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中国的新女性

　　当时中国学生开的批评会是很温和的，在俄国指导员领导之下，中国学生们学习批评。中国是礼义之邦，人和人之间都是很有礼貌、很客气的。尤其是在志同道合共患难的同志之间，大家都应当是互爱精诚的，哪里会恶言厉色互相骂架呢?
　　但是俄国人大概是习惯于争论相骂吧，不论在甚么地方都听到他们吵闹之声。在开会时要学「无情斗争」，中国同志原来不会，现在也学着了。每个人都要找点事情批评一下别一个人。这叫做学习斗争。
　　他们批评我「养尊处优」「太爱孩子」。被批评的人必须起而答辩。我的答辩大意是：「我深信世界上每一个母亲都爱它的孩子，当我们大家幼小的时候，若果不是我们的母亲不辞劳瘁，牺牲一切，尽心尽力扶育我们，我们如何能长大成人，能有今天，能做共产党，能在这儿开批评会?……你们说我『养尊处优』，同志们住的地方，课堂在隔壁，饭厅在楼下，住处在楼上。上课，吃饭睡觉都很方便。
　　我住得很远，每天走来上课吃饭，来回数次，风雪无阻，走慢了怕迟到，走快了就摔倒，腰痛背酸，不以为苦。自下火车后，一直没有休息。上课，开会，还要喂奶，白天忙一天，好容易天黑躺下，酣然入梦，而托儿所的娘娘把我从梦中叫醒，孩子哭了，快喂奶去。多冷的天啊!从热烘烘的被褥中爬起，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这就叫『养尊处优』吗?天晓得!」同志们听了都哑口无言。
　　中国同志继续由国内来，亦有从法国来的。因为国共合作的关系，莫斯科开始新设立孙逸仙大学（中国学生多称之为孙中山大学），许多国民党的男女同志都来了。渐渐地东方大学内的中国学生，凡不回国的，都被转送到孙逸仙大学去。有军事才能的，身强力壮的都被秘密派去学习军事，受军事训练或其它工作，亦有不断被送回国内工作的。
　　日本学生在东方大学不过十数人，谢雪红是由上海到海参威转莫斯科的，她是台湾人，瘦长的个子，嘴里镶了一只金牙，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跟她一道，说是她的「表弟」。
　　她对「表弟」是很严厉的，动辄咬牙切齿用台语斥骂。中国男女同志看不惯她那骄横样儿，言语之间，对她不免有些讽刺。她个性倔强!仍骂如故。大家不懂台语，见她横眉怒目，声调高吭，知道她又发了雌威。大家都讨厌她，奇怪的是她那位脸黄身瘦的「表弟」始终一声不响，异常驯服。
　　他们会说国语，日本话讲得更好，到了莫斯科她就入日本学生班上课，日本班那时没有一个女生，她是非常受欢迎的，之后，她和日本青年打得火热，早把她那位「表弟」给抛弃了。
　　二月七号是中国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日子，也就是一九二二年中国的军阀吴佩孚和武昌督军萧耀南，破坏铁路罢工，惨杀罢工工人的纪念日。是日东方大学的同志开会纪念，上演三幕短剧和其它的余兴。他们指定我扮演萧耀南。
　　武止戈同志扮演在幕后策划指导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在男同志中找不出一个扮演军阀的角色，临时拉我上台，真笑煞人。演毕之后，我坐到台下看余兴。吴褐俊向两位俄国同志介绍说：「刚才演军阀的就是她。」他们慌忙同我握手，惊奇似的说怎样也看不出军阀是一位女人扮演的。 武止戈 (1902-1933.10.13)，出生于陕西渭南，1920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922年，在南开中学毕业，前往北京，准备应考大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党组织选送 武止戈 去上海大学学习。不久，团中央又指示他去苏联学习。
　　年青的人都喜欢拍照，以炫耀自己的健美，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拍照，尤其是女孩子。当年我们也不例外。不过自从做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北京都不敢随便拍照像，怕的是落于敌人手中。现在在莫斯科可不怕了，便到照像馆拍了许多照片。孩子一百天了，长得肥美白胖，医生磅重时总说比那位女工「柳八」的孩子重大，每次说到她的孩子不够重，她就脸红红地，两眼只眨。她常问我，在中国时受过饥饿没有?她过去受过饥饿，因此身体不好，没有奶水喂孩子。我对她深表同情，告诉她自己没受过饥饿，但中国有许多受饥饿的人。
　　我抱着孩子拍的照片，像馆老板也不知是为了生意甚么的，竟把它放大，写了几个俄国字，「中国的新女性」，放在玻璃橱窗内。我当时并不知道，事后也未看见。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国焘去了莫斯科，住在「留克斯招待所」才发现；因为照像馆就在招待所附近。之后他花了十元卢布从照像馆把它连底片都购买回来，并告诉他不能放挂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