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们的生活杜聿明帮王陵基刮胡子8位将军合力杀猪

　　功德林，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国民党政府曾在此关押＂政治犯＂，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被绞杀的。
　　北平解放后，它成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场所。
　　起初，国民党的战犯被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功德林只是其中之一。
　　后来，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陆陆续续转入了功德林，有王耀武（原国民党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范汉杰（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沈醉（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
　　再加上原本就在功德林关押的，比如杜聿明、黄维、邱行湘、文强等，加起来已经接近200人。
　　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被关进功德林的，进那里也是要有资格的。＂
　　这虽然是玩笑话，但的确是事实。
　　功德林1
　　刚进功德林时，很多人惶恐不安，他们以为这是要来个＂集中处决＂。
　　杜聿明从被俘的那天开始，就尝试过自我了断，但是没成功。
　　后来，他以失眠为由，向解放军军医要来安眠药，一粒一粒地攒起来，缝在棉裤的左边裤腿处。
　　进入功德林时，工作人员做例行检查，从他身上搜出来60多片安眠药，这个剂量足以致命。
　　在杜聿明看来，自己是共产党当初直接点名的头号战犯，别人进了功德林或许还有活路，但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枪决。与其被绑到刑场受辱，还不如自杀来得爽快。
　　和杜聿明一样忐忑不安的人，还有不少。
　　杜聿明被抓时
　　刚开始，大家心怀疑虑、处处小心谨慎，唯恐说错一句话。
　　每次轮到杜聿明发言，他总是背诵《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发言或者书刊上的话语，从不加半句自己的态度，生怕被人找到错处。
　　王耀武（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的老上司）更是出了名的谨小慎微。
　　有一次，有人问他：＂你最崇拜《三国演义》里的谁？＂
　　王耀武回答说崇拜关云长。
　　没过多久，他就惊慌地跑回来，反悔道：＂我不崇拜关云长，我只崇拜诸葛亮。＂
　　原来，王耀武担心＂崇拜关云长＂会被说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后来，毛主席托罗瑞卿转告王耀武：
　　＂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很快就能回到人民中间。＂
　　王耀武这才安下心来。
　　当然，也有从一开始就不担心生死问题的，比如王陵基。
　　王陵基是川军军阀中资格最老的一位，连刘湘、杨森都要尊称他一声＂老师＂。
　　王陵基
　　王陵基为人心狠手辣，他担任四川省主席时，曾制造＂四九惨案＂，人们恨他入骨。
　　所以，当他在四川被抓捕后，群众们强烈要求枪毙他。
　　真要说起来，王陵基算是功德林中唯一一位拥有上将军衔的人，也是年龄最老的一位。
　　被押往功德林的路上，正好路过天安门城楼，王陵基还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深深鞠了一躬，说：＂我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不过，到了1951年初，全国掀起一股＂镇压反革命＂高潮，就连王陵基也不淡定了。
　　＂如果被继续关押，说不定会被集中处决、以儆效尤；如果被放出去，说不定会被群众揪出来，不管怎么看，都是性命难保。＂
　　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早在把他们关进功德林之前，周总理就已经特别关照：不要动他们。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给出了详细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在功德林里，这些战犯们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同学＂，他们可以自己选举＂学习委员＂，管理大家的学习、生活和劳动，可以和家属通信，甚至还能接待亲友。
　　杜聿明很久以前就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但是因为战事吃紧，一直没有顾得上治疗，被关进功德林之后病情更加严重。
　　除了胃上有毛病外，他还患有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
　　一想起自己这一身病，杜聿明就觉得未来无望：就算是出狱了又能怎样，还不是＂废人＂一个。
　　正是因为有这种心态，杜聿明从不多提自己的病情，觉得干脆病死算了。
　　有一次洗澡的时候，管理人员发现杜聿明臀部肿大，赶紧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杜聿明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晚上睡觉时痛得睡都睡不着。
　　工作人员立即将他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这是由肺结核引出的骨结核。
