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幸存的革命者16（曾志）

　　白区岁月
　　负责高风脸工作
　　1930年6月，在党中央政治局，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错误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当时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军阀战争的爆发，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于是，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当时的中央认为，福建已经在闽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如果把农村武装斗争与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就更容易在福建首先取得胜利。
　　为了贯彻中央的路线，福建省委决定抽调干部加强城市白区的工作，组织厦门暴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和蔡协民奉命调到厦门，在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当时，福建省委的活动经费主要是由闽西特委和红军提供的，取之于地主豪绅的浮财。
　　临行前，特委将一大笔经费交给我们转交省委。所谓的经费，就是几十两的黄金首饰。我找来一把雨伞，把竹把掏空，把30多个戒指拉直，一个个塞进雨伞的竹把子里。我又缝了个布袋子，将金项链装进去，缝在裤腰带上，大约有一斤多重。剩下的几个金镯子就戴在左右的手腕上。
　　1930年7月初的一天，我和蔡协民在一位姓赖的同志护送下，从龙岩出发。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三人不走大路，由水定的赤白交界处，翻山越岭，，趁着黑夜来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峰市。这是一个集镇，归广东大埔县管辖。
　　在赖同志的引导下，我们找到了地下交通站。这是一个老字号店铺，店铺的后门外有一条小河，乘小船可直达大埔县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蔡协民乘小船去大埔，又换乘小轮船到潮州。
　　在小轮船上，我们偶遇在上杭为毛委员治病的那位医生。他显然也认出了我们，只是点头笑笑，没有同我们交谈。
　　我和蔡协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对此人也不甚了解。倘若医生去告密，我们保准被捕，因为轮船上就有国民党警察，且无藏身之处，跳水逃跑，我们又不会游泳。所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故作镇静，任其变化。
　　船在江中不紧不慢地开着，我们心中却焦急万分，真希望船早点到达终点。好不容易看见潮州的轮廓出现在眼界，我们悬着的两颗心才渐渐落了下来。
　　船一靠岸，我们就急忙下船，混人熙熙攘攘的旅客人流之中。那位医生也紧随其后，但没什么动静。不一会儿，他便与我们分道扬徽了。
　　此刻我们才松了口气，航程中绷紧的心弦顿时放松。那位医生真是个好人！他若告密，肯定会得到一大笔奖赏。我们细想，身处上杭苏区的这位医生，一定受过共产党、苏维埃的影响，至少对革命是同情和支持的。
　　当晚，我们在潮州一家旅店过夜。第二天，到了汕头。从汕头搭海轮到厦门，在波涛起伏、一望无垠的大海中航行了两天多时间。
　　轮船终于靠上了厦门码头。只见码头上军警林立，关卡甚严。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踏上的是一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城市。
　　我和蔡协民一上岸，就有地下党的同志在等候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省委机关驻地。那是两栋样式相同且紧挨着的房子，中间有一个院子，两房内部是相通的。省委书记罗明住在其中的一栋，我们住在另一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罗明。罗明是广东大地人，高高的个头，身体瘦弱，戴着眼镜，说话和气平缓，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却像个长者令人尊敬。
　　我们在闽西时早就听人说起过罗明，而且都是用很尊敬的口吻，他在省委的几位领导同志中威信最高。
　　在我们来之前，罗明单身一人住在那里，吃饭也都是在外头打游击，东吃一顿，西吃一顿。我们住下后，便请他和我们一道用餐，就像一家人。
　　安顿下来后，我抽空观察了一下房屋和周围的地形道路，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这栋房子看似两层，但实际上楼上与楼下是分割的，梯已被已被堵死，从屋后的山坡上有路直通二楼。
　　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二楼到底住着什么人。因为有几个早晨，我都曾见过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经常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此人30多岁，穿戴不凡。我猜想他肯定不是等闲之辈，有可能是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
　　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弄清此人的底细和来头，因为我们住在下，也许他能听得到我们的谈话。不查则已，一查足以让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此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侦探长。作为国民党的鹰犬，这种人正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对头。
　　看来此地不能久留，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有嗅出什么味道之前，另找地方尽快转移。
　　我们很快在鼓浪屿的虎巷8号租到了一层房。这里共有七八个房间，有一个门单独进出，房租比较贵，楼下和对面的房由房东自用。
　　为了隐蔽视听，房子是由蔡协民以西药店老板的名义租下的，作为省委的机关驻地。我们称罗明为堂兄，称省委秘书处处长黄剑津为弟弟。除我和蔡协民是正式夫妻之外，组织上分别从漳州石码一带调了个叫谢小梅的女同志，从闽西调了个小学女教师郭香玉，安排给罗明和黄剑津同志做假夫妻。她们就住在机关里，谢小梅负责刻蜡版、油印材料，郭香玉负责抄抄写写。我们还在当地请了一个50多岁立志终身不嫁的自梳女，帮助料理家务。
　　我在机关里的任务是抄写密件，与交通站联系，接送文件，与外界联络，同一些地下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其中有厦门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等。
　　在机关里我是个忙人，差不多每天都得外出。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西药店老板的太太，租住的又是好房，为了应付房东和邻居，所以每次外出都需要穿金戴银的，而且不得不换上我不喜欢的旗袍与高跟鞋。
　　但有时还要看联络接头的对象，如果是来自苏区农村的，我在出门后，到了偏僻之处，又要取下金戒指、手镯和项链，以免在接头时暴露身份。
