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有人胆大包天，竟然模仿周总理笔迹，到人民银行诈骗

　　1960年的3月18日下午5：20左右，快要到了下班了时间，这时位于北京市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是一个身材瘦瘦的高高的，脸型瘦长、肤色黄黑的中年男人，身上穿着灰色呢子大衣，手里面提着一个公文包，神色匆匆一副很着急的样子，来到柜台前，他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文件，对着工作人员说道：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
　　工作人员接过文件一看，是一个大信封，上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字样，来人又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对工作人员客气地说道：请签收，见此人来头不小，工作人员不敢怠慢，便在文本上签字，来人收起了文本，然后从容淡定地走出了银行的大门。
　　在来人走后，工作人员一看这是周总理亲笔写给行长的加急文件，便一刻不停地送到了行长办公室，很不巧的是，行长并不在，行长秘书便拆开了文件，在看完内容后吓了一跳，这份文件居然是周总理对毛主席办公室文件的批示，文件内容大致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周总理亲自圈阅之后，并在文件上做出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每捆要装得好看一点
　　七时整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作案时使用的信封
　　由于时间紧迫，又涉及到重大的政治任务，秘书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了发行局：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模仿周总理笔迹的文件
　　在挂断了电话，秘书带着文件急匆匆地来到计划研究局王兰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在仔细的看过文件之后，对于这种不按正常程序的命令产生了怀疑，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呢？
　　这笔款项在当时来说数额巨大，王副局长疑惑不定，于是想打个电话核实一下，但聚在这时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在他接通后，电话那头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询问银行是否收到交办件，如果收到一定要抓紧办，在听到这个电话后，王副局长顿时打消了疑虑，回应道：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这个卡准时间的催办电话，反倒让王副局长着急起来，距离缴款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如果此时经费出了问题，那可是影响政治的重大事件，他立刻打电话通知发行局朱科长带上科里的骨干，向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飞奔。
　　这是周总理的批示，时间又如此紧迫，大家谁都不敢怠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抓紧时间到金库里提取旧钞，所有面额10元的钞票都打包好还不够，又凑剩余5元面额的钞票总共20万，然后将一摞摞这纸币装满两个大麻袋，火速送往公函指定的目的地民族饭店。
　　到了民族饭店之后，那位发行局的朱科长让两个同事在门口看着麻袋，自己则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走来一个身穿臧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头戴军式黑呢帽子的男子，便问说：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朱科长见到这个赵全一忙说道：我们没有误事吧？赵全一指着墙上的挂钟表，对他说：很准时嘛！然后，他拿出了一张封盖有西藏工委和总理办公室的印章的介绍信交给了朱科长，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作案时的介绍信
　　在看到是国务院的介绍信，朱科长就没有再怀疑，将20万元钱交给了赵全一，赵全一按照朱科长的要求，从自己带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张收条，撕下来后，连同介绍信一并交给了送款负责人朱科长。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了民族饭店。
　　此刻，赵全一长长地出了口气，迅速地将这两个装满人民币的麻袋放上自己骑来的自行车上，瞬间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作案时用的自行车
　　几天后，总行行长回京后，王副局长便过来汇报拨款的事情，认为应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该笔款项如何入账？3月24日，行长向总理办公室请示后才得知，总理从未批示过这笔款，并要求他们将原件送去查看。待原件被送到总理办公室，至此，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惊天诈骗大案才浮现出来。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上下十分的困难，不要说普通民众，就是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节衣缩食，共渡难关，而1960年是自然灾害又是最严重的一年，20万在当时是人们一笔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十分的生气！给公安部下了死命令，必须在十日之内找到诈骗犯，侦破此案，追回钱财！并由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专门负责此案。