　　在治疗期间，为了让杜聿明晚上能睡得好，工作人员甚至还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石膏床。
　　为了让他早日康复，监狱每天都会给杜聿明提供牛奶、鸡蛋等营养餐。
　　杜聿明非常感动。
　　其实，早在1947年时，他就申请去美国治疗，但是，有一次他在上海对记者的一番谈话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蒋介石便一直没让他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身病，竟然在监狱里给治好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久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很多战犯对受到的宽待和精心照顾心怀感激。
　　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刺头＂。
　　比如文强、徐远举、黄维。
　　文强2
　　文强进功德林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拽＂。
　　监狱管理人员让写悔改书，他坚决不写。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和老师，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并不是在吹牛。
　　他是文天祥的第23世孙， 17岁拜见孙中山，2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红一师师长。
　　他管毛主席的母亲叫姑母，还参加过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婚礼，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曾做过林彪的班长。
　　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好不容易越狱逃出来，却被上级领导误解。
　　他一怒之下，直接退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为戴笠手下的干将。
　　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文强和杜聿明一起被俘，关进了功德林。
　　文强之所以表现得那么强硬，除了自恃与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关系匪浅之外，其实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他知道自己历史关系复杂，罪孽深重，有生之年恐怕很难走出功德林。
　　不过，除了不肯写悔过书、态度强硬这两点之外，文强还是非常配合监狱管理工作的。
　　当然，也不是每个战犯都像文强那样有＂自知之明＂。
　　徐远举 就是一个例子。
　　此人原本属于国民党保密局，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幕后黑手，被他残害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然而，徐远举不仅不知道反省，居然还向监狱管理人员提出＂取消哨兵、进出监狱自由＂这种无法无天的要求。
　　徐远举
　　管理人员毫不客气地痛斥了他一番：
　　＂你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在这里，人民政府是怎么对你们的？你过去对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员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徐远举被骂得哑口无言，老老实实地写了大量反省材料。
　　和文强、徐远举表面上的＂不服＂比起来，黄维的＂不服＂是发自内心的。
　　淮海战役时，黄维担任国民党军12兵团的司令长官。1948年12月中旬，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他自己也成了俘虏。
　　从进入功德林的那一刻起，黄维就只认准一个道理：成王败寇。
　　在所有战犯中，黄维是态度最差、最爱唱反调的一个。
　　功德林中唯一的一次打架事件，就是黄维引起的。
　　黄维
　　那天，战犯们被要求一起组织学习，讨论的题目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问题。
　　学习小组组长名叫董益三，原本是国民党的少将处长，也是最早一批被关入功德林的战犯。
　　当董益三讲到＂当初中国的银行都属于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时，黄维说：＂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毛泽东的＂。
　　因为这句话，黄维被组长和组员要求写检查，他却只写了一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董益三看到后，上来就给了黄维一记耳光。
　　这下，黄维恼了，论军衔和资历，他比董益三强得多，这事儿怎么能忍？
　　两人顿时扭打起来。
　　打架事件发生后，黄维以为自己一定会挨处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也受了批评，但是先动手打人的董益三受到的批评比他更严厉。
　　事后，黄维感慨道：＂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不管是＂真服＂还是＂假服＂，这些战犯们整体上还算表现良好。
　　只是，国民党没失败之前，这些人尚且斗得如火如荼，如今都被关在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不闹出点事儿来？
