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荣毅仁，这样既了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这是1985年，基辛格对荣毅仁做出的一段评价。 荣毅仁，似乎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绕不开的一个名字。甚至有人说＂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现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他究竟是谁？邓小平为何又对他如此信任？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做出了哪些努力？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邓小平和荣毅仁之间的情谊。 邓公＂点将＂荣老板 1979年1月17日上午10点，隆冬的北京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穿着棉衣的人们在寒风中步履匆匆。五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中。 福建厅中，暖意融融，温暖如春。而走进来这五位老人也不同寻常，分别是84岁的胡厥文、82岁的胡子昂、63岁的荣毅仁、88岁的周叔弢、74岁的古耕虞。这五个人，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工商界元老，这一天，他们受到邓小平的邀请，纷纷来到这里赴宴。 邓小平这次为他们摆的是火锅宴，请大家一起来吃涮羊肉。邓小平这次设宴可谓是用心良苦。因为在前不久，刚刚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邓小平这次设宴邀请五老，是邓小平要着手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此时的邓小平和五位老人，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们虽都已年逾古稀，但一个个都精神抖擞，此时的邓小平已是古稀之年，但仍满面笑容的走了过来，和五位老人亲切的握手。 在落座之后，邓小平望着五位老人，第一句话便说 我听说你们对经济发展有一些好的意见。希望有钱能拿出来办企业。 邓小平坦诚地说： 在二十多天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面来。过去这十几年耽误的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 五位老人都认真听着邓小平的介绍，除了有些耳背的胡厥文老人外，其余四位老人都用心在沙发扶手上记录笔记。听完邓小平的一番讲话之后，在坐的都十分的兴奋。 邓小平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给大姐做了简要的报告后，接着对大家说： 我们要搞经济建设，就不能关起门来。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你们也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邓小平的这番话，不啻石破天惊。在当时的时代来说，无疑是给一向被视为禁区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撬开了一个口子。 五位老人听到邓小平说完这番话后，也自然敞开了心扉，纷纷开始坦诚的进言。六位老人的对话，氛围也是格外的融洽。 在谈到国家的外汇储备很少时，该如何引进外资，并且利用外资进行经济建设，是困扰邓小平很久的一个问题，可对于这个问题，荣毅仁提出了自己一套成熟的想法： 引进技术和外资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而不应该像之前那样，拘谨的寸步难行。 荣毅仁的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提法。 经过一番谈话之后，邓小平看着荣毅仁说： ＂荣毅仁同志，对于你主持的工作，由你全权负责处理，事情你干，人你找，我不介入，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各种行政干扰。只要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听到这番话后，也立刻回应：＂我愿意做这项工作，我才63岁，在80岁之内，都还可以做。＂ 在这样一番对话后，不知不觉已经是两个小时，钟表的指针指向了中午十二点，邓小平风趣地说：＂肚子饿喽，该吃饭喽，今天我们聚一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工作人员在福建厅中支起了两个桌子。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其他工作人员也一桌。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热气腾腾，厅中的气氛格外融洽。邓小平与五位老人轻松谈笑，拉拉家常，其乐融融。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荣毅仁委以重任，还特别＂点将＂荣老板要摆脱行政事务，在创办实业和引进外资方面多做些工作。邓小平摆下这一局＂五老火锅宴＂又为何对荣毅仁格外青睐呢？这就要从荣毅仁和党的交往说起。邓公初次＂点将＂荣毅仁，担任纺织部副部长 荣毅仁和父亲荣德生、儿子荣智健，都是中国近代非常著名的实业家。 早在1901年时，荣德生就和自己的族兄荣宗敬一起，在无锡开办了一家面粉厂，通过四十多年的不断经营，也积攒下来了庞大的家业。而荣德生也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 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在大学毕业之后，也在父亲的无锡茂新面粉公司里，担任助理经理，在1945年开始担任经理。父子二人在20世纪早期来说，都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 荣德生和荣宗敬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结局已是不可逆的环境下，荣德生和荣毅仁也被要求迁往台湾居住。当时，荣氏父子二人对这一要求，也心怀顾虑。 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由于腐败和无能，为了能够给军队发下足够的军饷，大肆印刷金圆券，导致金圆券迅速贬值，而之前用银元、美金、黄金等物品兑换成金圆券的人们，看着兑换后迅速贬值的货币，更是一筹莫展，江浙沪一带的经济瞬间崩塌。 在1946年的4月25日，荣德生在上海遭到了绑匪的绑架。通过报警之后，蒋介石要求限期破案，可当时的上海警察局对这个案件却是一筹莫展。连续一个多月，案情都毫无进展。