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回忆新四军老一团东进抗日

　　东进抗日
　　八省健儿汇集岩寺
　　我们出于民族大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可以说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经过几番唇枪舌剑的较量，我们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秋改番号为抗日军第一游击队，离开各个山头，集中到平江嘉义市驻扎。国民党当局曾企图派他们的军官打入我军以副司令、参谋长的名义控制部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党我军的严辞拒绝。
　　与此同时，我们得知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达成了协议。
　　包括我们部队在内的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正像后来的事实所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团结和带领广大民众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
　　当时，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加上军部直属机关，共计10300余人，6300余支枪，虽人数不多，装备又差，但大部是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的队伍。特别使我引以自豪的是，北伐名将叶挺从海外归来，荣任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其他高级将领，如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以及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等，都是我党我军素负威望的领导人。
　　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除从延安调来一批干部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以外，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组建以后，我们湘鄂赣边区的老队伍被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由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我任副团长，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由于处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尤其在初期，军内党的组织是隐蔽的。新四军的各级副职，其实就是党代表、政治委员。
　　2月30日，我们奉命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市梅塘的集训地向皖南岩寺开发，途经宜春、樟树、东乡、玉山、常山等地，一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与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粟裕部及第三支队张云逸、谭震林部先后抵达岩寺。现在回忆起来，皖南乡村确实是个好地方，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岩寺是歙县（徽州）一个小镇，在附近的草墩、潜口、西溪南、万安等村庄驻满了新四军，军部也于4月4日由南昌迁来了。
　　各路红军指战员聚集在一起，学习党在新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和国际的时局；在当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部队和地方各界人士联欢，一起唱歌、演戏。原本沉静闭塞的山村猛地热闹起来，岩寺沸腾了。
　　在岩寺附近有个著名的古迹鲍氏祠堂，门前竖了四五个大牌坊，表明鲍家在历朝历代有几位贤人，曾分别担任过朝廷宰相。那个祠堂很大，能容纳千余人，成了天然的会堂。
　　军部移驻皖南不久，就在这个祠堂里召开了全军营、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一支队老一团干部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叶挺、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都上了主席台，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久所敬仰但仅耳闻过得首长，心情异常激动。那时，他们都还是40岁上下的壮年。那种雄姿英发的风采，我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南京、芜湖失陷之后，日军把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到了徐州这个战略要地，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又迫使敌人从江南各地抽调重兵压向津浦沿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抓住这个重要时机，于4月24日致电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侦察。接着，毛泽东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赤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历史事实证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军部接到上述指示以后，迅即决定从一、二、三支队中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各支队侦察连，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深入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
