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氢弹空投失败，飞行员放弃跳伞，周总理人员全撤入地

　　1967年6月17日早上，新疆罗布泊地区升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引爆。这颗氢弹威力巨大，TNT当量达到300万吨。消息传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这一事件被载入史册，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当时的氢弹还没有太高的实战价值。
　　我国首颗氢弹是由轰6甲飞机空投后引爆的，在实战中，由于性能原因轰6甲飞机很容易受到敌方防空系统拦截，难以到达敌方核心区域投弹。
　　有了子弹却没有枪，如何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当时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继续研制小型化、轻量化的弹头。二是寻找更适合实战投掷氢弹的飞机作为发射载具。
　　我国已经成功引爆过氢弹，在小型化、轻量化的道路上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不久后就研制出代号狂飙一号的小型氢弹，这是中国首颗实战氢弹。
　　接下来便要解决运载飞机的问题。
　　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九院的研究人员经过调查论证，最终选定强5强击机作为投弹载具。这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强击机，性能良好，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以躲避敌方雷达，有较强的突破能力。
　　氢弹引爆
　　为便于实战，研究人员对飞机进行了一些改进。将原来的弹仓取消，在飞机腹部设计了一个凹槽，让氢弹半埋式挂装在飞机上。同时还将燃油携带量增加到3715升，以增加飞机航程。改进后，飞机更名为强5甲。
　　飞机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寻找飞行员。投弹是整个试验中的关键一环，而飞行员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对于飞行员的挑选自然是慎之又慎。此时空军方面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杨国祥。
　　然而杨国祥在驾驶飞机进行最终的投弹试验时却出现了意外，接连采取三套投弹方案都未能将氢弹投出去。此时飞机燃油也即将耗尽，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带弹着落的先例，况且失控后的氢弹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杨国祥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会让空军选择他作为试飞员？在投弹失败后，他又是如何处理这次险情的？
　　杨国祥于1929年10月出生在云南玉溪一个彝族贫困家庭，祖祖辈辈都没有读书识字的人。杨国祥的父亲曾到个旧锡矿当过8年包身工，他深刻感受到不读书识字在社会上真是寸步难行，便下定决定要让儿子去读书。
　　那时候附近几个村庄联合建了一所小学，杨国祥每天去读书要走10来里路，最后一个村的伙伴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
　　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到处在征粮，抓丁。杨国祥的哥哥害怕被抓便逃了出去，乡公所的人却把杨国祥和他父亲抓去关了起来。直到一个星期后杨国祥才被放出来，而他的父亲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
　　由于父亲被抓，家里失去了支柱，杨国祥也只能辍学回家务农。没想到1947年，国民党军队又来抓丁。这一次杨国祥的哥哥逃出去帮马帮赶马，不久后军纪败坏的国民党军队抢了马帮，把哥哥打死在元江县。
　　杨国祥也四处躲藏，后来在表哥的介绍下，考入峨山中学念书，既可以躲避抓丁，又能学些知识。
　　峨山中学是一所由地下党领导的学校，杨国祥在这里接触到进步思想，并加入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组建空军部队，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飞行员。玉溪军分区在上千名指战员中，选出6名符合条件的战士。他们经过一系列考核和体检，最后只有杨国祥一人合格，被送到牡丹江航校学习飞行。
　　杨国祥
　　学习飞行对于杨国祥来说并非易事。当时航校的飞行教练大多是日军投降人员，语言不通。加上杨国祥只有初中文化，那些复杂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飞机上各种复杂的仪器表盘，让杨国祥感到非常吃力。
　　好在杨国祥天资聪颖，学习又非常刻苦。他经常和日本教官交流，想尽一切办法学习日语，实在弄不懂的就用手势表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语言沟通上已经没有太大障碍。
　　经过11个月的艰苦学习，杨国祥掌握了4个机型的飞行技术，并成为同期里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
　　1951年，杨国祥从航校毕业，编入志愿军空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1956年的全军大比武活动中，杨国祥先后获得空军师、军、军区、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被媒体誉为彝族之鹰。