最后还是荣家人自己，筹措了50万美金，将荣德生赎了出来，这人才算是平安无事。 这些情况，荣氏父子都看在眼里，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已是深有感触。知道自己即便前往台湾，也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但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还并不是很了解，如果留在大陆，情况亦未可知。 1949年2月，在无锡的地下党组织，奉令接触到了荣德生，荣德生通过地下组织的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荣德生还派人到解放区进行考察。经过一番了解之后，荣德生做出了决定：苏南的工商界留在大陆，不随迁台湾。 1949年4月，解放军解放无锡之后，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无锡百姓们，都陷入一片混乱当中，市面的行情极不稳定。此时的荣德生乘坐人力车，在街头与行人们挥手，当人们看到荣大老板在街头路面，并没有去台湾，当时这一举动，对市面行情的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5月27日的清晨，当33岁的荣毅仁打开了自己家中的窗户，此时，窗外震撼的一幕映入了荣毅仁的眼帘： 疲惫的解放军战士们，疲惫不堪的一个紧挨着一个躺在马路上。此时的上海街头，已经逐渐有人往来，街上的人们逐渐的多了起来，可每一个都不愿意惊扰这些正在睡觉的战士。 当荣毅仁看到这一幕时，不禁发出了一声感慨： 中国有希望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当时，荣毅仁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留在上海。并且将自己在香港的妻女也全部都接回了上海。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荣德生老人家，在1949年9月的新政协会议上，被选为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尽职尽责，成绩格外显著，在1952年便病故了。 父亲去世之后，荣毅仁成为了荣氏集团的代表人物，1950年，荣毅仁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中，荣毅仁坐在了第二桌，和周恩来总理是一个桌子。 周恩来看到荣毅仁之后，当时顿感一见如故，当周恩来知道荣毅仁只有34岁时，周恩来诙谐的说了一句：＂噢！是少壮派！＂ 从此，＂少壮派 ＂这个词，也成了荣毅仁的代表称谓。 而在1956年，荣毅仁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将自己的家族企业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也助选荣毅仁来担任上海市的副市长。陈毅表示：＂ 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该被选为国家的领导人 。＂ 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和荣毅仁便已相识，但当时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两个人的交集也并不是很多，但在解放之后，荣毅仁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有目共睹，邓小平对于荣毅仁的能力也是极为认可。 1959年，毛泽东希望能够选出来几个党外人士，到职能部门工作， 邓小平首先推荐的便是荣毅仁。 之后纺织工业部的部长张琴秋便找到了荣毅仁：＂建国快十年了，周总理希望您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的副部长。这是您最熟悉的工作了，咱们一起干吧。＂ 荣毅仁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虽然张琴秋是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但这一安排，却是邓小平推荐的。而荣毅仁对于国家的信任，自然也是十分的感激。原本安排在国庆节之后上任，但荣毅仁收到消息后，仅三天便来到了北京。 周总理担心，荣毅仁从小在上海长大，可能不太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生活，便特别关照到：＂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 荣毅仁自然也是十分感动，立刻表示：＂谢谢总理的关心，既然中央安排我来北京工作，那我就会一直在北京的，我会习惯的。＂邓公再次＂点将＂荣毅仁，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之后的特殊的时代里，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民营企业家、私营工商业者，很多人都遭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对待，可荣毅仁却始终矢志不渝，心里却不曾动摇过跟党走的信念。荣毅仁说：＂我们跟着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了，党终究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 1977年11月，邓小平刚刚开始复出工作，他和叶剑英元帅去了广州，当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这样，邓小平调整了对外的政策，决定和国外进行合作。当时邓小平经常说： 现在是我们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喽，如果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中国是发展不起来的。 但在最初的时候，中国和国外合作，仅仅局限于经验的交流和技术的引进，合作的方式非常单一。 1978年，美国就有代表，在关于中美汽车合作时说道：＂你们中国为什么只谈技术的引进，而从不谈中外合资？＂ ＂合资＂的观念，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但在当时的中国而言，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中国的很多企业虽然对合资充满兴趣，可很多人还是站在政治的高度进行否决，很多人都表示：＂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咱们怎么可能搞合资？＂ 面对经济发展这样棘手的问题，叶剑英最先想到了荣毅仁。