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和谈若成功，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在新中国将出任何

　　如今的中国，说是从战争中站起来的也不足为过，前有抗日战争，后有国内战争，我们的国家损失惨重，但其实后者是有机会避免的。
　　国民党也有意停止战争商谈合作，只不过天不逢人愿，历经长时间的谈判后，最终还是迎来了决战之时。
　　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李宗仁，他一上台就极力表示可以和谈，甚至派出了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往北平商谈合作事宜。
　　假设当时和谈成功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在新中国将担任何职呢？
　　中共让步，和谈有望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虽然当时蒋介石和李宗仁都主张和谈，但两人的立场是不同的。孙科和蒋介石的目的一致确保江南；而李宗仁的目的则是划江而治，因此，两派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蒋介石一下台，孙科和李宗仁就变成了争取中共和谈的对手。孙科一直以来都是都是摆出和谈的架势，实质却无半点进展，而李宗仁一就任，就明确表示可以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来进行政府商谈。
　　他的这种表态让中共为之一震，大家都认为可以用和谈的方式解决国内争端，于是极力争取李宗仁的态度。
　　为了争取和谈成功，中共中央结合实际情况在原本的协定草案中做了重大修改。
　　首先，对于一些类似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的词语进行修改，变成了背叛、违背等较为缓和的形容词；
　　尽管李宗仁表示自己可以接受惩办战争罪犯这一条，但为了照顾他，中共也决定不再把战犯名字列上去，美其名曰对于推动国内和平的有功之人，给予宽大处理。
　　其次，在权力和改编军队方面，中共也做出了许多让步。中共明确表示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两方政府可以协商处理事情。
　　而对于军队，中共给予了李宗仁政府更大的宽容，不必裁兵复员，一律统一集训，宁愿多发空饷也要让李宗仁方满意。
　　连周恩来都说；我们今日所作的让步，都是为了给南京政府说服别人时提供便利，目的就是为了早日实现和平。
　　除此之外，中共还向李宗仁做了许多坦诚的表示，时任中央首席代表的周恩来说：只要签订协议，以后还可以像现在一样坐在一起商谈事情。这相当于给李宗仁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为了免除李宗仁的后顾之忧，中共还特地向李宗仁说明了对他的宽大政策，中央民革主席李济深告诉李宗仁：可以把总统印带在身上，无论在哪里签署协议，都可以确保你之后当上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黄绍竑也对李宗仁说：只要统一签署协议，以后可以选为联合政府的副主席，近两年桂系部队可以留在武汉，不用担心军事和土地改革问题。
　　尽管中共做出了巨大让步，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在签订《和平协议》时，李宗仁还是犹豫了。原因无他，虽然他一直在主张和谈，真实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更何况他的总统之位来得并不顺利，因而更加难以割舍。
　　要叙说李宗仁其中的不顺利，不得不牵扯到蒋介石。
　　局势混乱，趁机上位
　　李宗仁与蒋介石本是一对拜把兄弟。他俩初识不久，蒋介石就为当时军备物资紧缺的李宗仁送去了机枪和无线电收发报台，还拨了20万元给李宗仁改善军队情况。此举让李宗仁和白崇禧对蒋介石颇具好感，认为蒋介石靠得住。
　　然而，随着李宗仁在各大战役中逐渐壮大桂系武装，李宗仁就从昔日的好兄弟变成了蒋介石眼中的心腹大患。
　　蒋介石开始压制李宗仁，这引起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不满。于是当1949年蒋介石大势将去的时候，李宗仁毫不犹豫的抓住了机会。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新年文告，表示要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革命。紧接着同一天，蒋介石就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被胁迫下台。
　　其实早在1948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就在武汉发起运动，想要逼迫蒋介石下台，而三大战役又消耗了蒋介石太多的精锐部队，以至于桂系迫不及待的想要却而代之。
　　李宗仁甚至告诉美国大使：蒋介石的存在无益于国家利益和人民愿望，希望美方早日督促蒋介石下台，将职位让给新的领导人才是对人民最好的选择。
　　事已至此，蒋介石看到当下无力回天的困境时，便顺水推舟接受了下野的决定。
　　李宗仁之所以敢胁迫蒋介石退位，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在1948年他竞选副总统时，就已经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打的火热。
　　原本美国政府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奈何蒋介石指挥不力，以致战争节节败退。这让美国政府很不乐意，而这时竞选副总统的李宗仁则表现的非常聪明，司徒雷登的目光渐渐从蒋介石身上转到了李宗仁这里。
　　司徒雷登甚至在提交给美国的报告中这样描述李宗仁：蒋介石在学生的心中已经是过去式了，当下人们对李宗仁的期望越来越高。有了美国的加持，李宗仁的底气也足了起来。
　　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桂系的一、二把手，两个人的感情很好，李宗仁曾这样描述他与白崇禧之间的关系：我们二人共事二十多年，风雨同舟，情同手足，即便有人想要离间我们，也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同时，白崇禧很有军事才能，有军中小诸葛之称，有了这个强有力的后盾，李宗仁对于自己的宏图大业很有信心。于是在看到蒋介石失势时，他马上从蒋介石手中接过了代总统的职位，积极展开和谈，竭力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划江而治，心存幻想
　　蒋介石在1月21日下台，第二天李宗仁就表示可以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商谈，同时还下令孙科推行七大和平措施，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诚恳的想要和谈，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的态度。
