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真有那么神奇？其实也就远处放箭，近战肉搏立马抓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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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族的＂胡服骑射＂。
　　1、＂胡服骑射＂真有那么神奇？
　　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骑射＂是草原游牧族传统的狩猎技术和习惯战术，甚至是游牧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及他统一北方草原的功业，就骄傲地宣称：
　　＂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这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与游牧族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史记·匈奴列传》保存了战国至西汉中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族的珍贵史料，其中对游牧族战术素养的描述是：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直接影响了游牧者的战术形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作战：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2、骑射并非适应中原国家
　　游牧族的传统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冲击肉搏，这不仅有生活习俗、战术层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
　　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游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动性＂所致。
　　巴菲尔德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游牧帝国权力结构的总结是：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在地方层面上，部落结构依旧维持自身形式，在权力来自于自身民众支持而非帝国任命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层面国家结构变化甚小，无法最终确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帝国政府垄断了对外及战争事务，使帝国在相关问题上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力量讨价还价。
　　巴菲尔德是从游牧社会与中原汉地的政治关系层面来论述的，并未聚焦到骑射战术这么微观的层面，但他的结论对于讨论游牧族战术仍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专门考察匈奴帝国的权力体系，也得出了和巴菲尔德类似的结论：
　　很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单于的权力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过对汉王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考察表明，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间，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侵袭，因为在匈奴人的部落联盟中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以确保贯彻落实和平条约的内容。
　　也注意到了司马迁对匈奴骑射战术的描写，他认为，司马迁这种记载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腊、罗马人对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辙。
　　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
　　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
　　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证。
　　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匈奴等游牧族骑射、游击的战术形式，与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
　　3、中原国家骑兵的作用
　　自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来，中原政权也学习游牧族战术组建了骑兵部队。
　　骑兵和春秋时盛行的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对地形的适应性又高于战车，但当时骑兵尚无马镫，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只能用弓箭射击，和战车的战术有很大区别，所以尚无法完全取代战车。
　　《六韬·均兵篇》对车、骑兵战术特点进行了比较：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
　　可见战车是用强攻手段直接冲击（＂陷＂）敌步兵主力军阵，或者截击（＂要＂）行军状态的强敌；而骑兵则主要负责侦察任务（＂伺候＂），依靠其机动性破坏敌军后勤运输（＂绝粮道＂），与敌较小规模的机动部队作战（＂击便寇＂）。车骑两者分工迥然有别。
　　当然，两者的共同点是速度快，当敌军已经溃散奔逃时，两者都可以参与追击歼敌，但其任务详细区分起来仍有不同：战车＂遮走北＂，＂遮＂是从正面阻截；骑兵＂踵败军＂，＂踵＂是尾随于后，仍侧重追踪引导而非直接战斗。
　　《六韬·战骑篇》列举了骑兵＂九败＂的情况，第一条就是攻击敌步阵，＂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可见骑兵贸然冲击步阵是很难获胜的。
　　特殊情况下，战国骑兵也可以冲击陷阵，但那是针对敌骑兵，而非队列严整的步兵，《六韬》骑兵＂十胜＂战术第一条，＂陷其前骑＂，攻击的是敌军骑兵，因为敌骑兵这时正在保护＂行陈未定＂的步兵，需将其驱逐，才能驱散正在列队的敌步兵。
　　＂十胜＂的第二条，敌步兵＂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是最难强攻的局面。此时骑兵的战术是对敌阵＂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靠马群快速奔驰制造巨大声势和尘土，＂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以震骇敌步兵，使其丧失斗志而溃逃。
　　但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六韬》作者只说＂其军可克＂，＂可＂表现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与其他诸条＂必走＂＂必惧＂＂必败＂＂必乱＂的承诺完全不同。其实面对阵列严密的步兵，这种紧贴战术危险性很大，因为接近步阵的骑兵必然受到敌弩箭射击（《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驰的马背上不便发力，骑兵所用的弓远不如步兵弓弩射程远，战马作为射击目标也较大，而且步兵还能得到盾牌的保护。
　　所以战国和秦汉之际，几乎没有单纯骑兵击败成建制主力步兵的战例。
　　综上，赵武灵王改革以来，骑射战术被引进到中原。
　　但骑兵对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的意义并不相同：草原民族只有骑兵；中原政权的主力是步兵，骑兵和战车兵都扮演步兵的辅助角色。此时骑兵在中原未能担负正面冲击职能，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马镫提供技术支持；战术习惯上的因循则是另一个原因，因为战国到汉初的骑兵很多都来源于游牧族，他们还保留着在故乡的战术习惯。
　　在楚汉战争中，来自游牧族的楼烦骑兵就极为活跃：
　　＂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注引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
　　可见楼烦胡人以其骑射技艺在汉军中服役。汉军骑将灌婴斩、俘的战功里，也有很多＂楼烦将＂，可见秦军和楚军中也有很多楼烦骑士服役，且一直坚持着家乡的骑射技艺。
　　从秦汉之际战争的记载看，当时骑兵主要负担侦察、骚扰、破袭敌军粮道和后方等辅助性任务，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敌军的骑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对抗敌主力步兵。这和《六韬》中的骑兵使用原则完全一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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