叶剑英说： 荣毅仁毕竟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利用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荣氏家族的优势，由他出面吸引一部分人来中国投资，然后逐渐吸引更多的外资。荣毅仁的这个作用，别人是替代不了的，共产党员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在这年的秋天，叶剑英在广州见到的荣毅仁，叶剑英希望荣毅仁此时能够出山，帮助国家办些实业。 谈话间，叶剑英说： 你说如果要引进外国资金，可咱们是共产党，人家并不信任咱。所以还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人家怕共产党，所以用政府机构来做并不好，要用民间机构来做。 而荣毅仁也表示： 只要外资愿意进中国来，我们总是有办法对付的。 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王震的推荐下，荣毅仁复出，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邓小平想将＂合资企业 ＂这件非常重要的事，交给他去完成。 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也邀请荣毅仁为代表的五老，前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吃火锅，而邓小平也借助这次谈话的机会，将这件重任交给荣老板全权处理。而这一个决定，无疑是给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这也使得这个别有意味的＂五老火锅宴＂，成为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开篇佳话。建立中信公司 在人民大会堂的火锅宴一个月后，荣毅仁向国务语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 》的报告，他想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国际上进行外资融资。 当时荣毅仁已经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按照常理来说，他应该选择一个政府职能的机构任职，可荣毅仁面对当时国内的困境，还是挑起了经济这幅重担，决定成立一家国际投资信托公司。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转入到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管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如果没有法律，又有谁愿意将自己的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所以只有建立相关法律，才能表示中国的决心。 在草拟《中外合资经营法 》时，有一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的比例不能超过49%。而对此荣毅仁坚决表示反对。 因为当时的国家经济情况来说，是不容易办到的，如果国内能够拿出的资金较少，那这一条必然会降低国外投资这对中国的投资兴趣。 邓小平和陈云对于荣毅仁的这一提议，非常地赞同，陈云说： 只要外资愿意来到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 于是在法律制定完善后。荣毅仁在1979年10月4日，宣布中信公司正式成立。而国务院也正式批准，荣毅仁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可在当时，人们对于＂市场经济 ＂讳莫如深，荣毅仁的创业之路也是非常的坎坷。 中信公司在一开始，面临着资金不足的情况，向一些其他企业借钱，可当时借不到。当时借钱、要求投资、要求批准、困难极了。因为计划经济的体制中，是中央定一切。大家都觉得怎么跑出来一个中信，你要定这个定那个，这怎么能行？ 于是国务院陈云建议，把中信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给予拨款比较好。但当时也仅仅拨款了2000万元，根本不够用。荣毅仁为了尽快开展业务，当时自己拿出了1000万进行垫付。而日常支出也是荣毅仁的夫人临时拿出了1000元，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时刚刚成立的中信公司，的确特别的寒酸，没有一个正经的办公地方，在北京和平宾馆的七八间普通客房里就对外营业了。人少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员工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先生。 当时中信的交通工具，只有两辆旧的面包车，一辆是借来的上海轿车，另一辆是荣毅仁自己花了1.2万买的丰田面包车。还给每个员工配了一辆＂飞鸽＂自行车。 而来到这里的人很少，人们对于这个陌生事物根本不了解，公司是干什么业务的，对于有些业务是什么东西？有啥作用？完全不懂。 这里的员工虽然不多，而且六七十岁的老人就占了一半，可每个人都没有怨言，都从最平凡的岗位干起来。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可能是在创造一段历史。 中信公司就这样，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公司的每一步运作都是探索未知的领域，都是超前的思想。 1982年，仪征化纤厂因为资金不足，找到了荣毅仁，可荣毅仁提出：＂资金为啥不向国外借呢？＂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荣毅仁打算在日本发行债券。而这一决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毕竟中国奋斗了三十多年，终于到了无外债也无内债的情况，人们都将这件事看做很光荣，对于为什么要举债，很多人想不通。 可正如荣毅仁所料的那样，中信 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 的债券非常成功，救活了因投资不足而濒临下马的仪征化纤厂。就这样，荣毅仁在中央的支持下，冲破了很多阻力，而仪征化纤厂也顺利投产，不仅将贷款还掉了，也成就了一个大型纺织企业。 他的这一举动，也为当时国家的经济调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结语：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离不开荣毅仁的支持，而荣毅仁的成功，也离不开邓小平的信任。 荣毅仁就这样，勇于在不断创新的尝试下，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特殊的经济道路，探索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