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亘二千余年的铜钱货币制度，因咸丰帝铸大小钱而开始走向崩溃

　　我国的铜钱货币制度自秦始皇以外圆内方的半两钱定位以来，绵亘二千余年，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几乎相伴始终，其间虽迭有兴衰，但铜钱货币制度却是日趋完善而且稳固的，这一制度的彻底崩溃在清末的咸丰年间。
　　咸丰年间铜钱货币制度崩溃的征兆便是铸大小钱。
　　所谓大钱，是指扩大钱的体积，或者增加钱的含铜量，甚或在钱中增加贵金属的比例，从而将钱的币值提高，这种高币值的钱，俗称大钱。
　　汉武帝时，曾以白银与锡的合金铸＂白金＂钱，一枚椭圆形白金龟币值铜钱三百、方形马币五百、圆形龙币三千。由于白金币与铜钱的面值比大大超过银与铜的价值比，白金币的发行短期内虽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货币收入，却引起了社会上的通货膨胀，物价腾贵，白金币不到二年便停止发行，后让位于一钱一值的五铢铜钱货币制度。王莽篡汉后，一味复古，将货币制度变动得庞杂混乱，其中一项便是大幅度提高钱币面值如著名的＂金错刀＂币，仿古代刀形币，铸文＂一刀平五千＂，即一枚刀形币相当于五铢铜钱5000枚，一枚刀币的用铜量与5000枚铜钱的用铜量自然相去甚远，虽然＂一刀＂二字嵌了金丝，实际价值仍然大大低于面值。王莽改制是短命的，滥铸大钱是重要原因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复国之后，立即恢复了原五铢钱制度。
　　此后，南朝梁元帝承圣元年（552），为阻止劣值铁钱流通，铸以一当十铜钱，回收铁钱，稳定币制。陈文帝天嘉三年（562）铸五铢铜钱，一枚当民间私铸的＂鹅眼钱（一种形小孔大偷工减料的私人铸钱）＂十枚，使民间私铸钱币无利可图，国家货币制度得到了保证。这两位君王可算是成功运用大钱的范例。
　　由于大钱兼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阻止非法定货币的流通，另一方面能在短期内聚敛钱财。而阻止非法定货币流通或聚敛钱财要冒法定货币制度崩溃甚至经济全线崩溃的危险，一般王朝是很少采用的。就大一统王朝而言，唐代偶一为之，宋代虽常铸当二、当三，直至当十大钱，但在币材上都尽量保证相应价值。只有偏隅割据的短命小王朝，往往急功近利，不顾经济规律，滥铸大钱，动辄当百、当千，在不择手段搜括民财的过程中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在货币制度上较为保守谨慎，虽在全国地方设局铸钱，但均统一格式和重量，一般直径2.3-2.7厘米，重3.5-5.5克，各局铸钱均在钱背留有标记，以便查验。特别在币值上，严格规定钱一文，偶有含铜量高、制作精美的铜钱可以当二文使用。正因如此，清代咸丰以前的铜钱货币制度稳定可靠，与白银共同形成两大货币系统，一般整数用银、零数用钱，银钱比例也很稳定。但自咸丰三年起，开始铸大钱，从起始的当十，到后来的当百，直至当千。咸丰大钱形体较大，一般有4厘米以上，厚度也有增加，但其用料绝对用不了十枚、百枚乃至千枚铜钱的材料。而且咸丰大钱多为铜锡铅合金，比重轻、光泽黯、敲击声喑哑，特别是较后铸的当十钱，工料俱差，外观质量明显劣于正常铜钱。
　　与大钱相对的是小钱，小钱指形体明显小于正常钱的钱币，通过减料的手段来扩大货币发行量，其追求的目的与生产的结果与大钱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高祖刘邦初统中国，因铜铁缺乏，鼓励民间改铸小钱，不拘于秦半两钱实重半两的规定，扩大钱孔，减薄厚度，以至于钱既小而轻，民间称为＂榆荚钱＂。小钱滥行，使汉初物价腾贵，以至一石万钱，高后吕雉，文、景二帝陆续限令一钱必须重八铢、四铢、三铢不等（24铢为两），直到武帝定为一钱五铢，钱制才趋于稳定此后，历史上币制混乱时，各种小钱迭出，千奇百怪。如东晋时，江南豪族沈充在浙江吴兴铸小钱，重不足一铢，＂薄如榆荚，轻如柳絮＂，＂五铢＂的＂铢字＂笔画嫌多，小钱钱面容纳不下，干脆省为＂五朱＂。南朝宋废帝时（465），民间仿效朝廷铸小钱，方孔扩大，世称＂鹅眼钱＂、＂纸延环钱＂，这种钱千文厚度不足三寸，人水能浮。隋炀帝末年，甚至剪铁片、糊纸板以充钱，成为钱币史上的奇谈。
　　咸丰年间，除铸大钱外，标准的一文钱（清代称制钱）也不遵祖宗成法，先是减小规模，一钱直径不足2厘米，继而减薄厚度，将钱的外廓取消，与古代榆荚钱竟无二致。自此以后，清代多年的标准制钱制度被破坏，光绪、宣统再铸铜钱时，一概仿照咸丰小钱，不再铸祖宗制钱，而此时铜钱作为货币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大钱小钱均已无足轻重了。