　　公安部立即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专案组，先是通过核对这些文件进行检验分析：一、装文件的国务院信封；
　　二、总理批示的报告；
　　三、赵全一的介绍信；
　　四、赵全一的收款条。
　　最终的结论是，从笔迹特征上认定这字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且犯罪分子的文化水平很高，并且非常的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周总理的签名是模仿而成；犯罪分子使用的国务院信封则是一个曾使用过的旧信封；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印文是用钢版、蜡纸再加红印油印成的，而介绍信上的总理办公室的戳记，是用水彩笔描绘的。
　　专案组同时还对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在询问了之后，专案组可以完全确定，在3月18日下午送文件的人和在民族饭店接收20万的赵全一就是同一人！
　　而几天后，负责技术鉴定的人员在那些诈骗犯留下的加急文件和收条上发现了蛛丝马迹，找到了线索。这些文件所用的纸张，在经过鉴定后，确认是当时的国家机关内部使用的稿纸。
　　不过这种公文稿纸当时使用很普遍，可是由于这种稿纸都是各单位自行加工定做的，所以每个部门使用纸质、印刷特征都有些不同，在经过侦查组连续数天夜以继日地战斗，对所有机关一个一个的排查和筛选后，最终发现嫌疑犯所使用的公文纸是出自国家外贸部。这样，破案的范围和线索一下子就缩小到了外贸部。
　　还有在收条上面写的20万人民币中的币字也与平常人书写有些不同，币字上面是一撇，而收条上的币字却写成了类似一个人字。在经过专家解释，这种写法多是从事会计工作或者接触过财务的人。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将此查证结果正式通知外贸部。随即，外贸部紧急动员，调查3月18日下午人员的行踪，外贸部保卫处将部内工作人员档案按单位摆放到一个会议室，由公安部专案组逐人查对笔迹，经过反复比对、调查和排查，过专案组最终锁定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王倬，在案发当天下午刚好请假，理由是陪着母亲看病，可是专案组在北京所有的医院中都没有查到当天此人和母亲看病的记录。
　　王倬，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后任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
　　4月4日凌晨2时，专案组来趁着黑夜到王倬家，将其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押上了警车，然后刑侦人员依法搜查其住宅，挖出了所有钱，经清点，为191409元，还差了8000多元。
　　专案组迅速地对王倬进行提审，面对着大量的证据，王倬很快地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原来是在1960年的2月，王倬无意中看到处长拿着一张某首长给某副部长写的字条，上边寥寥几个字，让其帮着办一件事，而就这么张连公章都没有的字条，事情竟然办成了。王倬邪念顿生，心想要是以周总理名义骗银行，一定畅通无阻。于是，他在报刊上找来周总理的题词，模仿周恩来三个字的写法开始进行练习。经过了一个月的练习，王倬竟然将周恩来三个字练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然后他又找来其它的材料练习刻公章。
　　在所有准备就绪之后，在3月17日晚上，王倬开始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他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关于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当时新闻上的确报道过这类消息，他就是利用了这条新闻，然后模仿周总理的笔迹，在空白处写下了周总理的批示。王倬在伪造公函同时，又打着主席的旗号，表明这件事得到了最高权威的重视，谁还敢怀疑？
　　在3月18日下午向单位请假后，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向银行递交了这份文件之后，王倬骑车回家换了身衣服，骑车赶到民族饭店；晚上7点等来了送钱的朱科长，在收到钱后，将两麻袋的放在自行车上，用了1小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推到家。
　　可令王倬万万没想到的是，案件很快就被发现了，北京市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排查、大揭发、大检举的群众运动，他所在单位也传达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动员大家提供线索，在强大的声势下，王倬恐惧万分，整日里提心吊胆的，为了保险起见，他将钱藏到了自家的西小屋，又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房间里。可是这么多钱怎么也藏不住，他决定一烧了之。于是在27日和28日，王倬连着两个晚上在蜂窝煤炉子上烧钞票。蜂窝煤炉子总共才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个晚上也就烧8000元。烧钱会发出很大的异味，很容易引来邻居的注意，同时王倬也觉得这样烧实在是太慢了，就在西屋刨了个深坑，把钱埋了起来，再把蜂窝煤摞在上面。
　　这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伪造周总理签名的惊天诈骗案，从立案到破案仅仅用了10天。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卓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私欲的贪婪，会麻痹人的灵魂，让人丧失理智，变得疯狂，明知是违法乱纪，可是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最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赔上的是，36岁带着耻辱走完了短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