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大迁移

　　金大定17年（1177年）正月戊申初七，金世宗诏＂西北路招讨司契丹民户、其尝叛乱者已行措置，其不与叛乱及放良奴可徙乌古里石垒部，令及春耕作。＂这是给当时驻牧在西北路招讨司属下的契丹人的公开诏书，是金统治者决定把今内蒙古西部、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契丹人迁到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命令。《金史》卷44《兵志》讲得很明白。
　　＂(大定)十七年，又以西南、西北招讨司契丹余党心素狠戾，复恐生事，它时或有边隙，不为我用，令迁之于乌古里石垒部及上京之地。上谓宰臣日:＂北边蕃成之人，岁冒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纵有一二马牛，一往则无还理，且夺其农时不得耕种。故尝命卿等议，以何术得罢其役，使安于田里，不知卿议何如也?＂左丞相良弼对曰:＂北边之地不堪耕种，不能长戍，故须番戍耳。＂上曰:＂朕一日万几，安能遍及，卿等既为宰相，以此急务反以为末事，竟无一言，甚劳朕虑。往者参政宗叙屡为朕言，若以贫户永屯边境，使之耕种，官给粮廪，则贫者得济，富户免于更代之劳，使之得勤农务。若宗叙者可谓尽心为国矣。朕尝思之，宜以两路招讨司及乌古里石垒部族、临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具数以闻，朕亲览焉。＂
　　此与正月戊申诏所指实为一事。此次迁徒不仅是西北路还有西南路招讨司的契丹人，金世宗担心守卫北边的契丹人不可依靠，怕他们因为18年前镇压民族大起义的战争结下怨仇，一旦北部蒙古南侵，内蒙古西部边疆的契丹人会全部倒向敌人，则大金统治就岌发可危了。为了完成这次大迁徒，十月，世宗命令＂以羊十万付乌古里石全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可见这些契丹人，走了近十个月，才到达东北。他们没有回到契丹故土，而是到了更东的乌古里石垒部。这里本是金源之地。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契丹人迁到东北地区以后，当地政府予以安置。以十万头羊为资本，其＂滋息＂就是安置经费。据《金史》卷73《完颜守贞传》记载，大定时，他继承祖父完颜希尹之谋克，迁北京留守，移上京。此人曾因娶由他负责安置的迁徙于上京的契丹民户之女为妻，而受杖一百，并被除名。直到大定二十五年，才再次被世宗起用。说明关于这次迁徙的史书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当年，金世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到今张家口坝上的沽源县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金莲川去避暑。在契丹人举族东迁之时，皇帝到金莲川去度夏，是有危险的。1178年，大定十八年五月、这一地区的契丹人已经清理完毕，皇帝才再次来到金莲川纳凉。闰六月，他下令＂赈西南、西北两招讨司民、及鸟古里石全部转户饥。＂此证从这一带迁走的契丹人，以及从其他地方迁徙来，代替他们守边的军民，都发生了饥荒，故有两地赈饥的记载。
　　据《兵志》记载:大定＂十八年，命部族、乣分番守边。＂这是迁走契丹人，又补充新的军队。契丹人是十七年走的，新补充的军人应该于当年到达。《兵志》又云:＂十七年七月，岁以羊皮三万赐西北路成兵。＂可见当年赶赴西北路招讨司的部队，是秋季前到的，他们连过冬的羊皮袄都没有。十八年之命是说，今后部族、処军要分番轮流到这里成边。
　　关于这次大迁徙的真正原因，《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所记甚详细。大定十七年，＂诏遣监察御使完颜靓古速行边，从行契丹押刺四人，挼刺、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上闻之，诏曰:＂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朕释其罪，俾复旧业，遣使安辑之，反侧之心犹未已。若大石使人间诱，必生边患。遣使徒之，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于是遣同签枢密院事石烈奥也、吏部郎中满余庆、翰林院修撰移刺杰，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各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刺子元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诏子元曰:＂卿可省谕徙上京、济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饶，可以生殖，与女直人相为婚烟、亦汝等久安之计也。卿与奥也同催发徙之。乃遣猛安一员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俟其过岭，卿即还镇。＂上已遣奥也、子元等，谓宰臣曰:＂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安礼对曰:＂圣主博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上曰:＂联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蚌、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由此看来，大定十七年的内蒙古西部区契丹人东迁之直接原因，是四个随同行边的契丹官员逃往西江，引起金世宗对西北边境安全之忧虑、故而有把契丹人从内蒙古西部地区整体迁往东北金源之地的举动。其实这4个人的逃亡只是导火线，深层的原因、是辽金矛盾的继续。女真人从契丹人手中夺取政权，它一直担心契丹人内心不服。还是在《唐括安礼传》、世宗谈到女直人和汉人、契丹人之根本矛盾。
　　大定七年，上问日:＂宰臣议山东猛安贫户如之何?＂奏曰:＂未也。＂乃问安礼日:＂于卿如何?＂对日:＂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上责安礼曰:＂联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若无事之际可务农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国家有事，农作奚暇?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卿独汉人升，是耶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
　　金世宗不信任契丹人，是因为他自称金国皇帝时、契丹人和汉人都没有主动前往支持他篡位。在金世宗眼里，契丹人和汉人同样都不可信赖，而契丹人尤需注意其动向。大定十七年的大迁徙，是武装押送出境。他给新任命的西北路招讨都监的命令中明确表示，＂催发徙之＂，＂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契丹人是不准保留兵器的，因此女真军人随时准备屠杀敢于反抗的徒手迁徙的契丹人。东迁经过现在的赤峰市、通辽市，到达乌古里石全部族。乌古里石全部族位于＂上京、济、利等路＂。上京是女真的发源地，济州即黄龙府，利涉军节度使驻此，即今日的黑龙江吉林一带。这里是女真人的老家，把契丹人迁徙到这里，＂与女直人杂居、男女婚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世宗是用姻的方法逐渐消亡契丹人。
　　女真人的这种民族消灭政策未曾奏效。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南下，在东北地区所向披靡，与契丹人造反，不抵抗有直接关系。而金末东北地区契丹人大起义，最后由＂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等率领众九万余＂窜入高丽的部众，也是这次东迁的契丹人后商。有金一代，契丹人与女真人的斗争，不曾停止过。金人开启把契丹人划入汉人一类之先河。另外，我们也应当注意，世宗所说的＂或有边隙＂，当是指北部蒙古问题。这实际是记载蒙古兴起的一条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