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翁氏一家是与李鸿章一家比较有势力争夺的一家，两家斗得非常厉害，以致于认为翁、李之斗害家误国，影响了甲午战争。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害死翁同龢，而是协助曾国藩上奏疏，弹劾翁心存，导致其被流放病死。而翁同龢是在慈禧太后政变训政后被革职而永不叙用的，翁心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病死于家中的，死时岁已七十有五。宣统元年（1909年），诏令其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只能说，翁同龢被革职，与翁、李之间的争斗，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排挤有一定关系，但不能说他是被李鸿章所杀的。 第一，翁同龢是高官后代，在官场上一路顺风，十三年任户部尚书，执掌财权，直至军机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翁同龢出身于高官家庭，他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又是两任皇帝的帝师；他的大哥翁同书曾任安徽巡抚；他的二哥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并署理湖广总督。翁同龢父兄都是高官权臣，他当然是很有学业和官场上的优势的。 翁同龢于清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出生在北京，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翁同龢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授修撰，任实录馆协修。咸丰八年（1858年），任陕甘乡试副考官，旋授陕西学政。 有父兄的庇护，加上自己的才识，翁同龢在同治朝的官场升迁很快，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六月，擢升为右春坊右赞善。七月，任山西乡试正考官。十月，任日讲起居注官。后因其父去世而回家守孝，同治四年（1865年）守孝期满，转左赞善升右中允，授命在弘德殿行走。同治五年（1866年），任翰林院侍讲。同治六年（1867年），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同治七年（1868年），任国子祭酒。同治九年（1870年），任太仆寺卿。同治十年（1871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赏头品顶戴。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母忧期满后，仍在弘德殿行走，补内阁学士。 翁同龢（剧照） 光绪元年（1875年），翁同龢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皇帝上在毓庆宫致力于学，任命翁同龢与夏同善同授读光绪帝，翁同龢想辞帝师之职，但不被批准，随后，翁同龢迁任户部，充经筵讲官，晋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又调任刑部尚书，之后又调任工部。 光绪十一年(1885)秋，左宗棠去世，户部尚书阎敬铭补了左的东阁大学士一职，翁同龢由工部调任户部，接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户部尚书任上当了十三年。 光绪八年（1882）十月，清廷令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升任军机大臣。而在军机大臣任上，翁同龢主要参与了当时朝中的两件大事，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后来，翁同龢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运动中的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甲午战争时，他主管朝廷财政；百日维新时，他支持光绪帝，是＂帝党＂的得力干将之一。 翁同龢当过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光绪元年(1875年)，他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他曾为同治帝讲过《帝鉴图说》《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还为两宫皇太后进讲过《治平宝鉴》等；也对光绪帝也讲过《帝鉴图说》等课程。 翁同龢书法 第二，翁、李之斗，由来已久，是清末非常典型的权臣之间的势力争斗。 翁同龢一家，在道、咸、同、光四朝，几代累任高官，朝中门生、同僚很多，而且，翁同龢和他父亲翁心存皆是两朝帝师，时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翁氏在朝中势力很不一般。而李鸿章出自曾国藩门下，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背靠着湘军的势力，与曾氏势力关系密切，后来，他又创办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清末权势极大的权臣，因而，从权势上来看，翁、李两家可谓是势均力敌。 翁、李结仇，是从咸丰九年（1859年）开始的，当时，翁同龢长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庐州失陷后，捻军和太平军挥师攻击定远。咸丰帝下旨令翁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并令安徽境各军均归其节制。翁同书移军守定远，翁同书督兵击退起义军，之后，捻军又大举进军，攻陷六安，围攻定远，翁同书与胜保联手，夹击捻军，大破敌军，并收复六安。后来，捻军联合太平军，率数万之众围攻定远，定远随即陷落。翁同书离开定远，率兵逃至寿州，被清廷革职留任。 