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韩世家》中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也就是说，韩国与魏国一样，属于姬氏的余脉分支，随着时间的推移代系的延长，这种同姓宗族也慢慢地变成了所谓的苗裔。 韩厥可以说是韩国基业的奠基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韩厥的时期，晋国发生了一起历史上有名的政变与动乱，当时晋国的司寇屠岸贾势力庞大，打着为晋灵公报仇的旗号要诛杀赵盾。可这个时候赵盾已经去世了，是他的儿子赵朔继承了爵位。屠岸贾不满足，要斩草除根，清洗赵氏。这时韩厥便站出来劝说屠岸贾要适可而止，不要对赵氏族人斩尽杀绝，而屠岸贾在这种绝对的优势面前怎能轻易放弃。于是又杀掉了赵盾的儿子赵朔，并清洗了赵氏。可是，在这种残酷斗争与高压之下仍不缺乏舍身忠义之人，程婴、公孙杵臼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将朔的儿子赵武藏了起来，使其度过了危险，并抚养其长大，并最终实现了复仇与复国，而整个过程，韩厥都是知情并参与推动的，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也是所谓的中国的哈姆雷特。韩厥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了显著的名声，同时也使得在晋国的政治体系中，韩氏与赵氏形成相对坚固的同盟关系。 韩厥因功晋升为六卿，号为韩献子。献子死后，韩宣子继承，这期间当时吴国的公子季札（前面所讲过的让国的季札，也就是吴王阖闾的叔叔）来晋国访问，预言晋国将最终归属于魏韩赵三家。韩宣子之后，经历了近百年的传承，到韩康子时，预言成为了现实，魏赵韩三家分晋，韩国始成诸侯。这个时候韩国西邻秦国，北接魏国。韩国还拥有一项战国时期的战略资源，铁矿。这样的地理环境与资源，就如同一个手里拿着黄金的人被一群壮汉环伺，若不能守，则终为他人所取。而在《史记.韩世家》中关于韩国在战国之世的表现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记载中经常是＂秦拔我…，魏败我…＂。面对这样的情况，韩国的君侯自然的会有富国强军的根本需求，以及在大国之间虚与委蛇谋求生存空间的策略需求。自韩国立国成为诸侯后，最大的成就也许就是在韩哀侯的时候吞并了当时的郑国以及在韩昭侯时期的申不害变法。这个被吞并的郑国属于春秋时期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号称千乘诸侯，春秋时期的楚国和晋国都试图吞并它但都没有成功。进入战国时期后，郑国内部政治动乱频繁，而且这种斗争似乎一直困扰着消耗着郑国，在这样的动乱中，郑国苟延残喘。三家分晋后，虽然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毕竟原来一直压在自己头顶的一个大国消失后，自己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一些。此时郑国的邻居是魏国、韩国与楚国。魏国经过魏文侯、魏武侯一代半的变法已是当时战国的第一强国，楚国国力虽不及魏国，但也是地广人众，传统的大国，韩国的实力虽差一些但也是要强于郑国。如果郑国能够认清形势，整肃内部政治秩序，在这样的大国之间寻求生存空间甚至发展还是可能的。正如三只狼看见了一块肉，谁都不想也不能独占，这块肉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处于一种暂时安全的状态。而这样临终前的安宁状态被郑国自己内部的动乱打破了，韩国趁着魏国与楚国之间的战争，一举吞并了郑国。而魏国与楚国反应过来后面对的则是既定事实，魏国国力强盛，在一场战争后能够迅速的投入到另一场战争，所以魏国面对这样的事实，转过来从韩国手中夺走了一部分土地作为补偿。楚国国力差一些，所以也只能眼看着韩国将郑国这块肥肉吞掉。这就是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存逻辑。 不论怎样，历史仍在以她自己的轨迹向前行驶着。韩国吞并了郑国后，国土面积人口财货都有所增长，可实际的国力仍是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战国。为何如此呢，其实就是因为其在政治结构上、经济模式上仍继承着当时晋国的习惯，权利分散在卿大夫手中，领地的治权与经济特权也在他们手里，这样模式使得各个卿大夫如同辖地的诸侯，他们实力不济时还便于管理，实力膨胀后是否还承认这个宗主可能只看他们的心情了。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下韩国国力不能积聚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哀侯去世后，韩昭侯继位，这个时候韩国启用了申不害，或者说是申不害的学说与理念赢得了韩昭侯的认可，在申不害的主持下韩国展开了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