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朝版海瑞，同僚们为了顺利贪污，自己花钱把他调走

　　海瑞可以说是明朝时代，清官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同事们为了远离他，愿意自己花钱帮其活动升官，只为了能让海瑞离开。
　　而在清朝，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位官员。他虽然人生履历与海瑞并不类似，但执拗的性格与极度认真的办事风格，与＂海青天＂还是非常相同的。一、执拗的性格
　　曾国藩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比较熟悉，那么或许会听到过一个叫＂骆秉章＂的名字。其实骆秉章对于曾国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曾国藩初练湘军的时候，骆秉章恰巧是湖南巡抚，之后两个人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与＂骆清官＂的性格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曾国藩的角度看问题。
　　古代官员在私交中都是有明确套路的，大家必须比出一个长幼尊卑，要比品级、比年龄，甚至还有考试名次、中榜时间等等。诸多内容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有过详细介绍。
　　但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交往中来看，前者对于后者的称谓一直＂飘忽不定＂，也就是不愿低头的意思。
　　而骆秉章比曾国藩大18岁，中进士也早了6年，考试名次还高出很多，而且当时两人同为二品大员，职级还是一样的。于情于理，后者都要称前者一声＂大哥＂。但曾国藩就是不愿意叫。
　　其＂不低头＂的凭据是，曾国藩升迁太快，升二品的时候比骆秉章早了1年。
　　可我们也知道，曾国藩作为清晚期儒家的理学领袖来说，对待规矩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他对胡林翼，在书信中一直称对方为＂老前辈＂，只因胡比曾早中了两年进士而已。这个资历与骆秉章相比差远了。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两者有过矛盾。当时曾国藩初建湘军，看到绿营没有战斗力，官兵腐败无能，表示深恶痛绝。他想把湘军拉出来独自发展。
　　可湘军毕竟是编外武装，绿营才是正规军，而且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民兵团练是要归当地巡抚节制的。曾国藩就不愿意被湖南巡抚管，双方打起了官司。
　　事情闹到咸丰那里后，皇帝大笔一挥：曾国藩与湘军必须归骆秉章管理。
　　之后湘军与绿营兵发生冲突，后者直接冲进曾国藩的府邸进行胁迫。当时骆秉章与曾国藩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但就是不出面、不发一言，一度造成曾国藩非常被动。
　　结了这样的梁子，双方自然很难拥有愉快的交往。但以曾国藩的为人处世来说，骆秉章的性格太过执拗。这与海瑞一些不近人情的做法很相似。二、银库大案
　　道光20年，骆秉章还在京城当官的时候，奉旨检查户部银库的情况。当时管理银库的是4个人，都是权贵们的亲戚，轻易惹不得。其中一个还与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荣禄重名。
　　清代银库的陋规很多。比如各地上交的税银，由于成色不一、运输途中遭遇情况不一等因素，容易造成一些＂潜规则＂。
　　比如银库的管理人员没有打点好，后者就说入库的银子成色不行，要扣斤两，扣多少就是人家说了算。相反之下，如果打点好了，那么成色不好的银子就足额足量的收进来，反正损失的是国家财政。
　　与之相比，说什么库工利用身体的特殊部位在银库里私自夹带银两，这种办法简直是太低级了。费半天劲还有杀头的风险。
　　可荣禄他们仅需挥一挥手中的毛笔，数千两白银就凭空消失了，而且大家都是默默认栽。
　　历代皇帝也都知道这种情况，但不愿深追究而已。可到了道光时期，库银的流失率从之前的30%达到了惊人的60%，已经到了不可不查的地步。于是办事认真的骆秉章来了。
　　骆秉章来到银库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了＂属于＂自己的两万两辛苦钱。这笔钱是历届稽查官员的＂规则性＂收入。他们拿到这笔钱后，要么跟着一起遮掩，要么蜻蜓点水似的提些缺点，国库亏空的真正弊端选择性的失明了。
　　甚至连皇亲国戚都没有办法。比如乾隆第11子成亲王，按辈分说还是道光皇帝的大爷，他也没有真正指出国库亏空的弊端。
　　人家堂堂亲王，自然也看不上两万两白银的灰色收入。为了自身的名声，他在事后主动将＂辛苦钱＂上缴，但银库的管理人员依旧稳坐钓鱼台。
　　骆秉章看着两万两，问：这是什么钱？有没有登记造册？如果没有明文规定，我不仅不收，还要告诉皇帝。
　　后面的事也就非常简单了，荣禄他们又试探了几次，均被严正驳回。他们威胁到：你要是不识抬举，信不信让你走人！
　　骆秉章挺起了胸膛嘲笑道：不信。
　　结果是，荣禄他们仅仅花了7000两白银就将骆秉章调走了。滑稽不滑稽？！
　　据说临走前，道光皇帝还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就是曾国藩的人生贵人，进行了安慰。
　　大致意思是：知道你是个好同志，到了地方上好好工作，会有远大前程的。三、类似的结局
　　根据《明史》的记载，海瑞死时南京当地的百姓主动披麻戴孝，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而骆秉章死时，成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由于人员太多怕出危险，当地官员对集会规模进行限制，由此引发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冲突。
　　两个人的性格都不讨喜，却都能受到百姓爱戴，可能这便是真正的死得其所。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侃大山
　　参考资料：《曾国藩传》、《骆秉章传》、《道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