　　在十分注重讲究祖宗成法的清代，咸丰皇帝破坏康熙帝即定为制度的铜钱之法实在是出于无奈：自道光年间列强侵侮，战争赔款、鸦片贸易造成大量白银外流，还给清政府背上了巨额的白银外债，咸丰皇帝常虑白银不足。本来，中国实行白银、铜钱两种货币并行制度已近两千年，整数付银、零数付钱已成货币使用的定形格局，为攫取白银以应付外债，咸丰帝选择了铸大钱的方法，以当十、当百、当千的大钱取代白银在国内的流通，以大钱回笼白银以解政府白银困窘之急。按清廷惯例，新帝在位都要铸新的年只钱，咸丰帝既铸大钱，便难以按标准发行制钱，当百、当千的大钱与制钱在实际耗铜上比例不调，如同时发行制钱，大将难以流通，于是只有改变制钱标准，在铸大钱的同时铸小钱。
　　咸丰年间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又迫使朝廷在改铸大小钱的同时增大铜钱的发行量。与咸丰皇帝在位几近相始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河山，清王朝财政收人的主要地区，如苏杭、湖广、天府尽为农民义军占领；太平军北伐使大运河漕运一度中断清王朝国库收入锐减。同时，为镇压太平军，军费支出浩大。财政本已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在抓紧对农民、商人的赋税盘剥之外，又不断轮番发行大小钱，以铜钱币制的变革加紧搜括民财。
　　正当咸丰朝的铜钱货币制度被大小钱冲击得摇摇欲坠时，中国赖以为命脉的白银本位制又受到外国银币的冲击。中国白银在社会上流通一直采用秤量制，使用多少均临时秤量，很不方便；只有在大额银用于储藏、解缴时，才由专门的机关熔铸为一定份量的锭子（俗称元宝）。咸丰年间，国外商人在华贸易范围扩大，常使用其本国银元作为支付。当时，西方各国的银元币制较为统一，含银量一般在90%左右，每个约重26克左右，约略相当中国白银一两。如西班牙本洋含银93.7%（后减至90.2%），墨西哥鹰洋含银90.18%，制作精美，使用方便，民间情愿以十足白银兑换成色、份量均不足的银元，因而市面上银元比白银抢手。在这种兑换中，中国市面流通的白银无形中又以近10%的兑率流失，有人计算，至清朝末年咸丰后的光绪年间，外国银元在中国市面上竟占货币流通量的43.33%。
　　面对铜钱币制因滥发大小钱而丧失货币信用，白银货币因外国银元侵入而岌发可危的局势，中国的有识之士均纷纷呼吁货币改革。早在道光年间，林则徐就曾提出仿铸银元，以抵制洋钱，但未被采纳；咸丰终朝为多事之秋，正热衷于以大小钱增加虚假收入，无暇顾及；但咸丰的大小钱使铜钱币制的瓦解既成事实，银元的泛滥又迫使官府也以银洋偿付外债，再行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无异于自取灭亡，于是光绪皇帝下大决心改革货币。
　　在白银币制方面，于光绪十三年（1887）由两广总督张之洞负责，在广东首铸龙纹银元，世称龙洋，每枚库平白银七钱二分，配银九成；另铸辅币半元、五分之一元。并规定一律以龙洋取代白银流通，成功地保护了中国的白银货币，抵制了外国洋元的入侵。
　　在铜钱币制上，除为了维护祖宗成法，仿咸丰小钱铸一些钱之外，停铸大钱改行无孔铜币（俗称铜板），由生铜浇铸改为熟铜机轧，并规定规格和耗铜标准，每枚铜板当制钱十文；后又制当二十文、五文、二文的辅币，以重量和含铜量相区别。至此，中国传统的铜钱币制彻底取消，白银货币由秤量制改为银元制，贵金属货币体制至此也走到了尽头，纸币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并取而代之了。
　　总之，咸丰大小钱的出现，虽缘于财政上的无奈，但也是历史的必然；庞杂的大小钱将铜钱货币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从而加速了这一币制的崩溃。光绪帝的币制改革虽度出现回光返照，但终究难以挽救贵金属货币必将消亡的命运。而归根结底，外债的逼迫、外国经济的侵入和国内经济的衰退、财政的困窘才是咸丰货币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铜钱变铜板、散银变龙洋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变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