　　铁军东进苏南
　　粟裕率部于4月28日从岩寺出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陈毅率第一支队所属老一团、老二团，也于5月12日离开岩寺，向苏南敌后挺进14日到达径县茂林镇。
　　28日在南陵召开了一支队全体干部会议，陈毅司令员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具体分析了苏南敌后斗争的特点，深刻阐述了如何发挥我军优势，去战胜强敌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我军作战还要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必须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扬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他强调，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路线；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而新四军的模范纪律、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战斗的不断胜利，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环节。大家感到，南陵会议确实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战前动员会。特别是听了陈毅的报告，使我们这些长期转战山沟里打游击的同志，都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进一步澄清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深入敌后开辟新战场的斗争方针，对我们以后打开苏南地区抗日斗争局面起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一支队在皖南境内稍事休整，于6月1日晨离开南陵，继续东进。3日抵达高淳、宣城边境的狸头桥，连夜渡过固城湖，进入高淳县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江苏的土地。
　　我们初到高淳，一切都感到很新鲜。这里属于苏浙皖边区，丘陵不多，基本上是水网平原地区。这与我们红军过去活动的大山连绵、人烟稀少的湘鄂赣边区大不相同，生活条件也比我老家平江富庶得多。时值初夏，看着正在拔节抽穗的垄垄麦田，不禁想起南宋诗人范成大咏高淳的诗来：
　　路入高淳麦更深，草泥沾润马駸駸。
　　雨归陇首云凝黛，日漏山腰石渗金。
　　老柳不春花自蔓，古祠无壁树空阴。
　　一箪定属前村店，衮衮炊烟起竹林。
　　6月5日，我们刚到高淳驻扎，粟裕司令员就风尘仆仆从前方赶来向陈毅司令员汇报先行侦察的情况。陈司令员立即部署部队行动。老一团由傅秋涛和我带领，北渡石臼湖，经博望到小丹阳，活动于京杭国道以西的江宁、深水、当涂地区，并派出部队去江宁等地侦察，沿石臼湖走，在长流嘴登陆，已属华中日军大本营南京城郊；老二团由张正坤、刘培善带领，直指茅山，并以营为单位展开于溧武公路以北、京杭国道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县。
　　6月15日，陈毅率一支队继续前进到宝堰，司令部设在前煌村，一方面积极布置部队与敌作战，另一面广泛深入地宣传和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
　　这里，我还要补充讲一点新四军组建初期的军史知识。
　　当时，新四军一、二支队的几个团，习惯上都有个老字称呼。这是因为，随着部队迅速扩大，建立了许多重复的新团。例如，我所在的老一团后来发展为新四军新一支队，下辖新一团、新二团和特务营。老一团除傅秋涛和我及钟期光、王怀生等主要负责人而外，第一营营长熊应堂、副营长王克敏，第二营营长昊泳湘、副营长王义顺，第三营营长开始由王怀生兼，副营长是萧惠锡。
　　所有这些团、营干部，在红军部队中多数担任过师、团级职务，有着丰富的作战和工作经验。只是由于蒋介石蓄意要限制异党异军发展，硬将全国的红军限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各级干部的职务也相应压低了。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从各个山头汇集到一起，不是为做官，而是为抗日。只要能抗日，哪里计较什么职务高低I这正是我们在扇劣装备条件下能够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也是我们这支队伍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之一。
　　还有一点，新四军四个支队所属各团的番号，对内按数字序列顺排，称第一至第八团；对外则按保、持、发、扬、优、良、传、统来称呼，所以我们老一团又叫保团，老二团就叫持团。这些代号除当事人外，外界一般是不知道的。但研究党史或军史的同志还可以从当年的档案、文电中查到。
　　南京城郊试锋芒
　　我们部队挺进苏南之初，正是日军占领原国民党首府南京后不久。我们的干部、战士，对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戮我30万同胞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兽兵，无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恨不能立即与之决一死战。这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军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所到之处，一路奸淫掳掠，驻地不放哨，行军无警戒，三三两两的散兵下乡骚扰，横冲直撞。。。。。。。。