此时，翁同书上书奏曰：＂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十四）他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让楚师来救援定远等地；中策是利用苗沛霖协助清军夺定远，下策是让胜宝进攻明光，而他守住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遏制捻军的孙葵心、刘添福，保住西路。 后来，捻军将领孙葵心进攻颍州，被翁同书派兵击退，清军收复霍山。次年，翁同书派兵攻炉桥，焚烧贼垒，并打退舒城的捻军援兵，破了王家海贼圩。胜保上奏请招招孙葵心，清廷问翁同书的意见，翁同书认为清军刚攻破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贼首。 可是，就在这一年，英法联军进犯京师，胜保奏请召苗沛霖率兵来支援，清廷令翁同书传旨。翁同书自请开巡抚缺，率兵同行。此时，太平军将领陈玉成进攻寿州，翁同书率兵抵御，将其击退。 安徽团练首领苗沛霖本来就是一个反复无常、心怀反意的人，一见清军遇到了各方面困难，变得很狂妄，他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隙，指使他的部下闹事，被徐立壮杀了数人，而苗沛霖便率兵围攻寿州。翁同书密疏陈沛霖骄横跋扈，清廷令翁同书会同袁甲三查办，苗沛霖抗不听命，加快对寿州的围攻，并纵兵四处侵扰。 而徐立壮所部多为捻旧部，平日里常骚扰民众，素有民怨，清军坐实其通捻行为，将其杀了；随即将孙家泰逮捕下狱，孙家泰自杀。清军将孙开泰、蒙时中的首级交付给苗沛霖，但苗沛霖太狂妄，仍然不罢兵。清廷召翁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翁同书令布政使张学鹏劝谕苗沛霖，苗才撤了对寿州的围攻。翁同书上奏曰：＂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翁同书在宁远、寿州的一系列行为，让历来对翁氏看不惯的曾国藩找到了把柄，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上奏折，严厉弹劾翁同书。 曾国藩在奏疏中指责翁同书失守定远，弃城而走，逃至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而后使寿州城陷，其奏报情形前后矛盾。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罪不容赦。曾国藩在奏折还表示：＂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是清末非常有名的一本奏章，笔如刀刃，担大义，表忠心，尽臣责，置翁同书于万劫不复之地。而起草这一本奏章的正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清廷在内忧外患之际，没有退路，收到奏折后，便依大清律，将翁同书定为＂大辟＂（斩首），但并没有立即处斩，而是将其流放西北，三年后翁同书病死。不久，翁同书和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亦心忧得急病而死。 翁同书被弹劾，并不久病死，这使翁氏一家与曾国藩、李鸿章结下了梁子，此后，翁同龢与李鸿章虽同朝为官，但一直很难和解，于是，朝臣中也有种种议论。或认为翁、李二人政见，皆因为私人恩怨所致；或认为为争权力而加剧了派系之争；或认为是为揽权争利益等等。 其实，翁同龢与李鸿章一直有矛盾，主要是因为两人政见不同，翁同龢是当时清流派的领袖，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形成了文官派系，支持清末的＂帝党＂，与＂后党＂抗衡，而李鸿章一直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重臣，是＂后党＂的干将。翁、李之争说到底是帝、后两党的政见之争。 翁同龢和他的父兄皆为朝廷重臣，他六十年为官，在一些重要事件上，他的政治表现还是不错的，如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支持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促进晚清中国法制体系的建设，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支持光绪皇帝该维新等。此外，翁同龢还力主建立京师大学堂，主张废除科举，开经济特科，采纳康有为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练新军、办学堂、荐人才、修铁路、开银行等十二道新政，是颇有政绩的。他替光绪帝拟写《明定国是诏》，掀开戊戌变法的序幕，在打开晚清政改新局面上，是有大功劳的。 翁同龢 第三，甲午战事与翁、李之争 关于甲午战争时，有人认为翁、李之争影响了战局，其中，有一种说法是翁同龢为了挫败李鸿章，力主急战，同时，为了打击李鸿章，故意不拨款给北洋水师。其实，当时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后党＂与＂帝党＂的矛盾激烈，朝中派系斗争很不平静，翁、李确实持不同政见，隔阂比较大；其次，在对日战争的问题上，主战与主和之争不仅是翁、李之间的争斗，而且更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掌握决策权的是慈禧太后，翁、李都主持不了大局，其他大臣的意见也分化得很厉害，翁想主战并不易；再次，翁、李虽历来有矛盾，但在国家利益面前，特别是事关战与和的军国大事上，这两位能臣还不一定敢为私自的利益而肆意损害大局。 李鸿章 甲午开战之后，中方屡战不胜，慈禧十分惊惧，于是，她令翁同龢快速赶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对策。当翁同龢问及北洋舰队能否尽快出兵御敌时，李鸿章怒目相视，半晌不说一语。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才反问说：＂翁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回答说：＂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鸿章气氛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监察官员）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据清人胡思敬记述） 此前，翁同龢主管户部，而李鸿章曾要求拨巨款支持北洋水师，而翁同龢以朝廷财政困难为由，限制北洋水师的经费支出，不仅不加拨银两，还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当时，户部银根拮据，翁同龢确实也有难处。