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人物王安石

　　2006年，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 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孟加拉国 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以表彰他们 ＂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一个来自世界上最穷国家的人怎么会获得诺奖，而且是和平奖，他为和平做了哪些贡献呢？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荒中，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遍布全城，大约150万人在这次饥荒中死去。尤努斯，吉大港大学的经济系主任，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教授决定要做些什么：＂当人们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他决定，把那些穷人作为他的老师，着手对他们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进行研究。于是在1975年和1976年的大部时间里，尤努斯带领着学生去附近的乔 布拉 村调研。一天，尤努斯在乔布拉村采访了一位靠制作并售卖竹椅谋生的妇女。这位妇女告诉他，她辛劳一天只能赚2美 分。尤努斯大感惊愕：这么一位勤劳的、能制作这么漂亮的竹椅的妇女，一天只能赚这么点钱！这位妇女解释说，由于没钱去购买制作竹椅的原材料，她不得不去找 一位商人借钱，这位商人只允许她把竹椅卖给他，而且收购的价钱还得由他说了算。事实上，这位妇女就是附属于这位商人的劳动力！那这些竹子值多少钱呢？大约25美分。＂我的天，仅仅为25美分就要遭这种罪受，难道就没有人能对此做些什么嘛？＂他找出村里另外42位有着类似困境的村民。在把这些村民们的资金需求汇总后，尤努斯经历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这个数目一共只有27美金。＂造成他们的穷困的根源并非是由于懒惰或者缺乏智慧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缺少资本。这种状况使得穷人们不能把钱攒下来去做进一步的投资。一些放贷者提供的借贷利率高达每月10%，甚至每周10%。所以不管这些人再怎么努力劳作，都不可能越过生存线水平。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的工作与所需的资本之间提供一个缓冲，让他们能尽快地获得收入。＂尤努斯总结道。于是，向这些没房没产的穷人提供借贷的想法就此诞生。在1976至1979年间，他在村里开始了试验，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人的生活。1979年，孟加拉央行同意他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的项目。1983年，格莱珉银行成立为独立法人机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 为了确保还款,银行使用＂团结组＂系统。这些非正式的小组一起申请贷款，由小组成员担任联合的还款保证人，并互相支持对方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无疑是个励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民，躬身入局，靠调研发现问题，靠实验去创造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摸索出一条消灭贫穷的有效方法。《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作者阿尔比特班纳吉获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专门有一章讲到贷款给穷人，也是引用了这些行之有效的乡村实验。
　　贷款给穷人，使用＂团结组＂的方法确保还款，这些＂离经叛道＂的革命精神和做法实际上在差不多1000年前的中国就试行过，那时没有银行，政府作为贷款者，还专门颁布了相关的法律，这就是著名的《青苗法》，该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一项。1000年前的这场变法涉及面广、影响巨大，比这个孟加拉诺奖获得者的理论和实践要深刻得多。王安石变法理念先进执行有力，但评价却呈现极端的两极化，时间已过千年，如今仍争论不休，后世的好多改革者高举这杆大旗（比如梁启超），反对改革者也总拿来做论战的武器，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罕有的事情。往事越千年，早已换了人间，今天可以稍微平心静气的看待1000年前了。