　　建国起初，飞机主要靠从外国进口，常常会被卡脖子。尤其是中苏交恶以后，1959年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赫鲁晓夫甚至叫嚣道：三个月，让中国空军变成陆军。
　　因为当时飞机的零配件甚至连油料都依赖苏联，赫鲁晓夫认为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的飞机会变成一堆破铜烂铁。然而，他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和智慧。
　　中国决心研制自己的超音速战斗机。毛主席提出：在空军建设上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光靠外国来建设自己的空军。强5强击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款新型飞机从设计到装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试飞。只有在试飞过程中不断发现飞机的缺点并加以改进，才能让飞机不断完善，运用于实战。
　　但试飞是一项风险极高的工作，一旦出错，很有可能机毁人亡。当时中国还没有专门的试飞员，在挑选第一批试飞员时，中央提出了三大条件：一、必须具备高度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的事业心；
　　二、必须具备沉着、勇敢的心理素质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三、必须具备丰富的飞行经验和超高的理论水平。
　　按照这些标准，上级最终锁定已经担任飞行副团长的杨国祥，由他带领几名人员组成了试飞组。
　　中国没有先进的试飞装备，飞行员也没有任何试飞经验，可以说每分每秒都处在危险之中。这考验着每个飞行员的牺牲精神以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底部白色物体为挂载的氢弹
　　一次，杨国祥驾驶飞机回到地面，地勤人员检查时发现腹鯺蒙皮已经撕裂，有的柳钉也已经脱落，再用放大镜一检查，发现发动机前方的十字钢架也出现了裂纹。大家不禁为杨国祥捏了一把冷汗，而他却安慰大家说：试飞过程就是要发现问题，怕风险就搞不了现代化。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国祥飞行了数百次，排除了诸多风险，对飞机的性能和优缺点进行了总结，并向空军提出了试飞报告。
　　在讨论这份试飞报告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强5性能太差，不适合实战，不要再花时间搞下去了。另一种认为，我们自己不搞飞机，外国人又不给我们飞机，那还叫什么空军？现在既然能飞就赶快装备，不要再花时间去改。
　　而杨国祥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强5飞机基本性能是好的，不能轻易否定。但目前还有一些问题，不适合实战，必须要进行改进。研制飞机是为了打仗，必须要对国家负责，对战争负责。
　　杨国祥还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最终经过讨论，空军党委同意了杨国祥的意见，并任命他为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组长。
　　在杨国祥的带领下，试飞改进小组研究查找导致飞机存在问题的原因，并通过试飞验证改进成果。经过反复的改进和试飞，前前后后经历了5年时间，强5强击机才最终定型投产，装备到空军部队。
　　正是由于杨国祥对强5强击机的性能了如指掌，并且有丰富的飞行经验，他才被一致认为是参加投掷氢弹的最佳人选。
　　杨国祥驾驶改进后的强5甲飞机试飞了10多天后发现，虽然飞机安全性很好，但没有装备投弹瞄准设备，投弹准度极差。经过研究后，只能改用俯冲式投弹方法。但经过试验后发现，这种方法虽然投弹准度大幅度提升，飞机却没有足够的撤离时间，无法运用于实战。
　　最后杨国祥根据自己多年飞行经验，大胆地提出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方法。
　　即飞机以超低空、大速度飞行，到预定位置后，将飞机拉高至45仰飞，同时将氢弹投出，使其受惯性作用再上升一段距离后，呈抛物线状朝前飞向目标。
　　飞机投弹后迅速拉高，进行180度翻转，随后飞离战场。这种投弹方式能给飞机撤离战场留下充足的时间。
　　投弹方式
　　随后，杨国祥经过180次试投训练，先后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完全相同的模型，又投掷了3枚遥测弹，最终能将着弹点控制在离靶心12米的范围内。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准度，要知道从飞机上以抛物线方式投弹，哪怕迟一秒或者早一秒都可能出现上百米的偏差。
　　对于这次投弹试验周总理非常重视，他亲自听取了汇报，并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弹投不出去怎么办？
　　时任空军工程部外场部部长张开帙汇报表示：飞机准备了三条投弹线路，即正常投弹、应急投弹、超应急投弹，还在推脱装置上安装了两个燃爆管，把弹投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周总理还是不放心，又问道：万一投不出怎么办？
　　张开帙表示，万一投不出还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飞行员在预定地区跳伞，让飞机摔在安全投弹区。另一个是突破禁律让飞行员带弹着陆。
　　但是带弹着陆是非常危险的，别说氢弹，就是平当时训练的普通弹也不允许带弹着陆。而且氢弹是采取半埋式挂在飞机腹部，降落时离地面非常低，一旦发生脱离，后果不堪设想。
　　针对这种情况，张开帙又接着说：这非常考验飞行员的技术和心态，同时我们还设置了一套锁死装置，一旦投弹失败能重新把氢弹勾住。
　　这时周总理才满意地说：只有我们准备好了‘万一’，出现情况才不会措手不及。
　　经过精心的准备，1971年12月30日12时20分，随着师长宋占元一声令下，杨国祥驾驶飞机起飞，爬到3000米高度。随后又按照程序逐渐下降到500米，将速度增大到900公里，朝罗布泊核试验场飞去。