他奏请海军停购船械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当时，朝廷为堵黄河郑州段决口，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州事例》，解决黄河缺口问题确实是当时最急的大事，因此而停止海军购买船械的经费，这似乎也有道理。解决了河防工程之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没有及时再提购买船械之事，直到甲午战事起，翁同龢才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据说，当时李鸿章的淮军有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没有用在甲午战事上。淮军与水师皆是李鸿章的嫡系军事力量，李鸿章为保住他＂起家＂的淮军，不将淮军的存银拨给水师，而责怪户部停拨购买船械的经费，这虽表现了他的私心，未能从大局出发，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一码归一码，淮军也需要经费，不便挪用至水师。 但是，为防黄河之患，翁同龢暂时停拨海军经费，若是当时户部库银紧缺，也在情理之中，双方各有理由。而据胡思敬分析，李鸿章在天津反诘翁氏之事，乃是情急搪塞之词，是气话；而翁同龢的反驳，也有不合情理之处，事后不拨款，又怪李鸿章没有再请拨，这也是翁的托词。 但无论如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若是将甲午战事中北洋水师的失败，归咎于翁氏长期克扣及拒绝拨拨款给海军所致，也没有实际根据。翁同龢掌管户部十三年，他怕是没有胆量为了复私仇而置国家战事于不顾，他不是目光短浅的人，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是一位很智略和有经验朝中老臣。 至于说翁同龢为了打击李鸿章，力主急战，这似乎也说不过去，翁同龢不擅长于军事，在对日海战如此大的事情上，他是不敢以外行来干预对军事内行的李鸿章的；再说，李鸿章长期夸耀北洋水师实力强大，翁同龢想让海军击败日本舰队，关心北洋水师能否与敌舰作战，也是可以理解的。翁同龢极力主战，更多是出自对清朝海军力量的自信，这与他一贯清流派思想是一致的。 甲午海战 第三，翁、李等派系之斗，对战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即便没有翁、李之斗，甲午战争也极难取胜，甲午海战之败，有诸多的原因。 首先，北洋舰艇在装备上确实有很大的弱点。 北洋军舰上除了有劣质炮弹之外，舰艇上的炮弹所射出的炮弹都是穿甲弹，而穿甲弹没有开花弹的威力大，因为它不会大爆炸。而日本军舰用的多数是开花燃烧弹，破坏力极强，一旦北洋的军舰被击中，便瞬间起火爆炸，既能毁坏舰上设备，又会引起大面积燃烧，烧伤船员，掀起的浓烟会遮挡视线，使战舰上的士兵无法继续作战。北洋水师缺钱，而且因贪污现象，清朝海军只能装备穿甲弹，而无法装备开花燃烧弹，其被动挨打，既有技术装备的原因，也有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 其次，北洋舰队在舰艇的排水量方面虽不会输给日本军舰，但在设计样式上却属于是落后的，反击慢，因而被挨打。 北洋海军的主力舰＂镇远号＂和＂定远号＂，其排水量在7000吨左右，光从军舰的吨位上比较，大可碾压日本排水量4000多吨的旗舰舰＂吉野号＂，但是，＂镇远号＂和＂定远号＂的制造款式是比较落后的，航速只有15节左右，而日军旗舰舰平均航速在在20~30节左右。而且，北洋战舰在舰上所装备武器也比较落后，北洋的两艘主力舰只在战舰首尾装备大口径火炮，但在战舰的两侧却缺少火力防备。而日舰吉野号在战舰的两侧配备了大量速射炮，是新式战舰的火力配备，日军战舰能四面射击，而清军战舰只能舰头舰尾射击，不挨打才怪。 再次，北洋海军战舰与日本战舰在所采用的动力方面，差距很大，致使清军军舰行驶缓慢，被动挨打。 北洋军舰所用的却是煤炭质量最差的＂八槽煤＂，煤碎如散沙，杂石多，燃烧后灰很多，主要是因为各层官员盘剥窃利，海军任人唯亲，后勤采购贪腐严重，他们买了劣质煤却向上报优质煤的价，以从中贪污，于是，＂五槽煤＂卖国了商人，而＂八槽煤＂却以＂五槽煤＂的价格卖给了军舰，成了舰上用的动力煤。所以，使用劣质＂八槽煤＂的军舰航速慢，并极易损坏锅炉，且浓烟滚滚，军舰行驶慢，并极易因浓烟而被敌舰发现，被动挨打就难以避免了。 此外，战前情报方面的水平差距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军早重视情报，而清军却轻视情报。 日本海军很早就开始收集有关北洋水师的各方面情报，而北洋水师却对日本海军了解甚少，打起战来，北洋水师自然很难获胜。 日本一直在收集关于中国军队的情报，特别是对于北洋水师更是重点进行调查，非常仔细地都收集了相关情报。而北洋水师只是靠留学回来的军官，以及一些外交途径带回的一知半解的资料，情报搜集严重不对称，北洋舰官是＂睁眼瞎＂，而日军舰官对北洋舰队心知肚明，这仗还能打赢吗？ 最后，对舰队军事管理上的落后体制和腐败行为，是北洋水师战败的最重要原因。 日军队海战早有准备，他们为支持海战，全线动员，天皇、首相、海军大臣大力支持海军，到舰队去视察，连军队家属、妇女、学生等都全力支持海军，致使日军海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慈禧太后（剧照） 而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宁愿钱用去修颐和园，为她庆祝生日，也愿不把钱用在提高军舰战力水平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她的生日事关大清脸面，乃国之大事，而海军买装备仅仅是李鸿章该管的事；李鸿章任人唯亲，海军是就如他的＂私人军队＂一般，而任人为亲便养成了贪污，朝中因派系斗争，也影响海军的建设，因为有些朝臣不愿意支持李鸿章＂私人＂力量般的水师。如此腐败政府，管理如此落后的海军，岂能不败？ 李鸿章和翁同龢之间的矛盾，除了政见上的分歧之外，自然还有私底下的仇怨。要不翁同龢不可能一天到晚找李鸿章的麻烦。 作为财政大臣，本该兼顾到强大的北洋水师。可是翁师傅却这也推脱，那也不理，总之李鸿章来要钱，就一分没有。