　　今年的12月16日是王安石诞辰整整1000年，这个大丞相、大改革家、大文学家，是一个1000年争议比较大的人物，又是一个在多个领域都很有建树的大家。我这一段时间把康震老师写的《王安石传》找出来回炉，又找来《宋史·王安石传》、梁启超《王安石传》，把以前读过的有关苏轼的书里王安石的也找出来，一并做参考。
　　考虑从三个方面来写这个大人物：一是变法，这是王安石最被人熟知的部分，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第二个方面是王安石与北宋的几个主要人物如司马光、苏轼还有变法派几个主将的关系流变，这个对于理解变法、理解宋朝的士大夫有些意义；第三个方面是写写王安石的诗词文章，这方面我水平太差，只能谈谈苏王作品的一些浅显的对比。主要就是这三部分，写王安石，不是作传、不是翻案，也不是轶事猎奇，就是想把一些思想的小火花记录下来，算是读书之后的一个小结、一个整理。
　　写王安石有几难，一难是正史史料饱受质疑，《宋史》乃元丞相脱脱主持，改朝换代，又是异族，中间又经历宋室南迁，好多史料频遭篡改，梁启超就觉得《宋史》是二十四史中比较不靠谱的；二难是1000年来，对王的评价呈现了很极端的两面，王安石去世后的100年就是这样，近900年的评价也是这样。翻案也好、站台也罢，无非是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借古人说今事，我以区区后学，粗浅的读几本书，实在难以评说；三难本人才疏学浅，对这等重大题材，本就能力浅薄，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翻阅太多资料。却又要强自出头，如蝼蚁撼树，望洋兴叹，只是不甘寂寞，撰文自乐而已。
　　私下里有个野心，就是从今年开始每年写几篇北宋的文章，这样一直写到2036年苏东坡诞辰1000年的时候，也算是对这几年读很多北宋书籍的一个小结，也是致敬偶像了。都知道我喜欢读苏东坡，但这个不是追星，是一种对于他生活态度、人生观的一种认同，而且自然而然的，对苏所处的时代、周边的朋友也有兴趣读读，一方面是对苏的作品更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苏这个人更全面的认知，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一举一动、所思所想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
　　一、变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取自《诗经·大雅》，意思是说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却是在不断革新。中国是有维新和变革的传统的，历史上大的变法就有三次，分别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有意思的是秦朝的商鞅变法开启了中国的封建王朝、清末的＂戊戌变法＂的短命从实质上否定了清政府自主改良的可能性，为结束封建帝制的敲响了丧钟。这一头一尾的两次变法现在评价都比较统一了。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恰好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段，上接盛唐，下启明清。我们今天一提起＂王安石＂这三个字就与变法联系起来，一提起北宋就想起王安石变法。这种影响甚至跨越国界，比如列宁就在1906年讨论农民政策时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并赞同王安石的土地国有政策。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曾出乎意料的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认为美国在经济危机时发放农业贷款的做法，与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挽救美国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的理念是很先进的，有些理念比如青苗法、募役法直到现在看也是不过时的，让人不禁怀疑王安石是不是一个穿越人物，这一点当然可以完全否定，王安石是国学大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电视剧《庆余年》中范闲那种角色，虽能背一些诗词，但国学功底一试便知，经不起考验的，范闲自己也是承认的。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江西抚州），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父亲为真宗朝进士，历任县令、知州、员外郎等职，按今天的来看算是个厅级干部，王安石是妥妥的干部子弟，起点比较高。＂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对他才华的评价相当高。让我们对比一下同时代的老乡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还有苏轼＂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这三位都是唐宋八大家，从幼年的评价看倒是王安石的智商更高、记忆力超绝。