　　3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这些战犯们也是如此。
　　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地方系互相仇视，文官和武官互相抱怨。
　　哪怕同属于武官，也分为蒋介石派、陈诚派、何应钦派， 这些人互相看不顺眼，你骂我瞎指挥，我骂你见死不救，热闹得很。
　　有一次，因为打饭的问题，邱行湘和康泽两人吵了起来。
　　邱行湘是陈诚＂土木系＂的著名将领，康泽则属于军统系。
　　所谓＂土木系＂，说的就是出身于国军第18军第11师的一批将领。
　　＂土＂字拆开为＂十一＂，＂木＂字拆开为＂十八＂，所以叫＂土木系＂。
　　这支部队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那天打饭的时候，康泽因为平时动作就比较慢，打面片时也慢，邱行湘看他拿着勺子沿着盘子转圈，以为他是专门挑肉吃，上去一把将康泽的饭碗夺了过来，把里面的饭倒进饭盆里，让他站后面去。
　　康泽气得大骂，同是特务出身的徐远举也上前，为康泽出头。
　　于是，战火从两人身上蔓延到陈诚集团和军统集团之间，两帮人相互揭短、火力全开。
　　最后，还是王耀武、宋希濂以学习委员的名义下达停战令，这场＂土木系＂和＂军统系＂的战争才宣告结束。
　　原国民党上将刘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担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防守平汉路沿线，结果，日军杀过来时，刘峙不战而逃，带着部下一口气逃到石家庄，致使华北的大片国土沦陷，引起国人极大不满，大家骂他是＂长跑将军＂。
　　刘峙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看中刘峙忠心可靠，就派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命令一出，有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该派一名虎将，就算不派虎，派只狗看门也行，怎么能派一只猪来？
　　于是，刘峙＂猪将军＂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
　　国民党的其他将领们非常瞧不起他。
　　有一年过春节，功德林里要杀学员们养了一年的猪。
　　这群战犯把杀猪活动起了个名字：＂围剿刘峙＂行动。
　　这场＂行动＂由宋希濂担任总指挥，沈醉负责操刀，八位将军参加＂围剿＂行动，结果，还让猪给跑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成功。
　　后来，大家做战斗总结：出动了4个兵团、8位将军、由兵团司令策划、军统高手执行，终于取得了国军在大陆的唯一一次会战胜利！
　　在功德林里，像这样的段子还有不少。
　　这些高官们往日养尊处优，吃喝拉撒都有勤务兵伺候，刚进来时，很多人连生活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那时，王陵基逢人就问：＂挤出来的牙膏怎么收回去？＂
　　原来，他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挤出来一长条。
　　牙膏是定量供应的，结果那个月王陵基就没怎么用牙膏。
　　他还不会刮胡子，总是刮得满脸是血。
　　后来，还是杜聿明看不下去，每天帮他刮。
　　这群人虽然在性情、想法上差异巨大，内部矛盾重重，但是，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们的意见空前统一，那就是：抗美援朝。
　　4
　　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爆发时，这群国民党战犯只有一个意见：不能打！怎么可能打得过美国人？
　　这些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在他们眼里，日军已经相当厉害，国共联手也就和日军勉强一战，而美军是比日军更厉害的角色。
　　和美国打？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
　　当时，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让文强写一篇关于＂美朝战争的预测＂文章，文强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些人自诩为美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也一致认为：美国必胜，不可能出现相反局面。
　　这些人其实还有种＂看热闹＂的想法，甚至有极个别的已经开始想着＂如果美军大胜，到时候自己怎么向蒋介石表忠心？＂。
　　这些人的想法其实很容易理解：
　　他们虽然沦为解放军的阶下囚，但从不觉得是自己无能，有的怪上级瞎指挥，有的怪友军不给力，有的怪后勤不行，甚至还有人怪解放军乱打，反正，在他们眼里，解放军只是侥幸赢了，如果再打一场，自己一定能赢。
　　在志愿军和美军的战争开打之前，杜聿明其实也不看好志愿军。
　　第一批接受美军培训的远征军，是杜聿明率领的；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团，也是他率领的。
　　在蒋介石手下的众多将领中，既熟悉现代化作战、又了解美国机械，还能指挥兵团级以上作战的，可能只有杜聿明一人而已。
　　所以，杜聿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军纯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
　　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功德林战犯们逐渐改变了想法。