其他人来要钱，好商好量。 没钱屁事儿都办不成，尤其是北洋舰队每年所需要的船舰保养、火炮检修、炮弹更替、实弹演习等等，全部都需要花钱！ 当时李鸿章正打算购买一艘最先进的战舰，可是清廷财政上一直不拨款。结果李鸿章眼巴巴地看着日本把这艘船舰给买走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翁同龢的确有碍于北洋舰队的建设。因此如果翁同龢当时能全力支持李鸿章的北洋舰队，那甲午战争，清朝未必会输给日本。可是为啥翁同龢非要跟李鸿章过不去呢？ 一、得罪翁同龢的，按道理是曾国藩。 翁同龢他们家，在清朝末年那是相当牛的。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同治皇帝时期的上书房总师傅。担任过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高职。翁同龢的大哥翁同书，是道光二十年的进士，公元1858年，担任过安徽巡抚，也算是封疆大吏了。翁同龢的二哥翁同爵，担任过陕西巡抚、湖北巡抚，此后又兼任了湖广总督。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而翁同龢本人，更是光绪皇帝的帝师，曾经担任过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身兼数职，大权在握。 当时的人，是这么称呼翁家的： 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由此可见，老翁家在清朝末年，绝对是一等一的大户人家。按道理说，这样的大户人家，朝中都是他们家的人，连皇帝都是他们家的学生，李鸿章哪里敢得罪呢？ 可是偏偏在咸丰九年，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的时候，与太平军搏斗。结果翁同书不仅没有抵抗，反而率先弃城跑路。 第二年，翁同书又犯了一件大错，寿州团练苗沛霖本就已经叛乱了，结果翁同书还愿意谅解他，可苗沛霖后来再次叛乱，翁同书这面子完全兜不住了。 因此曾国藩立刻上书弹劾翁同书，认为他不仅丢失疆土，而且还被敌寇玩弄两次，实在是愚蠢，应该被斩首。 这份奏折写得很有水平，不仅提出了翁同书的罪过，而且还表明，即使翁家门户鼎盛，他曾国藩依旧还是要据实已报。 最终朝廷看在老翁的面子上，只是将翁同书发配到了西北，可惜三年以后翁同书还是病死了。由于翁同书病死了，所以翁心存也被活活给气死了。 二、为啥把李鸿章给扯进来呢？ 如果翁同龢要恨，按道理应该恨曾国藩才对。因为正是他的一封奏折，使得翁同书和翁心存双双毙命。 那么他为啥不找曾国藩麻烦呢？对不起，你还真的没这个本事。因为曾国藩当时的实力实在是过分强大了，光一个湘军，就把慈禧搞得晕头转向了。连慈禧都要给几分面子，翁同龢又能咋样呢？ 在曾国藩跟前，翁同龢那只能是个弟弟。得罪不起曾国藩，那只能去找李鸿章的麻烦了。但是这事儿跟李鸿章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李鸿章早年是曾国藩的木梁，在湘军大营中，呆了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后来在曾国藩的点拨之下，才去组建了淮军。 实际上在草拟这份奏折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脱离了湘军，组建了淮军，而且特别忙。所以一般来说，应该轮不到李鸿章写这份奏折。 不过有消息表示，这份奏折很早就已经写好了，李鸿章恰好就是草拟这份奏折的人。因此翁同龢就有了记恨李鸿章的理由。 李鸿章在这份奏折上，添加了这么一句话：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正是因为这句话，使得翁同书没有了任何退路。如果没有这句话，那么慈禧还能因为翁家的关系，饶过翁同书，可加了这句话，算是堵死了翁同书的生路了。 三、翁同龢你不了解战事，为啥非要主战？ 绝大多数人认为翁同龢的确因为个人的仇恨，所以整天跟李鸿章针锋相对。其实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去洗。 就拿甲午战争这件事来说，带过兵的人主战也就算了，你翁同龢没有哪一天是带过兵的，为啥拼了命要主战？单纯是为了帮光绪皇帝夺权吗？我看没那么简单。 因为当时李鸿章作为带兵老将，是主和的，他认为这个时候不适合跟日本打一仗，应该要等时机。李鸿章的建议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他是带兵多年的老将，知道自己这边有几斤几两。 而且翁同龢曾经找人在暗地里调查过北洋水师的近况，什么模样，难道他心里没点数吗？在这种情况下，你主战是什么心思？岂不就是为了让李鸿章出丑嘛！ 最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打响以后，翁同龢立刻拨款650两白银给李鸿章去购买军舰。大哥，有没有搞错啊！这就好比敌人的子弹已经出了膛，你才把买枪的钱到位了。这不是甩锅是什么？ 总结：把私仇夹杂在国家大事中，这绝不可取。 翁同龢的政治理念其实很清楚，那就是要帮助光绪皇帝夺权。光绪是自己的徒弟，翁同龢自然更加倾向于帮助光绪，甚至为此组建了所谓的帝党。 实际上翁同龢如果一直坚持走这条路的话，就应该努力利用手里的权力，拉拢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而不是把人家往慈禧那边推，自然将其视为仇敌。 结果因为翁同书这件事，使得李鸿章永远无法和光绪这一派亲近起来，自然而然就倒向了慈禧，你说翁同龢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当然了，因为翁、李两家都是大族，子孙后代不计其数，而且混得还都不错，所以很多人居然只敢给一个皆大欢喜的解释，表示他俩都是为了国家大义，这就没那么客观了。尤其是那部著名的电视剧被强行下架后，我更坚信了这一点。 参考资料：《清史稿》 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大清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震惊朝野，以帝党领袖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抨击统率淮军的李鸿章。由此传出了翁同龢与李鸿章有深刻矛盾的传闻，认为正是翁同龢的处处制约，才造成了战争的失利。 