　　21岁参加科举考试，据说内定是第一名，但到了仁宗那里，老人家看到卷子里引用了＂孺子其朋＂这个典故，这是周公教育成王的话，用的是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吻，而仁宗此时30多岁，比王安石大十几岁，觉得王安石口气太大，就安排到了第四名。王安石后来听说了，也是淡然处之，从未说过自己曾中状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人的傲气。庆历二年，22岁的他被授予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大概就是扬州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做了当时的扬州知州，后来的宰相韩琦的秘书。两人大概应该相处不是很愉快，后来的王安石升官轨迹跟韩琦没半毛钱关系。26岁出任宁波鄞县县令，一干就是4年。
　　＂优秀县委书记＂的代表：
　　＂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王安石深受父亲为官影响，勤政爱民。下面这张时间表，可见王安石工作的日程之紧：庆历七年十一月七日，从县城出发，奔赴城东万灵乡，视察、动员百姓开挖水渠，当晚入住慈福院；八日，登城东金鸡山，看望凿石建水闸的工匠，天将大雨，无法出行，当晚入住广利寺；十一日，雨停后抵达灵岩山，渡石湫水潭登高望海，计划在江海交汇之地设置水闸以便蓄洪灌溉；十三日，达到芦江村，视察水渠开渠之处，当晚入住瑞岩山开善院；十四日登天童山，入住景德寺；十五日一早考察玲珑岩，饭后继续出发，到达东吴村，坐船连夜奔赴鄞县以西；十六日一早，在大梅山保福寺用餐，餐后经五峰山步行十余里又坐船，半夜到达小溪村；十七日一早，视察新修水渠后在普宁寺用餐，下午视察林村，当晚入住资寿寺；十八日一早，视察县城以西桃源、清道二乡，动员乡民兴修水利（《鄞县经游记》）。鄞县即现在的鄞州区，属宁波市辖区。我没去过宁波，在地图上把灵岩山、金鸡山、天童山找到了，发现这几个地方距离县城很远啊，特别是灵岩山，在今天的象山县，鄞县到这里还得坐船过海的，那时没有高速、高铁，这100多公里路是怎样的辛苦才能抵达呢？这个时间表让我想起电影《焦裕禄》中焦书记带着大家冒雨奋战的情景。王安石做事就是这么拼，＂灵场奔走尚无功，去马来车道不通。肉食自嗟何所报，古人忧国愿年丰＂，兴修水利是王安石的重要工作，有了水利工程，才能旱涝保收，这才能年年丰收。＂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路之利＂，《宋史》的这段介绍让我们看到一个务实能干的好官员形象，放到今天就是个优秀的县委书记代表啊！话说大宋的好官很多都重视水利工程，比如苏轼，疏浚西湖，率全程百姓在徐州抗洪，整修水利。
　　＂贷谷与民，立息以偿， 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我觉得这可能是后来推出的青苗法的最初实践。作为县官，青黄不接时，把粮仓里的储存拿出来借给老百姓，然后在丰收时回收，这体现为人父母官的爱民作风。创新的一点就是＂立息以偿＂，这是一种投资，要拿利息的，这种经济头脑真的是其他官员远远不及的。这样的做法，可使官民两便，也就是共赢。后来变法时富国的主要方法也就是贷款给百姓，然后拿利息。
　　主持变法，期待富国强兵
　　大宋的变法不是开始于王安石，而是范仲淹等的庆历新政。当时西夏边防失利，仁宗希望在治理国家上有所作为，数次问政于范仲淹，遂上十项改革措施，天子都接纳了，遂颁布执行。这十策中分几部分：第一部分是改变官员选拔任用，更加制度化，减少不必要的福利；第二部分是发展生产的，＂厚农桑＂，主要是发展水利；第三部分国防和法制建设的，应该说新政的重头戏还是在选官任官，官僚队伍建设，十条中五条都说的这个。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宋史》中的春秋笔法啊），亲自推进官员考核淘汰，可惜随之而来的就是官员队伍巨大反弹，新政不了了之。仁宗时代除西夏有战事外，天下太平，久安之弊到仁宗朝后期越来越明显。仁宗嘉祐三年，也就是苏轼中进士的第二年，已经到了中央工作的王安石用洋洋万言，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谏书，涉及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希望再次进行改革。可惜不知为什么，却如泥牛入海。年纪大了的仁宗皇帝对于改革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估计是因为有个事更加重要，就是自己没儿子，后继无人，快50了还得努力造人。
