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生产队

　　生产队，一种在我国延续了多年的最基层的社会形式，是国家政权延伸到最底层的组织，也是农业部最小的生产单位。生产队的管理者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但受人民公社领导。作为一种组织，生产队一般由自然村庄组成，一个生产队由若干农户组成，生产队的成员叫社员。
　　作为一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生产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一幕幕场景，时断时续，经常在我脑海中闪现。而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生产队在中国大地上存续的26年间，我们的父辈们在这个期间付出了他们的辛劳和芳华。从我记事起，就有了生产队。我家属于山东省西北地区一个贫穷落后的生产队，那时候队里有五十多户人家，一百来口人。那时乡下没有电话手机，就连钟表也是凤毛麟角，大家都是看太阳的影子定开工和收工的时间。
　　清晨，太阳从东方露头，该是生产队出工的时候了，这时，村子里就会响起清脆的敲钟声，十几分钟，社员们就集中到村头，听生产队长发出的出工号令。生产队根据当天的农活对社员进行分工，青壮年劳动力干体力比较重的工作，老年人一般安排使用牲口或者其它较轻的工作，妇女、儿童在妇女主人的带领下，从事力所能耐的工作，全体社员按照队长的分工，有小组长组织实施。
　　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记工分的小册子，生产队每个社员的出勤情况由记工员记录。生产队有记工分的册子，每天晚上干了活的社员都来记工员家中工分，记工员不在的时候由会计代记，工分只有两项内容：某月某日干什么活，得几分。除包工外，通常青壮劳力，出工一天，10分（早晨2分、上下午各4分），妇女、老年人每人每天8分，儿童（16岁一下）每人每天6分。社员的工分累计，是年终分红的依据。
　　生产队没有机械，公社理有一个拖拉机站，农忙时下来服务，时间比较短，多于为了完成政治性任务。牲口是最重要的劳动力，拉犁、拉车、拉磨、耕地、趴地牲口是最被看重的劳力。我们队饲养了十几头牛，其中有一头驴子，有一头牛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身体高大强壮，力大无比，肩部凸出，犹如骆驼的驼峰，性子比较烈，不听招呼，经常伤人，它好像和我性情相投，靠近它时，温顺听话，对它的抚摸时不时给予回应，星期天，或者学校放假期间，我使用它拉大车。平时队里经常杀猪的屠夫使用，其它社员不敢靠近一步，就是饲养员，也得处处小心。
　　那时候留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是特别馋，食欲特强，吃什么都香，而且吃的再多也不长胖。除过年能吃上白面馒头外，平时只能在梦中见到。最期待的是每年夏季收割完麦子时，生产队为了犒劳打麦子的人，会蒸上一锅白白胖胖的大馒头，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有机会分得几个个，那个馒头是别提有多香了，真的，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馒头。有时候为了方便，也会煮面条给大家吃。在吃饭中，我发现一个秘密，妇女的肚子伸缩性极大，每当吃馒头时，她们的肚子极小，吃几口，就把馒头存起来。吃面条时，她们的胃口特大，大的吓人，很多男青年吃不过她们。起初，我认为她们喜欢吃面条，后来得知，她们自己不舍得吃白面馒头，拿回家给孩子和老人吃，自己强忍饥饿。
　　社员最盼望的是年底分红。到了年底，把社员的工分都加起来，用队里全年收入，除以全体社员的总工分，算出每个工的价钱，再算出每个家庭应分的钱或者欠生产队的数额。年底的结算大会，不是每个家庭都盼望的，因为并不是每家庭都能分到钱，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分不到钱，因为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副食品其它杂物都要计价。分红现场，喜愁两重天，通常社员们选边站队，家庭劳动力多的家庭，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相互捧场祝贺，而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被冷落一旁。我们家是受冷落的一员，全家的工分抵不了生产队分配的物资，年年亏欠生产队。
　　生产队时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特别是每年的秋收秋种时间，全员动员，全体参与，吃住在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催人奋进的歌声震天，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鼓励了一代人。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们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社员之间热心相助，一个家有难八方支援，走过来的人没有后悔，没有张手和国家要一分钱，即使一分钱不给他们也没有怨言，每当粮食丰收了，首先想到的是交公粮。那个年代的口号：交足国家的，留足公家的，剩下的是自己的。
　　1979年我应征入伍，离开了家乡，告别了生产队，但少年时代和同龄人同劳动，细节、情景终生难忘，随着年岁的增加，更加怀念生产队的情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