所谓的翁李之间的矛盾，发生在1862年，当年曾国藩上《参翁同书片》，指责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不仅弃城逃亡，而且还推举反复无常的苗沛霖，致使寿州城惨遭劫掠。事毕，翁同书险些被判斩首的极刑，最终被发配新疆。这份《参翁同书片》，则被认为出自当时曾国藩幕僚李鸿章之手。 实际情况是，曾国藩知晓翁李的关系：李鸿章的恩师孙锵鸣乃是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一手提携，可谓有知遇之恩，也算师出同门。此事曾国藩有意避开这层关系，《参翁同书片》是出自他人，并非出自李鸿章之手。之所以会产生翁李矛盾的传闻，源自于翁李的政见不合：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通过列国调停，结束这场中日纷争。 至于说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即使没有翁、李之间的不合，北洋水师也难以获胜： 统治集团意见不统一 光绪皇帝主战，慈禧太后主和，直到甲午战争前都没有统一的意见，以及建立战时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北洋水师的实际决策人李鸿章，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左右逢源：既要应付皇帝的主战，又不得不为慈禧的60大寿考虑而早日议和；除此，心里还有个小算盘，保存北洋水师这一政治资本。 由此，也决定了北洋水师只能处于消极防御的被动姿态。早在日军入侵朝鲜之时，丁汝昌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曾上书要求率领北洋海军援助朝鲜，先发制人；此后丁汝昌率舰队巡戈到朝鲜海面，本想主动向日本发动进攻，两次都让李鸿章制止，错失良机。 战前准备严重不足 1、＂长崎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折射出清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定远、镇远两舰归国后，都还没有建设好符合其相应吨位的船坞，导致两舰不得不前往日本长崎进行每年一次的保养。 此举深深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此前近邻便以大清海军为假想敌，发行海军公债，积极筹划海军建设，＂长崎事件＂更加速了这一进程，令到日本上下节衣缩食，筹集军费建设＂严岛＂、＂松岛＂、＂桥立＂，即所谓的三景舰，用以对付定远、镇远两舰。1892年，更是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反观清政府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6年，因挪用海军经费而未添置一舰一炮； 2、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随即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侦察搜集各种情报。这些成为了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侵华计划的重要依据； 管理机构混乱 清政府在筹建北洋舰队的同时，南方沿海各省也陆续筹建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鼎盛时期拥有大小军舰78艘、鱼雷艇24只，总排水量80000余吨，炮600余门，鱼雷发射管近70具，实力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但这些舰队却是分属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节制，不相统属，因而造成了兵力上分散，造成了中法海战中，福建水师独立面对法国海军，其他三支舰队眼睁睁看着其全军覆没，却没有前往援救。哪怕是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也没有专任一人居中调度，统一指挥，即便是海军基地内部的海陆军还互不统属，真是无言以对。 水师舰队作为新兵种，在官制上没有任何革新，不是根据舰船本身进行合理编组，而是沿用旧制，舰长袭用湘军营官名称管带。北洋海军的舰队编组沿袭左翼、右翼、中军、后军的旧制，形成了管理混乱、后勤体制庞杂、保障措施不力等诸多不利的因素。 战时指挥混乱 是战是和是不能选择，作为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原是淮系将领，出身于陆军，＂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也没有拿出一旦发生战争的预案。致使定远舰信号樯（桅杆）被日舰击中之后，统一指挥的令旗坠落，无法指挥其他诸舰的战斗。 此时作为定远舰的姐妹舰镇远舰，是北洋水师战斗力最强、吨位最大的战舰，理应接替定远舰担任旗舰指挥，但管带林泰曾并没有这么做。由此表明北洋水师内部管理混乱，缺乏应急预案，权责不明，造成了最后主力战舰的各自为战，被日舰各个击破。 后勤供应跟不上 以北洋水师为例，弹药是跟随战舰整体购置的。后续的弹药补给随着海军经费的裁撤，造成了弹药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甚至出现炮弹与炮膛不合的窘境。《甲午风云》就出现了敌我对轰之时，我军不得不停下来将炮弹搓成符合炮膛。 根据曾出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说：就炮术而言，中国兵优于日本兵......日军之命中率约占12%，而中国约占20%。 黄海海战中，日舰吉野、赤诚、浪速还有旗舰松岛都被击中，有的甚至中弹多次，但无一沉没，原因便在这里。 结语：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是清政府从战略、战术以及反映出一系列管理问题造成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诸多内部因素形成了掣肘，未能在对敌之后形成合力，实际上，买不来一个强大的海军，只是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可叹可惜啊。 题主你亏得在注释里写了一笔，不然我还想着李鸿章啥时候杀了翁同龢。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恩怨其实也有一定争议，不过这里不展开讨论。