　　面对这个情况，我和战友们百感交集！中国军民难道果真这么畏敌如虎么？绝对不是！山西的平型关战役，徐州的台儿庄血战。以及坚持三个月之久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都足以证明，中国军队是能够打大仗、打硬仗的。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怕任何强敌，并与之血战到底，足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的。但是，上海、南京、徐州等城市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则如入无人之境，正企图攻占国民党政府退守的重镇武汉。在富庶的江南，眼看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就是没看见过一支真正敢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一切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谁不扼腕叹息！
　　回忆我们初到苏南敌后，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河沟里浮着尸体，有的断了头，有的砍了四肢，都是被日本兽兵残杀的中国军民，真是惨不忍睹！我带着老一团的干部、战士向乡亲们宣传说：我们新四军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来江南打鬼子的互老百姓弄清楚我们的军队，既不是国民党的败兵，也不是别的杂牌队伍，而是纪律严明的工农子弟兵，感情上亲近了起来，不过，大家看到我们的武器装备陈旧，不免心有疑虑，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也打不过鬼子，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同鬼子拼杀？即还有的说：你们部队规矩好，不扰民，我们老百姓能放心，就怕打仗弗来事。
　　我们感到，群众有此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广大指战员更感宣传和发动群众，光靠嘴巴还不行，还必须来一番真刀真枪的拼杀，用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扩大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就在此时，粟裕司令员亲自指挥先遣支队一个连，于6月17日晨，冒雨在镇江西南30里的韦岗，用小口袋战术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激战半小时，击毙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名日军官兵，伤敌8名，炸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日币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用物资，我军仅亡1人，伤数人。江南处女战捷报传来，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他们胜利的信心。陈毅司令员向我们连声夸赞江南处女战打得很好！并乘兴作诗：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为此向新四军军部发了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伤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但是，国民党当局虽然迫于形势和全国舆论的压力，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际上却处心积虑地要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特别是想借日军之手来削弱、消灭异己。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起初在苏南敌后划给我军的地盘并没有两地区，主要是句容、江宁，加上金宝坪那块狭小地域。
　　我们一支队到来之前，这几个县都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委任了留在敌后的几个杂牌部队的头目汪国栋、朱永祥、陈德功、张少华、胡肇汉（就是《沙家洪》中的胡传魁）等人为司令，从而形成了敌、伪、顽、我四股军事力量并存的局面，其中忠义救国军打着国民党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以曲线救国为名，同新四军作对，鱼肉乡里，民愤很大。
　　处此复杂形势，我们的部队要立足和发展，不仅要取得广大穷苦群众的拥护，还必须争取当地富裕士绅包括乡保长的理解和支持，肃清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共妻之类谣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以对敌斗争的胜利来打消人们对我军能否打鬼子的怀疑。我们老一团从s月中旬挺进苏南敌后，我记得四五个月内作战就达30次，平均每月大小战斗五六次，先后歼敌3000余人，主要是袭击日伪军据点，解决少数民愤极大、反对抗日的土匪武装。
　　我亲自指挥和参战的众多战斗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7月14日攻打南京城南郊的西善桥镇，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消灭了日军一个分队，南京城为之震动，人们纷纷议论说：新四军打到冈村宁次眼皮子底下来了！再一次是我亲率一个营于8月24日袭击南京城东郊的其林门，消灭了伪军一个连。由于离城更近，仗的规模也较大，所以对南京的震动更大。第三次是打江宁方山附近的一个小镇，拔掉了设在那里的敌伪据点，打得也很成功。
