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泛滥有多可怕?摧残左翼进步文化,进行思想灌输
日本左翼进步文化奋起抗争,打击了军国主义文化,也活跃了日本人民的精神生活,但在反对势力的攻击和重压下,却又不得不匆忙退却。
1932年春,日本政府悍然出动军警,大举镇压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逮捕了400多位进步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既有联盟的领导人,也有一些社会活动家。此后,左翼文化人士便丧失了公开活动的可能性。
德田球一,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22年参与创立日本共产党,并当选中央委员。
日本政府不仅通过1932年10月的再次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的活动和1936年2月26日少壮派军人的叛乱事件推行白色恐怖,不断加强军国主义统治,而且还在文化界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反动浪潮,全面围剿进步文化。
1935年开展的有关天皇机关说的争论和随之而来的所谓国体明征运动,便是政府摧残进步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美浓部达吉是一位日本著名的法学家。1911年他受文部省的委托出版《宪法讲话》一书,提出天皇机关说,即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则作为国家最高机关来行使这种统治权,并应受到宪法的限制。此说自然成为政党内阁制的理论基础,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的争议。
美浓部达吉,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公法学家、宪法学家、行政法学家。
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右翼势力为进一步巩固天皇的专制统治和准备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决定对天皇机关说发起猛烈的攻击。1935年2月,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菊池武夫在67届议会上率先发难,无端指责美浓部达吉有所谓叛逆思想,接着众议员江藤源九也以不敬罪指控美浓部达吉。
同时,在乡军人会散发了15万册名为《关于解释大日本帝国宪法之见解》的小册子,肆意歪曲和诋毁天皇机关说。官方机构赶紧出来配合,陆军教育总监迅速下达国体明征指示,政府则在8月和10月两次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强调统治权的主权即属天皇本人。
其间美浓部达吉也不断遭到谩骂和人身攻击,9月被政府传讯,并被迫放弃贵族院议员的衔头。日本政府通过这场政治闹剧,开始在各个文化领域里发动猖狂进攻,甚至宗教界也无法幸免。大本教、人之道教团也都被冠之以与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相对抗的罪名而被一一取缔。
教育界是日本反动势力一开始就猛烈进攻的对象。还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加紧了对各级学校的控制。
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1928年三一五事件后,学生的各种组织如科学研究会和学生联合会便被解散,学生的自治运动顿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大批进步教授如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东京大学的大森义太郎、九州大学的佐佐弘雄等都纷纷被解职。
同年10月,文部省又专设学生科,各高等院校在它的领导下均设置学生主事一职,专门负责调查和控制全校师生的思想。
日本政府并不满足于对在校学生思想的控制,又在1929年设立社会局,专事对在职青年实行所谓教化总动员,也就是进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
1931年,学生思想问题调查委员会和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其任务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实施严格的思想控制。
泷川幸辰,日本刑法学家,曾任京都地方法院法官、京都帝大副教授。后留学德国。1924年任京都帝大教授。
1933年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泷川事件。泷川幸辰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长年从事法学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他的主要学术观点为犯罪行为纯粹是国家组织不良所致,因而犯罪本身也就意味着对国家的惩罚。
泷川的论点竟招来了右翼分子的疯狂攻击,被斥之为赤化思想。文相鸠山一郎也亲自出马,要求泷川离职。这种粗暴的干涉遭到了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教授会议的抵制,主持正义的教师们指责政府肆意破坏大学自治,并严重威胁学术自由。
但鸠山仍一意孤行,下令对泷川实行停职处分。于是末川博、宫本英雄、恒藤恭等位进步教授遂愤而辞职,以示抗议,此后京都帝国大学的法学院名存实亡。泷川事件以右翼势力取得胜利而结束,同年在长野县,当局还无中生有,一举逮捕了大批所谓赤化小学教员。
国体明征运动。1935年,日本以右翼势力、军部为中心扼杀天皇机关说的法西斯政治运动。
1935年,在开展国体明征运动的同时,政府成立了青年学校,负责对数十万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和实施军事训练。
同年又组成了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咨询机构,教育刷新评议会,其方针明确规定为:我们的教学渊源于国体,以日本精神为指导思想,其根本精神在于:以此为基础适应世界潮流之演变,跟随人类文化的进步,力求蓬勃发展,以为皇道的发扬光大服务。
虽然方针中也有世界潮流、人类文化这样的词句,然而只有国体、皇道、日本精神才能代表它的真正含义。1936年,日本当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贯彻它倡导的皇国教学思想。
这样,还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教育就已成为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工具,为未来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大批炮灰。
军国主义教育是指为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教育。通常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教育。
文学界和艺术界自然也是日本政府力图控制的对象。内务省下属的警保局局长松本学和唐泽俊树都极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来迫使日本文化界人士就范。
1936年,松本学发起召开文艺座谈会,要求全体文学家宣扬皇道精神来改造日本的整个文学。同年,日本政府又改组美术院,驱使全体美术家在作品中体现日本精神。
日本政府还紧紧抓住电影这个重要的宣传工具。1935年,内务省和文部省促成了大日本电影协会的建立,它把任务确定为实现大日本帝国的国策,而且声称:不必说一朝有事之际,即使在平时,电影也要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充分发挥它所特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以收电影报国之效。
《新土》。这部影片公然鼓吹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的我国东北四省是日本的新土。
电影协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便是和德国的电影界合作,为德日共同摄制的影片《新土》大造舆论,向来日本访问的德国导演范克博士赠送日本军刀,宣扬帝国的武功。1939年又出版《日本电影》杂志,指导全国的电影制作。
随着战争的临近,日本政府对电影界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1936年秋规定凡涉及皇室,否认国体,诽谤军队和侮辱警察的危险电影一律禁止拍摄,甚至严禁在影片中使用爸爸、妈妈等外来语。
外国电影在日本的放映也大受限制,《塞里西亚》和《苏格兰女王》虽仅描述欧洲王室的内幕,但因流露出对世袭王朝的不满和轻视,竟被剥夺了和日本观众见面的权利。
《苏格兰女王玛丽》,介绍伊丽莎白一世和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故事
日本积极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至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思想文化上的国家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道主义文学也遭到了打压与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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