就翁同龢个人来说，对于甲午战争结果的影响不大。 在1891年时，主管户部的翁同龢上书，认为北洋水师已经成军，海防初见成效，而户部财政紧张，建议南北洋水师暂停两年外购军火。光绪随即同意了这一建议。而在这两年中，日本海军大肆扩军，购买了多艘新式军舰，海军实力后来居上，超过了北洋水师。因此很多人把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黄海海战的失败归咎于翁同龢，这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翁同龢和李鸿章也许确实存在私人恩怨，但是他提出的两年暂停外购军火也是无奈之举。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列强的入侵，一方面要应对国内不断爆发的起义和民乱，财政一直就很紧张。 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8800万两，而支出则是8900万两，长期入不敷出。翁同龢作为户部主事，他没法变出银子来，自然只有节流。 要说节流，清末财政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能砍掉。比如八旗的铁杆庄稼，慈禧修颐和园的巨额开支，还有慈禧六十大寿的费用等等。问题是，这些东西翁同龢敢碰吗？别说翁同龢，就是光绪也没辙啊。 柿子挑软的捏，翁同龢自然选上了北洋水师。这个即使他和李鸿章没私人恩怨也是一样结果，不能指望翁同龢有勇气去让慈禧少花钱。 另外翁同龢虽然提出了两年不再外购军火，不过福建船政局还是能自造一些小型巡洋舰的。而且在两年到期以后，李鸿章还是有一定时间购买新式军舰和速射炮。不过李鸿章实际上还是什么没做，唯一要求购买一批新式的中口径速射炮给北洋水师换装，最后因为经费问题还是泡汤。 实际上在甲午战争爆发时，李鸿章请求户部立即拨款2、300两以充军费，户部最后只拼凑出了18万两，可见户部之窘迫。所以就翁同龢角度来说，户部是真的没钱，不是故意卡李鸿章。 题主是来搞笑的吗？李鸿章什么时候杀了翁同龢？ 翁同龢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是皇帝的左膀右臂，跟李鸿章同为朝中重臣，李鸿章怎敢动他，又岂敢杀他？ 不可否认，翁同龢与李鸿章在政见上成为对立面，水火不相容，翁同龢管理财政之时，处处掣肘，几乎每次都给李鸿章为难。 就拿甲午之战来说，李鸿章是主和派，而翁同龢则是主战派。 李鸿章知道大清国的实力究竟几斤几两，舰船老旧，缺少弹药，水军缺乏实战训练，若强行与日本抗衡势必要惨败。 他主要采取拖延政策，拖着日本不跟他打，不出多久日本便出现财务吃紧的问题，不用与其交战，日本自行大乱。到那时秣兵历马，打他个人仰马翻亦不为迟晚。 另外他痛斥翁同龢处处掣肘，不拨一两军费给北洋水师，致使这些年水军一直跟要饭的差不多。 而翁同龢不以为然，为打击李鸿章，任何事情都提出反对意见。他建议不惜代价与日本开战，而光绪皇帝又是个十足的愤青，根本不看国力如何，而是一味听从于翁同龢的建议，固执地要求与日本开战。他要以此战舒展心中的郁结，让常年保守的压迫感爆发出来。 一个整日呆在宫中，一点也不知道水军和国力几多愁的皇帝，一个老迈年高，昏庸无能的老臣，这对师徒绝对堪称一对绝世奇葩。 李鸿章是臣，自愿不能违背皇帝的意愿，既然要打，那就打吧。 结果跟他在战前所预言的结果一样，北洋水师惨败，不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还要赔偿2.3亿白银。 李鸿章拖着老迈之躯亲赴日本乞和赔礼，还挨了一枪。连伊藤博文都为其感到悲哀，认为他若是生在日本国，一定是超越自己数倍的大德之人。然而他却偏偏生在清国，又偏偏碰到那个愣头青一样的光绪皇帝。 伊藤博文认定光绪实乃无德无能之君，后来的戊戌变法亦是如此，一味信任那些无能之书生，冒进求改革，不得其法，反受其累，菜市口斩了六君子不说，他自己也落了个囚禁瀛台的下场。 很多人都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他不过是一臣子罢了，要没要皇帝和老佛爷的旨意，他敢＂卖国＂？要骂不该骂李鸿章，而是该骂那些无德又无能的光绪皇帝，以及那个为一己之力而害了大清国的翁同龢！ 历史摆在面前，需要细细品读，而不是人云亦云，根本不亲自去翻阅历史。就比如骂慈禧，很多人张口慈禧误国三百年，闭口慈禧老妖婆。 你若问他慈禧究竟哪里误国了，哪里老妖婆了？他张口结舌打不出，最后告诉你，她就是老妖婆，至于为什么他不知道，都说她是，她就是。 好吧，你赢了。继续，加油，不要停！ 翁氏家族在晚清官场上是很有势力的。翁心存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而翁心存三个儿子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前两个儿子更是官至巡抚的封疆大吏，而翁同龢更是状元出身，前途无限。 曾国藩因公事弹劾翁同书，而当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的奏折经常由李鸿章代写。李鸿章在这篇奏折末尾画龙点睛的写下二十四个字：＂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言外之意就是我不敢因为翁家势力大，就不纠正他的错误。最后翁同书被定了个斩首，老父亲翁心存又气又急，生了重病，于是，翁同书暂时被释放回家，准其病床前侍奉父亲。但是，没过多久，翁心存还是撒手人寰。慈禧太后因念及翁家贡献，改斩首为充军，三年后死在边疆。 对于翁同龢来讲，一切的起因都是曾国藩、李鸿章检举其兄。才导致其父翁心存阖然长逝的。但是曾国藩当时身为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翁同龢只是京城翰林不足以报仇，等到曾国藩死后，翁同龢迁怒李鸿章，翁同龢终其一生和李鸿章过不去。 甲午战争失败一共有三个原因。翁同龢的原因没了暂且不谈。慈禧的原因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第一集有一个片段，慈禧专门提拔翁同龢为户部尚书，慈禧不可能不知道翁同龢和李鸿章是世仇，但他把户部尚书给翁同龢就是不想让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花银子。慈禧只想给自己修建颐和园，自己不想让大臣们说闲话，所以把翁同龢推出来。结论就是如果没有翁同龢加以利用，甲午海战清廷不会输那么惨。换了其他户部尚书，凭借李鸿章的手段。