　　当飞到离靶标9公里处，指挥中心发出投弹命令，杨国祥激动地拉起驾驶杆，飞机慢慢抬至45。此时杨国祥用力按下投弹电钮，并迅速调转机头往回飞。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时投弹装置没有任何反应，万里长空一片寂静。杨国祥立即检查了所有电门开关，并确认了操作没有任何错误。于是急忙向指挥部报告：天山，天山！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
　　地面传来指令：同意应急投！
　　杨国祥又重新校正航线，按预定程序进行应急投，结果还是未能将氢弹投出去。再次向地面汇报后，杨国祥又启动了超应急投弹程序，然而氢弹还在飞机里。
　　再一看表盘，此时飞机油料即将耗尽，不允许再次进行投弹尝试。怎么办？杨国祥脑袋里面闪过了三套方案：
　　首先是跳伞，这对杨国祥来说是最安全的方案。但是跳伞后飞机失去控制，谁也不能保证它会飞向哪里。这对周边的人员和设施都是极大的威胁。
　　其次是驾机冲向安全投弹区的沙漠。但这样一来科学家们耗费的心血将荡然无存，既无法收集相关数据，也不能弄清投不出去的原因。而且试验失败，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也将受到损害。
　　最后是带弹着陆。这是一颗能摧毁一座中型城市的氢弹，虽然有锁死装置控制氢弹，但在连续投弹失败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锁死装置一定生效。正如前文所述，一旦氢弹脱落后果不堪设想。
　　杨国祥最终还是决定带弹着陆，他认为只要发挥自己的技术，轻轻着落，减少震动，很大可能会避免爆炸。
　　杨国祥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地面指挥部，此时指挥部也紧急向在北京指挥部坐镇指挥的周总理进行请示。
　　周总理说：让飞行员尽量把弹投出去，实在不行就跳伞。
　　指挥部回复说：已经尝试了三套预案，均无法投弹。
　　周总理果断回复：下令飞行员跳伞。
　　指挥部说：跳伞后果难以控制，飞行员请求带弹着陆。
　　周总理说：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预防万一，全部人员撤入地道。
　　此时，师长宋占元仍坚持在塔台上指挥，他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处置过二十多次突发情况。他向飞行员呼叫：杨国祥，你要沉着、冷静，再检查一下挂钩是否锁死，一定要保证一次落地成功。
　　杨国祥坚定地回答：请首长放心，只要我还在就一定把氢弹带回去。如果带不回去，我一定在沙漠里处理，绝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杨国祥驾驶飞机按规定航线返航，在机场上空缓慢下降，他认真地操作着每一个着陆动作，此时不允许出现哪怕一点点差错。在飞机距离地面6米时，他缓慢地向后拉杆，使飞机头部轻微仰起。
　　这时飞机下降速度减慢，在距离地面1米时开始平飘，最终飞机缓慢地降落在地面。杨国祥放出阻力伞，使飞机刹住车。氢弹没有爆炸，杨国祥和在基地的指挥员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事后查明，投弹未能成功的原因是推脱装置的薄膜破裂，导致线路短路，使燃爆弹不能工作。所以任凭飞行员怎么操作，氢弹都投不出去。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工厂修复。
　　这次投弹失败让科研人员心理压力非常大，如果万一再出现差错，就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因此在改进投弹装置后是否仍按原计划再次进行投弹试验出现了较大争论，这时有人提议还是听听飞行员杨国祥的意见。
　　杨国祥被叫到司令部，他对首长说：科学试验总有成功和失败，现在失败原因已经找到，而且进行了改进，我认为完全可以进行下一次试验。
　　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驶飞机进行投弹试验。当他按下投弹按钮后，飞机出现剧烈震动。接着罗布泊大地响起巨大的轰鸣声，一柱蘑菇云迅速升起。第一颗实战氢弹终于爆炸成功。事后杨国祥被记一等功。
　　1979年，杨国祥代理师长指挥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次年调任昆明空军副参谋长，直到1984年离休。
　　引爆成功
　　杨国祥带领团队主持强5强击机改进，又成功投下第一颗实战氢弹，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时这些都是国家核心机密，按照保密规定，所有参与人员看到的、听到的只能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
　　直到这些信息解密前，杨国祥始终未对任何人提及他的经历。不仅不能说，为了保密国家也未能给予杨国祥任何英雄称号。有人问：你做过那么大的贡献，却没有得到什么称号，是不是有些委屈？
　　杨国祥说：那时候大家都是为国家无私贡献，为国争光，不仅仅是我个人，这背后还有成千上万人同样在默默无闻地工作。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中央领导人的期望，已经感到非常自豪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国家那些巨大科技成就，每一项都来之不易。这背后不仅包含了大量科研人员的心血，而且他们还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出现一点差错，就有可能导致难以承受的后果。他们正是凭借着刻苦钻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才完成了一项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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