　　＂共产党连美国人都能打败，我们被他们打败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仗如果让我们来打，一定会全军覆没，毫无胜算，但志愿军居然打赢了！＂
　　原本，他们希望美军能赢，但是后来，他们更希望中国人能胜利！
　　这批和美军有过大量接触的国民党将领，凑在一起，把自己所知道的美军战术和美军装备全部写了下来，整理成《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共计6万多字。
　　有关部门看过之后，觉得非常有价值，立即送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阅读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还将其中的要点通知给前线将领。
　　朝鲜战争的进程给了这批国民党将领们极大的震撼。
　　谁都没想到，志愿军竟然真的能和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硬抗，并且那么快就打过了三八线！
　　他们一边欢呼雀跃，一边想着要再为战士们做点什么。
　　很快，机会就来了。
　　当时，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战士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吃炒面。
　　可就连炒面也供应不及，哪怕是东北军民合力，也补不上缺口。
　　怎么办？
　　很快，全国上下齐动手，发起了＂炒面粉运动＂。
　　功德林里也不例外。
　　这些以前养尊处优的将军们，一听炒出的面粉是要送往前线的，一个比一个积极。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在意什么派系，也不再计较以前的小恩小怨，每天齐心协力，拼命炒面粉。
　　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深知在前线吃不上饭是什么滋味，所以炒起面来非常卖力。
　　就连平日里最不配合的文强和黄维，也干得热火朝天，黄维还一板一眼地监督抱病干活的杜聿明，生怕他掌握不好质量和火候。
　　后来，负责志愿军后勤的人表示，功德林炒出来的面粉质量格外好，既脆又细，还没有焦味。
　　（据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功德林的战犯们往炒面里加了不少的芝麻、花生、瓜子仁，这些原本都是配给他们的零食。）
　　其实，这些战犯中，或许当时依然有不少心怀二心的，但是，在这一时刻，他们没有一个不希望志愿军能打败美国人、没有一个不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功德林的战犯们造成了极大震撼，就像杜聿明后来所说的那样：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5
　　对于有功之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在眼里。
　　1959年12月4日，一份特赦令正式公布。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10位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
　　此后几年中，功德林又陆续释放了一批批战俘。
　　1975年，毛主席听说还有一批战犯仍然被关押（文强、黄维等改造态度不好的）， 大手一挥，让把他们都放了。
　　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布置了一系列工作，要求特赦全部战犯，还要做好释放后的安置工作。
　　同年3月，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
　　毛主席很早之前就说的很明白：
　　杀了这些战犯，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强化国防、三不能收复台湾，但是，放早了的话人民不理解，被释放的人也不理解。等过个几年，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人民生活好了，再释放才会有效果。
　　毛主席指示＂不杀战犯＂后，关于如何释放战犯，曾有两种建议。
　　一种是一次性全部释放，另一种是一批一批放。
　　周总理认为， 全部释放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效果不大，只能造成一时轰动，轰动一下就没下文了，不如放一批看看效果。
　　事实证明，周总理考虑得非常周到。
　　当时，功德林里面关押着200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每次释放一批，就会在国内外造成极大影响，过段时间再放一批，又对敌人的意志力造成极大打击。
　　不管是一个不放、还是一次性释放，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谋事者心宽似海，成事者腹有韬略，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最好的例子！参考文献：
　　[1]纪敏. ＂功德林＂＂秦城＂记事[J]. 纵横, 2000(12):23-27.
　　[2]纪敏. 生死轮回:改造战犯密档全公开[J].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3]尹家民. 新中国为何特赦高级战犯[J]. 领导文萃, 2015(18):5.
　　[4]黄维. 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J]. 文史精华, 1995(2):8.
　　[5]许陈静. 文强改造,大嚷＂毛泽东是我表哥＂[J]. 文史博览, 20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