李鸿章肯定是能扣一点银子给北洋水师的，不会从1890年到1894年北洋水师一枪一弹未得到补充，有的战舰甚至年久失修。直到战争前夕才补充了一点枪弹。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户部上奏，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落于日本之后。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光绪的原因 对于北洋水师的情况李鸿章比谁都了解，但是光绪轻信朝内主战派之言，以日本蕞尔小国不能敌天朝水师等言，几道圣旨隔过李鸿章要求北洋水师出战，最终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当时，慈禧的颐和园已经修好，光绪已经亲政，他也着急用一场胜仗证明自己，巩固地位。事实上，光绪包括朝廷内那些主战派并不知道兵事凶险，一直还停留在日本那么点领土，不足畏惧。 甲午海战以北洋水师全军覆而告终，日本占领朝鲜。日本人在中国迅速推进，直逼沈阳，清朝岌岌可危。在如此危机的情况下，李鸿章提出建议，希望清帝国和日本打持久战。日本国土面积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无法迅速占领中国，因此希望速战速决，中国需要以广大的土地换取战争的时间，不计一城一池之失，以大局为重，拖住日本，方能反败为胜。事后，八年抗战也证明这一主张的正确。就算不能反败为胜赔款也会少很多，而此时的光绪却只求合议速成。 甲午战争的战败这件是其实与翁同龢没有多大的关系，无论翁同龢下场如何，结局都已经注定了。其实甲午战争战败最终还是要归结于李鸿章或者说是慈禧。因为他们都是主和一派，而翁同龢是帝党领袖，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 甲午战争战败责任在于主和派的过度软弱。 当时大清帝国日益腐朽，国力日渐凋零，在这样的情况下主站，主和两派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最后被日本人钻了一个空子。 当时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知道中国商船被日本人扣押以后，就已经预感到与日本人的战争就要来临，并且上书给了李鸿章，希望他调集海军备战，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丁汝昌的上书没有被李鸿章采纳，而且当时的慈禧也是更加倾向于主和，所以就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是想着请求列强居中调解。 但是日本人去明显等不及了，在北洋水师巡视海面的时候就直接就与清政府开战了，然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结局也很明了了，清政府战败。 其实当时李鸿章主和也还是藏了一个小心思的，因此北洋海军是他李鸿章的力量，是他的政治资本之一，所以他不像就这么凭空跟日本人耗掉这支力量。 但是很显然，李鸿章判断错了局势，日本人根本就不等到他找西方列强来调停就把你干趴下了，这样即使到时候找了，结局也已经注定了。 其实主和与主战还是要看对象，如果当时是英国等西方列强，主和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日本这个刚刚改革的小国，清政府咬咬牙完全可以扛得住日本人的倾国之力，但是李鸿章或者慈禧还是太软弱了一点，或者说是自私了一点。 赢不了，甲午战争又不是李鸿章和翁同龢两个人的战争，它的结果不是一个翁同龢能改变的，也不是一个李鸿章能改变的。 具体分析下翁同龢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和责任。 首先，翁同龢是清流领袖，也就是主战派领袖。但是清流不是翁同龢所能操纵的，他之所以能成为领袖，那是因为意见和大家一致。 翁同龢说要打，大家也都说要打，那大家认你这个领袖。如果清流们说要打，翁同龢说不要打，那自会有人站出来痛批翁同龢，也自然会有新的领袖。 比如在开战前的10月7日，清流干将文廷式领衔、38名翰林联名上了一封奏折，里面提出了备倭建议：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忌。故闻英人颇有借端与楼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牟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藉资御敌。＂ 试问，翁同龢如果反对主战，又有什么手段，能一个个摆平这么多翰林。 当时朝廷内外主战的意见占多数，慈禧和光绪都是主战的，翁同龢或许能影响光绪，能影响清流们，但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过是众多主战派之一，只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和李鸿章的私怨被刻意放大。 再说李鸿章。 李鸿章在甲午中的表现，是他能力的正常体现。李鸿章不是主战派，但主和也不是办法，主和只能拖延一时，中日两国必有一战。就算拖延一些时日，按照当时清军的尿性也是必败之局面，因为这时一支手持近代武器的中世纪军队和一支完成了近代化改革的军队之间的战争。 海军方面，即使黄海海战北洋水师能击沉日军一两艘军舰，也只是给联合舰队造成一些损失而不会扭转最后的局面。 原因很简单，日本军舰受伤很快就能修复，北洋水师军舰受损则迟迟无法修复，原因是既缺少码头，又缺少技师，还没有零件，相当于是一支一次性舰队。所谓的＂避战保船＂长久被人诟病，那却是实在不得已，未修复的战舰强行出战也就是自寻死路而已。 陆军更不用谈。甲午之败主要是败在陆军而非海军，海军打得还算英勇顽强，陆军则是兵败如山倒，从平壤一直败回国内，然后又从鸭绿江防线一路败退，如同山崩一般。 也不要一味指责叶志超等将领，换谁上结果都是一样。这是洋务运动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后果，非更换几名将领就能改变。 李鸿章能干啥呢，调度来调度去也就是这些人马，无非是败得快一点和慢一点的区别。 甲午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检验的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成果，战争的结果也就是装点门面的洋务运动被无情打脸，由里及外的明治维新完胜，结果在战前就已注定，临战时一两个人又能起到什么大作用。 