　　仁宗、英宗两朝天下总体太平，据说仁宗的死讯传到辽国后，辽国皇帝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见刀兵矣＂。檀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基本上没有大的冲突，百姓不识干戈，武备松弛。这个和平很大程度上是靠宋朝每年的岁币就是战争赔款，每年30万贯，后来西夏李元昊建立夏朝，大宋又要花钱买和平。这每年的岁币虽然屈辱，但也不是主要开支，大的开支两项：一是兵、二是官。军费方面国家常备军达到120万人，军费占财政收入几乎80%，而且这些军队素质低下。官员或者说冗官甚多，北宋惩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大力培养文官，鼓励读书，真宗就亲笔提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宋朝的科举比之前朝规模大了很多，每科进士都过百人，两宋进士高达10万人，几乎是唐朝的10倍。此外，达官贵人的子弟还有受荫补的机会。北宋倡导高薪，文官收入很高，生活优渥。于是财政负担超重，已经是入不敷出。官员多，内卷也严重，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北宋后期的党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这个。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一部著名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康熙晚年大清的财政也是吃紧，搞得西北用兵无钱可用。雍正继位后三句话不离钱，抄家、改制都是要搞钱。其实皇帝虽富有四海，也是缺钱啊，英宗驾崩，国库没钱，神宗只好下令削减开支，仁宗修墓花50万贯，英宗这里只好所降到35万贯。＂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欧阳修），大宋必须要改革才行了。
　　改革当然需要励精图治的发起人，神宗赵顼登场了。20岁的神宗初登大宝，＂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愤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一个踌躇满志满志的青年，一个基层和中央都历练多年的改革派，简直一拍即合。跟我现在差不多大的年纪的王安石，无论是资历、经验、人脉都达到人生的很高程度了，最重要的是他想出来改变这个国家。第一次君臣晤谈很有意思：神宗问＂向唐太宗学习如何？＂王安石却说＂当效法尧舜，不必以太宗为准绳。唐太宗算不上智慧，之所以青史留名，主要是隋朝太昏庸暴虐了＂。北宋甚至中国古代的文人们都希望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或者＂尧舜禹汤＂，对唐宗宋祖啥的都不感冒。苏东坡词＂当年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也是讲的同一个理想。敬天法祖，这是中国的道统，自然皇帝也是最早的好。我们中国直到近代以后，才把目标从古人那里转移到外部世界，放眼世界，大胆探索。王安石之所以不建议20岁的年轻皇帝学习太宗，除文人的理想根深蒂固外，王安石是不是也有些策略上的考量呢，毕竟太宗是真实的，时代也不久远，对照学习比较有参照性，这样的话宰相的作用就不大了。而尧舜这些上古的皇帝，记载本就不多，如何学、学什么，解释权就都在于大臣也就是王安石自己了。金庸先生《鹿鼎记》里韦小宝听不懂这些尧舜禹汤，说成了＂鸟生鱼汤＂，但他对好国家的理解是更加具体的：＂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能赌钱就是好日子＂。韦小宝虽然没文化，却也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君臣交流中王安石对于百年来大宋几朝治国理政的总体评价是＂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便，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简单讲，我们这一百年主要是人努力、天帮忙，但客观的因素更多些。这个评价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这是实情，说它不对是因为放眼历朝历代北宋是边境环境比较恶劣的，秦汉有长城，唐确实武力卓越，而这两样在宋朝一样没有。能取得百年和平、国家长治久安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再说幽云十六州这些并不是北宋丢掉的，没有长城这个屏障，在河北今天的雄安（宋称雄州、霸州）这样的平原地区仅靠白沟河那样的几条小河阻隔根本无济于事。＂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无助之不可常侍，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日，正在今日。＂王安石这人也是大忽悠，告诉神宗，你资质好，出身正，大权在握，明白国家存在的问题，开干就行了。于是大宋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王安石变法。从此君臣戮力同心，扫除各种障碍，坚决推进变法各项事宜，神宗也事实上把王安石当成了导师，中间虽有不同意见，但仍能善始善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君臣关系。