　　所有这些战斗，虽属初试锋芒，但确实鼓舞了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南京民众，对苏南抗战局面的开拓，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通过模范的战斗、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抗日力量，壮大了抗日武装。仅我们老一团，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到近2000人枪，装备也大为改善，淘汰了长矛、马刀，步枪都换成了中正式，每个连至少有三挺机枪，还新建了一个重机枪连。
　　瓦解刀会歼土匪
　　我们初到苏南，在打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对付极少数破坏团结抗战的土匪武装。粟裕同志在1939年4月15日所写《先遣队的回忆》中提到的以抢地盘为主的游击司令朱永祥就是这样一个手中有枪不抗日，专门鱼肉人民的恶霸土匪头子。他拥有2000余人，活动在当涂、漂阳一带。其队伍的成分，多数是从上海溃败下来的兵痞和当地流氓、土匪、青红帮门徒，还有个300余人的大刀会大队。他设了个游击司令部，有参谋处、副官处，气派真是大得很，平时杀人放火、抢劫绑票、私设关卡、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起初，我们本着团结抗日的宗旨，曾对朱永祥做了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司令员对此也有专门的指示。首先动员他不扰民，打鬼子；其次，争取他中立，不与新四军作对。但是，朱永祥一面接受国民党加封的司令，一面暗中与日军勾搭，并自恃人多有本钱，冥顽不化，为虎作怅，老百姓称他是比二鬼子（伪军）更加狡猾多变的小鬼子当、溧地区民众切齿痛恨他，纷纷找我们一支队，要求说：新四军打鬼子、打汉奸是好样的，你们为什么不把朱永祥拔掉？许多老年人也对我说：朱永祥搞得百姓鸡犬不宁，我们请求新四军，一定要把这个恶人打掉，以保一方太平！因此，我们消灭这支土匪恶霸武装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
　　我们从抗日大局出发，对朱永样还是采取先礼后兵我曾两次亲自上门做劝说教育工作。同朱永祥接触后我发现他对新四军多少还是有点惧怕的，所以对我讲的抗日道理，他表面上还能听一点进去，但暗地里在察颜观色，摸我们的虚实。第二次，我决定亲自去他的司令部察看两天第一天，我对他说：不仅你朱司令和上层的人士我们要相互了解合作，我们也要和贵部下层的官兵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我可不可以到你的部队中去看一看，讲讲话啊？他见我只带了三个人，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一个司号长，并没有起疑心，同意带我去各大队巡视。我边看边做宣传工作，实际是了解他那支队伍的情况。
　　第二天，我还在朱永祥的司令部里继续做工作。傅秋涛同志不知怎么搞的，竟让我们老一团第一营熊应堂营长带着部队向朱永祥司令部驻地发动了进攻。战斗打响后，朱部大乱，嚷叫新四军打过来了由于事先没有通气，我也感到突然，只好随机应变我说：朱司令，这肯定是一场误会，可能是你们外围部队与我方部队发生了点小摩擦，我马上赶去制止，双方都不能开火。朱永祥当时确实也麻痹了，没反应过来，说：江副团长，请你赶快去吧理我趁机带着随行的三个同志迅速脱了身，出了朱永祥司令部驻地，回到了我们老一团一营阵地，与熊应堂同志会合。
　　战斗愈打愈激烈。朱永祥搬出大刀会打头阵，向我军猖狂反扑。大刀会的徒众吃了朱砂，一个个像发了疯，挥着大刀一闪一闪地向前冲，嘴里还齐声吃喝着刀枪不入以壮声势。我们的战士和班排连营干部从未见过这等奇特场面，也紧张起来了，请示这怎么办。我说，先停止射击，组织大家政治喊话，这批人大多是当地农民。于是阵地前安静下来了，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扯起嗓子喊：新四军只打朱永祥，不打大刀会！’，大刀会的农民兄弟，不要再上朱永祥的当！新四军只打鬼子汉奸，不打自己的阶级兄弟。
　　我也参加喊话，人多势众，把喊话传得很远，大刀会徒众们也听清楚了我们的喊话，前进的速度开始缓慢了。加之吞服朱砂的兴奋作用只能维持个把小时，药物效应渐渐减退，头脑就会清醒眼看大刀会的人离我方阵地越来越近，甚至只有二三十米了，我和一营的全体指战员还是不射击，继续做宣传、继续政治喊话。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大刀会队伍中头脑先恢复正常的人开始动摇，止步不前了，冲锋的吃喝声也慢慢低了下来。这样，我军通过坚定沉着的攻心战术，采用动员宣传、政治喊话瓦解了朱永祥控制的300多人的大刀会，彻底打破了他赖以取胜的作战法宝。我们党的政策感召力有多么大。
　　大刀会被我军瓦解以后，朱永祥着了慌我军的战斗情绪则愈来愈高涨，开始放手向朱永祥的土匪队伍发动进攻这时，附近各村的群众听说新四军打朱永祥，奔走相告，赶来助威，形成了军民齐打过街老鼠的强大攻势，使对方更难招架。为了全歼这支汉奸土匪武装，我立即给傅秋涛、钟期光写了封短信，让他们火速派人向粟裕同志报告，请求粟司令员派第二支队第三团进入金宝坪一线，切断朱永祥残部的后路。
　　我和熊应堂等同志带着老一团一营部队。展开扇状包围攻击。朱永祥残部开始全线崩溃。果然不出所料，这些逃窜的残部刚到金宝好一带，就被粟司令员派来的部队堵住了退路。我军前后一夹攻，这支土匪武装终于被彻底歼灭，朱永祥在混乱中化装逃脱。
　　我们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英勇作战，敢于碰硬，不仅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抗衡，而且消灭伪军，打击反共顽固派，并对阻碍抗战的土匪武装加以坚决镇压。这与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狼狈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江南各阶层人民，由此逐步认识到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真心为民众，谁是弃民众于不顾，因此，谁才能真正领导敌后抗战便一目了然了。我军则通过一系列胜利的战斗，得到了很大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初步取得了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