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事件，侵略中国咋还让西方世界恐慌？真相黄祸论和傅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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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文化表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贫困、肮脏、混乱、邪恶、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在有关＂黄祸＂、义和团与唐人街的恐怖传说中。
　　其中＂黄祸＂是有关中国形象的一种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心理原型。
　　他们在＂黄祸＂原型中表述现实中的义和团事件，使现实具有梦幻色彩；同时也以＂黄祸＂原型表述虚构的小说，使想象游戏也具有了某种真实的含义。
　　1、黄祸论的起源
　　首先是＂黄祸＂恐慌。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
　　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等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
　　＂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
　　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威廉二世耸人听闻的＂黄祸＂幻景，虽然没有多少人认真，甚至有人提出异议，但毕竟流传很广，它表达了西方文化无意识深处的某种东方噩梦。
　　＂黄祸＂很快随着画家的画从欧洲传到美洲，1898年，美国也将《黄祸》印成宣传画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
　　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他们隐约预感到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帝国采取报复行动。
　　2、黄祸论何以甚嚣尘上？
　　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排华风潮是＂黄祸＂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
　　克尔南谈到＂黄祸＂时指出：＂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已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
　　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20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19一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的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
　　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20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
　　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
　　＂黄祸＂与其说来自中国的现实威胁，不如说来自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中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排斥、仇视与恐慌。
　　＂黄祸＂是一种心理幻象，这种幻象可以追溯到对阿提拉入侵罗马帝国，拔都入侵中世纪欧洲的恐怖记忆。
　　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他们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黄祸＂的恐慌甚至可以追溯到《圣经·启示录》描述的末日景象，所有魔鬼从地狱里涌出，东方的古蛇将率领哥革与玛各的部落，征战如海沙…
　　＂黄祸＂恐慌的原因主要是西方人面对东方异族的紧张、痛苦与恐惧。
　　＂黄祸＂是一场噩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的恐惧。它可能找到历史的依据与地理的方位，但本质上仍是文化心理的，是一种关于恐怖的想象原型。
　　3、义和团事件与黄祸论
　　＂黄祸＂恐慌在西方有多种理由多种表现，但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它还只是一种没有多少人当真的梦魇。
　　义和团运动爆发，起初只是山东山西几位传教士遇难，教堂被烧，然后是大批的团民涌入北京，围攻教堂使馆等。
　　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终于应验了。
　　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各类报道出现在西方，在人们想象中勾画出可怕的＂黄祸＂景象：
　　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这是可怕的、地狱般的、世界末日的场景。锁在无底深坑里的龙，或古蛇，率领魔鬼部落＂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中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的龙的形象，就确认魔鬼就是中国的龙。
　　＂鞑靼人＂(Tartar)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来自地狱里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lian)则直接令人想起《启示录》中所说的魔鬼的部族哥革与玛各(Gog和Magog)。
　　义和团起义大概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一次引起西方广泛深切注意的事件。
　　因为一再经受打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华帝国，突然从其腹地，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神秘莫测而又危险可怕的中心，爆发了一次野蛮的、洪流般的反抗。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的广阔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扑向孤岛式的西方人贸易与传教的据点。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西方几乎所有有关义和团的报道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恐怖的场景。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所有描述义和团事件的书信、小说、政府或教会报告，都在证明＂黄祸＂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必然的劫难。
　　传教士的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同伴与妻小在山西被砍头或被以其他野蛮方式折磨至死的血淋淋的场景，教士、使节、士兵、商人以各种形式介绍他们被困在北京教堂与领馆的那个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
　　4、义和团事件何以助长黄祸论？
　　这些著作报道在义和团事件及随后的几年中充斥着整个西方社会，以至于1906年，亲身经历义和团事件的英国人普南·威尔要发表自己的见闻书信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仅他自己的藏书中，就有43种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作，这还仅限于英语，不算西方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著作。
　　有关义和团的故事，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
　　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想象义和团，西方人既在想象他们目前的义和团，又在想象他们＂目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黄祸＂恐慌，地狱幻象与世界末日幻象。
　　首先，＂黄祸＂似乎成为现实。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黄祸＂与义和团事件具有某种＂互证＂关系。
　　义和团事件使＂黄祸＂的预言应验；西方人关于义和团的想象，又来自许许多多所谓亲身经历者的＂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听上去又是同一个恐怖的故事，即＂黄祸＂的故事。
　　其次，在义和团想象中，积淀着西方人的历史记忆与宗教记忆。
　　义和团是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与拔都率领的蒙古骑兵的后代，同一类野蛮人，同一种野蛮行动。他们以海沙般的人数围攻基督徒的蒙爱之城，东方魔鬼部落的降临，就是末日。
　　义和团不仅印证了他们的黄祸预感，也印证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千禧末日的预感。义和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原型的表现。多少年后，一位小时候读过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书籍的美国传教士，听说自己将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做了一夜噩梦。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威廉二世的＂黄祸＂想象在众多的义和团事件的报道中，变成了＂真实＂。
　　更让人信服的是，画中那七个国家加上一个日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四出追杀逃散的义和团民。
　　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但有一个＂光明的＂结局。
　　中国作为一个帝国，已不可能再威胁到西方，八国联军的凯旋在新世纪的早晨将他们从义和团的噩梦中唤醒，但＂黄祸＂的恐慌还是无法消除。
　　5、黄祸论的移民形象——傅满洲博士
　　在一种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原型中，＂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象上，如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象上，如傅满洲博士；可以以中国本土的庞大的中国人口为基础，也可以以渗透西方的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为想象素材。
　　1912年，清帝国刚刚灭亡，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开始创作有关＂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阴险狡诈的傅满洲，成为20世纪西方大众想象中＂黄祸＂的化身。
　　洛莫尔在回忆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时说：＂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
　　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
　　洛莫尔所说的谋杀事件指1911年伦敦东头的一桩团伙犯罪案，据说与当地华人黑社会有关。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傅满洲——个＂中国恶棍＂的形象诞生了，成为近一个世纪间西方最著名的＂黄祸＂的化身。
　　傅满洲所代表的＂黄祸＂，或者说他所表现的西方大众想象中关于黄祸的恐慌，已不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的义和团，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华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来丑陋、阴险、狡猾、肮脏、冷漠而又勤奋、麻木、残忍、野蛮的＂中国佬＂。
　　洛莫尔曾想将中国人(Chinese)与＂中国佬＂(Chinaman)分开，＂中国人＂指那些依旧守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中国佬＂则指流窜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阴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国移民，＂他们中大多是些恶棍罪犯，他们迫不得已离开中国，又没有在西方世界谋生的本领，就只好依靠他们随身带来的犯罪的本事＂，这是更为迫近的＂黄祸＂，直接威胁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怜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温暖的家里，也会不时感到惊恐万状。
　　唐人街的中国人，给了洛莫尔表现西方人内心恐惧的形象。
　　＂傅满洲博士＂成为一个世纪间西方大众文化中＂黄祸＂的形象代表。他瘦高、秃头、倒竖着长眉，面目阴险狰狞，走路没有声音，举手投足都暗示着阴谋与危险。
　　＂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这种想象可以出现在严肃的政治、宗教报告中，也可能出现在通俗文艺作品中，它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原型却是相同的。
　　这个原型不仅决定他们感知表达的内容，也决定他们感知表达的方式。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所谓真实严肃的描述中，经常出现特定的末日幻象，有关傅满洲的异想天开的通俗恐怖故事中，这个幻象却不时地指涉＂真实严肃的现实＂。
　　一个时代或一种中国形象，经常表现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却遵循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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