　　熙宁二年二月，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差不多是拜相了，以陈升之、王安石创置三司条例，议行新法。变法方面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变法的主导部门。这个部门颇像今天的国家发改委，地位还超越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是部级单位，负责给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各种改革建议和政策评估，是个研究部门，当然也参与部分决策。而北宋变法的这个新部门需要统筹行政、财务、军事工作，直接报告给皇帝，这就把之前的中书门下（管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财政）弱化了。设置这样的部门的好处是可以统筹各方、快速推动变法，存在的问题也是被指责最多的是很多大臣认为这种制度设计违反祖制，甚至是改变国体。变法涉及经济、生产、财税、军事、科举等各个方面，不能不说是对于北宋的全方位改造。王安石做事雷厉风行，在当年七月就推出《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十二月颁行保甲法。一年之内推出这么多的新法，真是前无古人。放眼到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推出新法的速度也是够快的。变法中最主要的一项，也是最遭非议的一项就是著名的《青苗法》。
　　王安石终于可以把鄞县的实践推广到全国了：改变之前的常平仓制度，这个制度是主要国家粮食仓储制度，各地设立常平仓，歉收时放粮到市场以低价销售，平抑粮价；丰收时以高价买进，保护农民利益。这个制度设计有点像今天的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保证生产积极性和平稳物价。《青苗法》的推出总体上看就是把常平仓这种政策性银行功能升级成为商业银行，增加了盈利功能。具体做法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国家贷款给农民用于购买粮食，在粮食丰收后，农民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以现金和粮食均可。不能不说这是个天才的设计，以往青黄不接时，农民往往需要跟富户借高利贷，长此以往的结果农民付不起高利贷（利率经常超过100%），只能出卖自有土地，多年以后就造成土地大量兼并，农民沦为赤贫，从而成为雇工、长工、甚至流民，贫富悬殊的结果就是农民起义、王朝覆灭，这也是历朝历代的周期律。跟国家借贷，农民有了生产的资金，少了高利贷的盘剥。国家也可因此获利，支持扩大再生产。青苗钱的借贷一年两次，即正月、五月，支持夏粮和秋粮。贷款数额按农民等级分为五等，每等金额不同最高15贯，最低1.5贯。贷款利息百分之二十，由于是半年就要还款，实际年利率是40%。如果有人还不起贷款，出现坏账怎么办？青苗法规定每五户或十户人家结成一保，由第三等户以上担任保头，如果保内有人还不上，那么就由保头来还。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以借贷的方法运作官民两利，也有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即使从现有观点看也是一个比较先进和全面的制度。《青苗法》实行于熙宁二年，在神宗驾崩后取消，16年间一共投入本金1500万贯，收入5000万贯、粮食布匹2800万石匹，该法取得明显增收效果，国家成为最大受益者。
　　但也就是《青苗法》的实施成为了朝野争论的焦点，执行该法的负面作用最终演变成很大的社会问题。苏辙最早在三司条例司工作，他对该法以为不妥，一是担心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克扣，还有就是贷款是否能做到专款专用。不能不说苏辙还是通实务，担忧是有道理的，现代的银行经营既重视贷前的风险评估，也重视贷后的资金管理，而且有很完善的司法系统和信用体系，在1000年前这些制度根本就不存在，人们也没这个意识。司马光也表示担忧：农民借高利贷还不起，尚且闹到妻离子散，如果官府的钱还不起，那岂不是更加生不如死吗？
　　熙宁七年，任职杭州通判的苏轼视察新城县时写到；仗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之四）。这是说新城山区的农民贷款下来后，也不事生产，跑到城里潇洒，大半时间生活在城里，连小孩都学会城里话了，却因此背上巨债。还有一首诗也是表现新政的弊端的，写于熙宁五年，叫做《吴中田妇叹》：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前半段写水患严重，好容易等到天晴收割，粮价又被压的很低。新法执行后虽然允许将米折钱交税，但地方上却只收现钱，搞得只好卖牛纳税。＂龚黄＂指汉朝的龚遂和黄霸，二人都以体恤百姓著称，写在这里不无讽刺当朝的意思。河伯妇，就是只好投河。这首诗名气不大，但写出来也有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感觉。
　　新法推行给朝廷增加了收入，却使很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熙宁六年至熙宁七年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旱灾，神宗心急如焚。周围的一些大臣认为这是新法推行，上天降罪的结果，劝皇帝废除新法。甚至有京城安上门的监门官郑侠给皇帝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上都是难民的惨状，皇帝大受震动，一度要废止新法。