　　虽然罗明安排我从事这些危险性很强的工作，不过他还是多次叮嘱我，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就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在街上碰到再熟悉的同志，也要装作不认识，甚至连眼睛都不能抬起来，以免引起盯梢的敌人注意。
　　我到厦门不久，有几位在厦门劫狱中胜利逃到闽西苏区的同志的妻子，她们听说我从闽西过来，想向我了解自己丈夫在那边的情况。经过组织的同意，我与她们相约在中山公园见面。
　　公园里游人稀少，我们四人装作结伴而行的游客，找了个僻静之处聊天。当她们从我那里得知她们丈夫的近况后，十分高兴也万分感激。
　　但事过不久，她们就在别人面前说起我的不是。原因是，有一两次大街上见到其中的一两位女同志，她们想与我打招呼，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我将头转向另一边装作没看见，不搭理她们。由于她们不理解秘密工作的纪律，便认为曾志这人非常傲慢，在路上碰到她，本想和她打招呼，可她把头一偏，理都不理，目中无人。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心里也感到委屈和内疚。其实我何尝不想无拘无束地和自己的同志相聚，但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因此后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请她们原谅了。
　　初识陶铸
　　我刚到厦门没几天，正赶上一次武装冒险行动攻打厦门盐务查验关。
　　对省委组织的这一行动，许多同志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的盐关对盐民抽筋扒皮，恣意盘剥，对挑盐的农民也要抽税，若交的不够或交迟了，便又打又罚，群众痛恨已极，攻打盐关，不仅可为民除害，扩大党的影响，而且也可作为厦门武装暴动的一次演习。而一些同志则认为此举意义不大，弄不好不仅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而且容易暴露自己，刺激敌人加强防范和清剿。
　　然而，省委领导头脑正处在发烧之中，听不进反对的意见，执意决定攻打盐关。
　　1930年7月25日上午，原计划组织厦门工人、农民、学生200多人，在厦门港举行反对军阀战争与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因时间尚早，武装纠察队还未到齐，总指挥曾炎便下令集合队伍冲入盐关捣段了里面的设备，继之就在民生路渔行口一带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公开演讲呼口号。
　　由于敌特事先已侦知我们的行动，调集部队和警察包围了游行队伍，甚至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进行残酷镇压。愤怒的群众在武装纠察队的率领下，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达一个小时之久。与此同时，关押在思明监狱的20多名监犯，听到街上枪声大作也趁机暴动，他们打破监狱、冲出牢笼，加入肉搏战。搏斗中，总指挥曾炎为掩护群众当场牺牲，另外还有三人牺牲、三人受伤、五人被捕。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无谓的牺牲。1930年9月下旬党中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原先成立的厦门行动委员会也就停止了工作。
　　一天，我在省委书记罗明的屋里见到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约二十三四岁，个头不高，却很精干，微黑的面庞，青腮帮子，一头不驯的浓密硬发，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身穿一件咖啡色广东衫，下着西裤、皮鞋。我觉得这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更谈不上潇洒儒雅，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罗明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愣了片刻。
　　哦，原来他就是陶铸！
　　这个名字我在闽西时就听说过了，他就是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一位华侨青年还根据此事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20世纪50年代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从监狱中获救的一批同志，后来奔赴闽西苏区，我就是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到，陶铸是一位十分英勇又极有才干的同志，因此他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陶铸也没想到，人们传说的闽西苏区蔡协民家的那个泼辣能干的母夜叉竟然是白净秀气，一头垂肩秀发，穿着素净得体，举止端庄的年轻女人。难怪他大吃一惊。可见，当时人们都把我想象成个又凶又丑的女人。
　　看到陶铸那副愣神的样子，我心里不由得暗自好笑。但紧接着下来，我对陶铸原来的那些好印象全没啦。
　　罗明与陶铸谈话，可陶铸坐在那里，眼睛看着窗外，一副爱听不听、爱理不理的样子。罗明仍然心平气和地说下去，可陶铸还是那么个心不在焉的劲头。罗明有些生气地说：你态度好点行不行？陶铸也不示弱：难道要我跪着听你说话？气得罗明好久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想，陶铸怎么能这样对待领导？罗明在省委机关很有威信，备受尊重，又是年长我们许多的老大哥，而陶铸如此傲慢，实在是太过分了。
　　第一次见面，陶铸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是当我进一步接触并了解了陶铸后，又不知不觉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不久，在军委书记王海萍妻子那里我见到的是另一个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1928年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去了上海，中央分配他到红四军工作。途经厦门时，军委书记王海萍见他黄埔军校出身，经历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懂军事且有作战经验，就恳切地将他截留下来，做兵运工作和搞武装斗争。王海萍先让他到厦门炮台当了三个月的兵，计划伺机兵变拖枪暴动，后来转来做劫狱工作。劫狱成功后，陶铸便留在省委军委机关工作，与王海萍夫妇同住在机关里。
　　有一阵，王海萍奉命去闽西巡视指导工作，偏偏不巧的是，他的妻子此时身患急性腹膜炎，因为没有钱，不等完全治好就提前出院了，在家里生活不能自理。王海萍把妻子托付给陶铸照顾，提看一颗悬着的心去了闵西。
　　陶铸尽心尽力去完成战友的嘱托，对王海萍的病妻给予无微不至、温柔体贴的照顾。他每天跑里跑外，烧火做饭，喂药喂水，洗洗刷刷，甚至像倒尿倒屎、洗涤污物这样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去做，直到两个月以后王海萍回来。
　　当我耳闻目睹这一切后，十分感动。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富有同情心，对同志就像严冬里的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