还是袁世凯看得透彻，和也不是办法，战更战不过，还不如早点装病跑路，否则被牵扯进去，就未必有以后的袁世凯了。 战败了，自然要找人背锅，慈禧和光绪是不可能来背的，那么翁同龢和李鸿章就成了两个背锅侠。 最后再多说两句，甲午战争也不是没有一点赢的希望。如果清廷坚持不议和，迁都打持久战，那么最后日本还是很大概率被拖垮，当然这是另外一说，这里就不多加讨论。 翁同龢也不是什么好鸟，偏要挤到为北洋海师供炮供煤的供应商队伍里捞一把，把劣质品塞给北洋水师。李鸿章更贪，安徽的一半都成了李鸿章家的私产，被世人称作李合肥。贪归贪吧，管理能力也不强，北洋水师可是李鸿章的私家军，可他管得整个水师士气低下，战斗力弱，一触即败。 北洋水师要想打胜，非得有左宗棠这样的为官清廉、榜样力量强、懂得使用先进武器、带兵有方的国之栋梁带领才行，但如果左宗棠领导北洋水师，新疆就没人能保住了。 应该不会赢，只是不会那么快就输。 原因是：非人力也，体制落后是清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年翁同书在镇压捻军起义时，由于镇压不力，被曾国藩上书弹劾，而执笔的就是当时身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最后导致翁同书被流放（李鸿章没有杀他，但是古代＂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观念），这也是后来翁同书的弟弟翁同龢为难李鸿章的原因。 那么说说为什么即使翁同书不是李鸿章害死的，甲午战争也不一定会赢，清日战争，清政府早晚会败呢？第一、体制落后 清政府维持两百多年的封建帝制，到后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可谓是节节败退，基本上没有取得过一场拿的出手的胜利！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当时来的英军不足万人，就可以用坚船利炮逼迫一个古老的帝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难道清政府都是昏聩无能之辈？当然不是，虎门销烟的林则徐，那就是一位能臣，极大的打击了英国侵略者，本来有胜利的希望的，但是身为皇帝的道光却被英国的大炮吓坏了，迅速下令撤了林则徐的官职，你说这怪谁？ （插句题外话，都说清朝没有骄奢淫逸的昏君，为什么也灭亡了？我觉得身为皇帝，不骄奢淫逸那是基础，能够识人用人，审时度势，才是好皇帝，这样一看清朝嘉庆之后的皇帝都不行） 李鸿章在北洋水师几十年没有购买一条战舰的情况下，上书慈禧太后。慈禧此时挺矛盾的，不批吧，李鸿章说的在理，海防还是很重要的；批吧，李鸿章毕竟是汉人，被满臣一挑拨，慈禧也就防着了。于是慈禧就把褶子批给了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这下真是冤家路窄了。 翁同龢肯定会把其父兄的怨恨发泄到李鸿章身上，肯定不会给李鸿章批银两的，借口也很冠冕堂皇，意思是：这么多年不打仗了，养那么多海军干嘛，怎么你李中堂难道要培养自己的军队？？就这样李鸿章想更新北洋水师装备的愿望泡汤了。 大家都以为如果翁同龢给李鸿章银子，甲午战争就不会失败了。我想说的是，这只是表象。其实清朝体制落后、官员腐败是失败的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是新旧两种体制的较量。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走上了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倾全国之力购买英国的军舰，后来也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吉野号。 而同样时间，清朝还是封建帝制，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必然导致国家整体的落后。而且，本来英国的军舰是要卖给大清的，只是李鸿章的军费被慈禧挪用于过生日了。与日本倾全国购买军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失败是必然的，只是早晚问题。第二、思想的落后 都进入19世纪了，清朝全体人民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沉醉其中，无法自拔。根本不想或者看的睁开眼睛去看看世界。安于现状多好，多舒服。 当然当时也有智慧贤达睁眼看世界，比如魏源、林则徐、严复等。知道例子足以证明清政府的腐败不堪：严复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学的同学，两人回国后，待遇天壤之别，伊藤博文成为了日本的首相，而严复只是一个自由学者！而当伊藤博文听说严复的遭遇后，感叹真是可惜了，因为伊藤是非常欣赏严复才华的。待遇的不同，虽说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确实能说明晚清统治者以及统治下的国人对于才学的认可已经没有了。当一个国家，不重用有才华的人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思想极端落后了！ 第三、装备的落后 虽然说当时的北洋水师号称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北洋水师1888年正式成立，但是其装备却不是一下子就有的，从1875年李鸿章奉命创建水师就开始购买军舰了。至1895年北洋水师彻底灭亡，前后共二十年时间，后期压根就没有更新一个新的军舰。在速度和性能上已经无法号称先进了。 再加上腐败的官员采购的质量极差炮弹，北洋水师的战斗力真是堪忧。统治者依然做着北洋水师亚洲第一的天朝上国梦。岂有不败之理？总结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清朝失败是注定的， 它是两种体制的对决，是两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终极一战。新的先进的制度必然淘汰旧的落后的制度。 它是两种思想的对决，新的激励的思想必然打败旧的腐朽的思想。 上述两种对决直接的载体就是装备的对决，先进的装备也必然打败落后的装备。 所以说，甲午战争失败非人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