　　为什么一个看上去设计很好、措施也较完备，思想很先进的《青苗法》会给百姓带来这么多的问题，甚至引致朝廷内部的尖锐对立呢？我尝试从几个方面去解读：一是朝廷推行新法的态度很坚决，力度也很大，把推行新法作为考察各地官员的重要参考指标，于是很多官员就采取强行摊派的态度，不管百姓有没有实际的需要都要求借款。有些一等户本没有借款需求，被强制要求借款和给其他户担保。对于没有需求的百姓强行借款，到还款日强制收取20%的利息，这基本上跟抢劫没什么区别了。现代商业银行的贷款是基于平等自愿原则的，而新法的执行是强制的，这就根本上违背了放款的初衷，本来是帮助百姓度过难关的借款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二是不考虑各地实际，搞一刀切。北宋疆域辽阔，有江南的富庶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稻米产量也高，也有陕甘这些相对贫穷的地区，甚至有些地方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不区分各地实际，用一个政策想全国推广，这就是不尊重客观实际。秀州（今嘉兴）判官李定来京被问起当地百姓对新法的态度，他就说当地百姓觉得很便利，＂民便之，无不喜者＂（这个李定因此言论平步青云，官一直当到御史中丞，算是部级领导了，他在历史上更出名的事儿是弹劾苏轼，是乌台诗案的主审官，臭名昭著的文字狱炮制者之一）。但是在陕西这样的相对经济落后的地区，新法就推广得不好，司马光就跟神宗说过自己的陕西老家百姓对新法意见很大。皇帝还专门派官员去首都周边陈留县（今属开封）现场调研，发现没有一个农民主动申请，县里也没发出去一文钱。三是新法本规定偿还本息的时候可以用金钱和粮食，二选其一，但执行过程中很多官吏为了政绩、为了获利，强制要求农户用现金偿还。由于米价有高低，政府出于强势地位，倒霉的总是老百姓，就这样又被地方上盘剥一道。
　　以上三点都是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其实政策本身也有问题，比如这个20%的利率设定。这个利率虽然比民间高利贷动辄百分之一百以上要低得多，但是还是订得高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货币银行学认为利息率是资金的机会成本，代表社会基础利润率。通俗点讲，利息率高出企业的利润率的话，企业会无利可图，那企业也就不会去贷款了。改开以后，只有很少的时间贷款利率接近百分之二十，现在的贷款利率连10%也不到。何况农业不是高利润行业，当今很多国家都是给农业低息贷款，利率甚至不到5%。北宋时期虽然经济已经很发达，但是农业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何况《青苗法》规定的20%还只是半年，算起来一年利率高达40%，这超出了很多农户的承受范围。当然农户可以减少贷款，降低借贷成本，但贷款额被强行摊派了，导致农户受损巨大。这一个规定敛财的目的太明显了，难怪会遭到抵制。如果青苗法的利息能降一些，比如降到年利率10%以下，它促进生产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了，这也会增加国家税基，也是可以富国的，只不过这样做见效比较慢，皇帝和宰相等不得。
　　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当时的社会形态、老百姓的契约意识、理财能力与新法严重不适应。虽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那时的北宋识字率远低于现在，文盲是普遍的，没有长远的规划能力，自制力也未必好。普通老百姓骤然得到一笔巨款，会是什么状态呢？要知道当时的一贯钱是可以买2、3百斤米面的，即使是最下等户也可以借到1.5贯，穷惯了的人拿到这个钱很难把握自己啊。要知道，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企业老板从银行贷到款以后马上去买车、买房、花天酒地，更不用1000年前温饱尚未很好解决的时代。没有完善的贷后资金监督制约机制，完全凭老百姓自控，这样的政策显然是有大问题的。该还钱的时候，钱还不上，官府就动用专制手段，有的老百姓卖房卖地，直接破产。甚至有的为了逃避还款出逃成了流民，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变法后期，流民增加，或流浪于市井、或啸聚于山林，这也是北宋后期农民起义，梁山好汉产生的社会背景。一项法令把好人变成了坏人，这样的法令确实不能说是好的法令。