　　蒋介石下台当天，白崇禧就召集众人开会，明确表示与中共和谈，就是为了划江而治，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而这也正是李宗仁的真实想法。
　　起初，中共看到李宗仁的积极态度，为了拉拢李宗仁特地为他放宽了和谈的政策和条件。而李宗仁则一直不为所动，只是不停的派人与中共联系。
　　他和谈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逼蒋介石下台，平息国内混乱拉拢人心；同时借口和谈拖延中共过江的时间，保存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残存的势力；划江而治，与中共平分国家，建立桂系的天下。
　　1月26日，南京政府军事法庭宣布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大将无罪。紧接着在1月27日，李宗仁又致电毛泽东，表示南京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其余问题愿意在后续的商谈中给进一步商讨。
　　但是，紧接着话风一转却又对八项条件提出质疑，认为此阶段不应该要求己方去执行某项条件，毕竟自己不是蒋介石，自己现在是南京政府的领导人，中共应该秉持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
　　从李宗仁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谈，却又悄悄的释放日本战犯，甚至在28号中共要求李宗仁将冈村宁次逮捕回来却遭南京政府充耳不闻的时候，就已经表明：李宗仁和谈是假，拖延时间是真；崇尚和平是假，为一己私欲是真。
　　2月25日，李宗仁从桂林去往南京，并于当天召集了会议，确定了与中共和谈的基本原则。这一次他一反之前的态度，决定和谈必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也不愿意建立联合政府与中共共同掌权。
　　同时决定不再掩饰自己划江而治的想法，对于此前说出的同意在八项条件上进行商谈的说法也一并推翻，准备要求中共在承认两个政府的基础上谈判。
　　这个时候的李宗仁，已经不准备跟中共来迂回战了，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中共达成一致，建议自己的桂系天下。
　　4月份，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决定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及战犯的名字，但是各项条约还是让张治中感觉协定文件充满了罪状的意味，而白崇禧也觉得《和平协定》像是招降书。
　　于是在距离签署日期只有两天的时候，在李宗仁主持的会议上，白崇禧骂道：这种条件也能带回来跟我们说！气愤的甩袖而去，签署《和平协定》的希望到此为止。
　　错误判断，丧失良机
　　其实早在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就已经没有称王称霸的可能性了，但是李宗仁之所以还是要逼迫蒋介石下台自己上位，就是还心存幻想，认为自己有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实力和机会。
　　当时的蒋介石不被美国看好，李宗仁却觉得国民党还有机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更何况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很看好他，他觉得若是自己得到美国的全力协助，有更多的物质支持，再没有了到蒋介石的掣肘，他一定能大展拳脚，有所作为。
　　同时，对于权力的迷恋也意味着李宗仁不会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签订了《和平协定》，就意味着自己交出了政权、失去了地盘，权力也不能再握在手中了，这与他幻想着中的和平共处、划江而治背道而驰，他更不可能舍弃手中现有的权力。
　　李宗仁的个人思想也阻碍了他看清局势。
　　李宗仁非常崇尚中国的传统道德，认可不成功便成仁的说法，他认为自己既然想做，就应该坚持到底，投诚这种事是败将才会做的，而他则宁愿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一切，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李宗仁是个执着于自我想法的人，不可能为了接受和谈而让步，中共和谈本来就是不能实现的事情。
　　和谈失败，除了受到李宗仁个人原因的影响外，与外界干扰不无关系。虽然李宗仁取代蒋介石成了总统，也被中共看做是和谈的主要人物，但实际上李宗仁并无半点实权，真正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在和谈期间，坚持反共内战的顽固派不停的给李宗仁打电话，坚决不允许李宗仁代表政府同意八项条件，这给和谈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阻碍。
　　除此之外，白崇禧也对李宗仁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两人均为桂系头目，重兵都掌握在白崇禧手里，而白崇禧坚持只要中共渡江就不能接受和谈，看到白崇禧是这样的态度，李宗仁便也听之任之，任由事态发展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
　　最终，李宗仁为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自量力的作为付出了代价。约定时间一过，渡江战役就发生了。李宗仁握在手里的权力也渐渐消失殆尽，他连参与国家政权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他自食其果。
　　结语
　　国共和谈的本意是为了避免战争，用最小的损失换取国家和平，而李宗仁的一再犹豫和私心，终于错过了和谈的好机会。
　　作为领兵作战的将领，李宗仁有勇有谋，骁勇善战，对北伐成功、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作为政府领导，他私心太过，不懂变通，以至于看不清面前的局势终而导致自己兵败出逃。
　　晚年的李宗仁曾反思过自己在1949年的决定，他既对自己没有签署《和平协定》感到抱歉，又对自己那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感到庆幸。《李宗仁回忆录》中写到：如果当初划江而治了，中国今日就会变得跟无法独立的韩国、老挝一样，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创伤。
　　国家政权统一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总是免不了心怀鬼胎的人觊觎国家权利，我们现在的太平盛世多亏了前辈的流血牺牲，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是当代国人的应尽职责。
　　参考文献：
　　〔1〕孙礼明。李宗仁与1949年国共和谈〔J〕江西大学学报，1989（3）：5684
　　〔2〕罗平汉。1949年国共和谈的由来〔J〕世纪回眸，2013，（9）：0411
　　〔3〕张家康。1949年的国共和谈〔J〕军事史林，20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