范围或起于春秋时期，史载：（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胡服骑射＂后的赵国实力大增，＂置云中、雁门、代郡＂，此时的＂平城地区＂或已经纳入到新设置的雁门郡中。秦始皇十三年，秦大举攻赵，取得赵国云中、雁门等郡，＂平城地区＂被纳入到的秦国统治之下。西汉时期的平城隶属于雁门郡，并属并州刺史部。
　　汉代平城县的考古挖掘工作源于20世纪中期，经过考古人员不懈的努力，在大同市区偏北的操场城附近发现汉代城址。汉平城县遗址分布范围集中在大同明府城以北的操场城及其以南的明府城北墙间一带，城址形状大致为长方形，东西长近980米、南北宽约600米。
　　白登之望
　　攻占平城后，刘邦率军乘胜追击败走的匈奴军，在平城东部的白登山，突然遭遇匈奴骑兵主力，来不及退走的瞬间，后路已被切断。匈奴骑兵军团作战，机动性极强，且个个长于骑射，善于格斗，将白登山和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刘邦君臣被围困在白登山长达整整七天，粮饷断绝，联络中断，突围不成，外援无门，一时陷于绝境。最后还是通过陈平的计谋，用珍宝厚赂取悦单于宠爱的阏氏，让其在冒顿单于处晓以利害，再加上本应与冒顿一起合围攻击刘邦军的韩王信部将王黄和赵王赵利逾期没有出现，冒顿疑有变，于是下令打开包围圈的一角，让出一条通道来，刘邦君臣才平安出围，进入平城中。
　　白登山是匈奴冒顿单于围困汉朝皇帝刘邦的所在地，关于白登山的地望，历代史学家有＂七里说＂＂十七里说＂和＂三十里说＂，这些数字是指白登山与平城的距离。结合考古发现的平城县位置判断，白登山应当是大同市东北方向的马铺山。
　　白登之围是中国古代军事史、边疆史、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匈奴而言，白登之围在其民族的发展乃至历史的走向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汉朝而言，白登之围后，刘邦采用刘敬的建议，将宗室女嫁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政策自此开始，深刻地影响了国策的制定和民族的心理，从某种程度上说，白登之围基本奠定了汉初七十年间汉匈关系的基本格局。
　　文/何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