　　《青苗法》以及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给北宋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远不止民怨沸腾、民不聊生，还直接造成了朝廷大臣的派系纷争，这成了北宋后期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导火索。以前的历史书很简单的把王安石一派叫做改革派，把司马光一派叫守旧派，改革的当然就是正面的先进的，守旧的当然就是迂腐的、落后的，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远不是如此简单。王安石为推行变法，首先必须要冲破守旧大臣的阻碍。王安石拜相以后，前朝的大佬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纷纷离朝，这些人对新法都有不同意见。尽管神宗一再挽留，作为清流领袖的司马光也依然跑去洛阳主持编纂《资治通鉴》。神宗挽留司马光＂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王安石跟你关系好，你干嘛要走？司马光说以前关系还行，现在政见不合，屡屡冲突，而且像苏轼这样的都遭到陷害诋毁，我可得离得远点，否则也被泼脏水了。大文豪苏轼那时是政坛新锐人物，对变法有自己的看法，两次给神宗皇帝上书，洋洋几千言，王安石怕他动摇变法，调他去做开封府推官，就是管理首都的一些行政事务。觉得苏轼一介书生，高谈阔论可以，做具体工作肯定不行，想用大量的日常琐碎事务困住他。没想到苏轼把这些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效率很高，还是不断给皇帝进言。于是维新派的谢景温（安石的姻亲）上奏弹劾苏轼在父丧丁忧回家途中用官船夹带物品贩卖牟利，虽后来查无实据，但苏轼也觉在朝凶险，申请外放，去了杭州做通判，这是他第一次为官杭州。
　　苏轼上书中谈及变法存在的三个问题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第三条说得很是不错。有一个叫邓绾的，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看到说王安石的好话、支持变法就能升官，就上书朝廷大赞新法，更是拍王安石的马屁，说他是伊尹、吕尚在世，这也是拍神宗的马屁啊，把神宗皇帝比做商汤和周文王了。于是应召进京，奏对后龙颜大悦，皇帝想让他做京官，不巧的是当时王安石在外地，两个在朝的宰相对这歌投机分子不感冒，派他回去做宁州知州，从通判升到知州也算是升官了，但他不满意，赖着不走，终于做成了京官。他几个同乡的京官都觉得此人太过厚颜无耻，他却说：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这类官员大大损害了革新变法派的形象。
　　变法派的中间力量首推吕惠卿，他是王安石力荐给皇帝的：＂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说吕惠卿不但是在现在，即使跟先贤比起来也不弱。吕惠卿是个能臣，《宋史》讲：＂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王安石负责把握改革大方向，具体工作基本都是吕惠卿做的。但对这个人的任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司马光谏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投机取巧，品质有问题，王安石被指责主要是因为他，王安石因为用他已经被天下人骂为奸邪了。司马光不但跟皇帝表示不同意见，还跟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这个家伙阿谀奉承奉承固然会使你开心，但以后小心他把你卖了。王安石不以为然，很不高兴。但司马光一语成谶，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司马光看人是有眼光的。王安石下野时为防止新政半途而废，力荐吕惠卿继任，皇帝也同意了。后来王安石起复，吕惠卿怕自己的相位不稳，就离间神宗和王安石。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变法派分裂，大大削弱了变法的力量。
　　王安石变法一派鱼龙混杂，自然成了守旧派的攻击对象。还是前文说的李定，他是王安石的学生，支持变法，颇受皇帝青睐，准备提拔他做监察御史里行，三个知制诰宋敏求、苏颂、吕大临同时上书，认为朝廷越级提拔坏了规矩，神宗毫不妥协，四次下达任命，三人四次将诏书封还，于是三人被罢免，他们因此成为士大夫中的硬骨头，被誉为＂熙宁三舍人＂。反对派这个事情失败了，继续弹劾李定不为母守孝，贪恋官位、不服丁忧（古制，父母丧需辞官守孝三年）。司马光在奏对时为苏轼辩护：＂且（苏）轼不佳，岂不贤于李定，（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李定属于带病提拔，王安石也有责任。朝野因为对于变法的政见之争，已经走向人身攻击，而每一次纷争都是加大了朝堂的分裂。这场政争中，宋神宗特别倚重王安石，在朝堂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反对派拿华山崩、各地大旱这些上天示警来说事儿，甚至说王安石的执着己见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被王安石很好解释过去。变法派虽然赢了朝堂的局面，但是却失去了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甚至在深宫里，曹太后（仁宗皇后）也说青苗法这些老百姓不喜欢，应该废除；王安石虽有才华，但怨恨他的人太多，应该让他避避风头。虽然皇帝都一一化解了，这也为神宗去世后的元佑更化尽废新法埋下了种子。
　　朝堂上的政见之争本属正常现象，何况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大变革？但这次变法已经让正常的政见争执变成党争，变成极端的人身攻击，党同伐异。那时候没有成熟的政党制度，朝廷分了派系以后，接下来就是互相攻讦不休，直欲置对方于死地。事实上，神宗朝变法派和守旧派的纷争到哲宗朝发展到更加严重程度，守旧派内部又分裂，互相攻击。朝臣们忙于互相攻击，朝政受到极大影响，到徽宗朝，最会攻击别人的最会博取皇帝欢心的蔡京当朝，北宋走向了万劫不复。以今天的眼光看1000年前，神宗和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没有把最重要的工作做好：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这么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仅仅靠一部分人发动，强制推行，自然反弹很大。尤其北宋承平日久，百姓生活也不是水深火热，这时候急功近利的变法更加不得人心。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富国强兵也得靠大多数的共识才能实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搞的新思维，一味倒向西方，非但没有拯救苏联，而是彻底埋葬了苏联。苏联倒掉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还是布尔什维克党严重脱离群众、丧失理想信念，直接原因是改革者一厢情愿，没有凝聚共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深深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致敬，老人家在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束报告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会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发动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的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团结了最大多数，最终让中国人民走向改革开放、走向富强。
　　元丰八年，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驾崩，变法派失去最大支持。太皇太后临朝，立即着手将在野的守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召回，开始了元祐更化，司马光当政，尽废新法。此时王安石已罢相退居南京多年，闻知司马光当朝，很是怅然，应该也能知道新法的命运了。但当听说把《免役法》也废除时，愕然失声到：＂亦罢至此乎？＂怎么连这个也废了呢？这个法王安石与先帝讨论了两年才执行的，基本考虑也很周全了。这条法律后来又被恢复，是在变法派重掌大权以后了，南宋也一直实质沿用。神宗去世第二年，哲宗元年，王安石去世了，享年六十七岁，只有弟弟和极少的门人送他最后一程。同生前的巨大争议一样，死后也是争议不断。哲宗亲政后，给王安石增加＂配享神宗祖庙＂的荣誉，徽宗时又＂配享孔庙＂。这一切荣誉随着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俘而烟消云散。南宋高宗把北宋灭亡的责任都甩锅给了王安石和变法派，认为北宋亡实亡于王安石变法。这就是宋朝时给这场变法的评价，王安石泉下有知，不知如何看？追随王安石变法的几个大臣如吕惠卿、曾布、章淳、蔡卞、蔡京等也被《宋史》归于奸臣系列。王安石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也是十分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想帮助神宗实现富国强兵、致君尧舜的梦想，可惜这场变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反倒加剧了北宋后期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这真是现实开的大大的玩笑。
　　北宋朝有个叫张载的，早王安石一年出生，与苏轼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他以横渠四句影响中国读书人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王安石的一生，王安石算是读书人里做得很好的，修养、学问等都是顶流的，虽然没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目标，但也努力过，无需遗憾了。不过王安石应该不屑于拿张载的标准衡量自己，张载没参与变法，也不坚持抗争，而是选择归隐治学。王安石是入世的，是积极的，是想通过努力是改变现状的，从这一点看无论多久，我们都应该景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