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废掉吕不韦，只因他触犯了商韩之法

　　吕不韦对嬴政和他父亲庄襄王子楚可以说有再造之恩。如果没有吕不韦的慷慨解囊，子楚根本没有可能成为大秦的王。如果没有吕不韦的推波助澜，朱姬也无法成为秦王的女人，进而生下嬴政。如果没有吕不韦联合华阳夫人抵制庄襄王的生母夏夫人的政治势力，那么下一任秦王的继承人很有可能是成蟜而不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对于这样一位恩人，庄襄王在顺利登基以后不负当年的承诺，拜吕不韦为相国，封其为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秦始皇掌权之时，则免去了吕不韦相邦的职务，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并把他贬到了蜀国，逼地吕不韦最终喝下酖酒自杀。
　　嬴政为何处心积虑一定要对大恩人下手，当然不能用常理去指责推断。作为雄才大略的秦王，早已失去了普通人应有的丰富情感，他早已成为了在商鞅之法和韩非之术中锻造而成的政治动物。
　　秦朝在商鞅帮助下建立的体制，是完完全全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设立的。因此，商鞅虽然身死，他的法却依然备受历代秦王的青睐，被一体继承。韩非作为申、商之术的集大成者，在其传世的韩非子中对国家管理之术进行了更深刻的观察，秦始皇阅览之后，平时不动声色的他，也情不自禁的在群臣面前表达出了难得一见的向往之情。
　　商鞅和韩非子的理想世界里，老百姓被称为黔首，他们是一个个被驯服的工具。他们的义务就是平时耕地纳税，为国家储存足够多的粮食，为君上提供足够多挥霍的银子，战时充当兵士，为秦国的开疆拓土提供足够多的炮灰。黔首们不允许聚族而居，他们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单体，被编为什伍，一家逃离，全伍都要连坐，官服还鼓励告密，对告密者进行厚赏，让他们彼此之间心存芥蒂，无法团结在一块。这样在面对有组织的政权时他们根本没有反抗能力，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安排。
　　对底层的百姓是这样，对于高层的官员也是如此。在韩非子的设计中，官员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被分子化，不允许拉帮结派，不允许搞小团体运动。因为这样的党派团队会集聚起力量，对至高无上的王产生破坏，影响王独一无二的决策权。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秦王必须毫不留情地对这些敢于挑战其威望的势力加以剿除。
　　而吕不韦当上宰相后的所作所为很明显触犯了商鞅和韩非子制定的这套政治规则。吕不韦是怎样做的呢？他门下聚集了三千的门客，用以扩展自身的政治势力。这规模比起好客的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有过之而无不及。秦朝著名的宰相李斯就出于其门客群中。有这样一群奇能异士为其充当智囊团，帮其出谋划策，使得吕不韦在政治上更是如鱼得水，所向无前。吕不韦还组织多人编纂以他名字命名的吕氏春秋，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插上一只脚，让自己在立德、立言、立功领域永垂不朽。更过分的是，吕不韦还插手后宫事务，将奇人嫪毐推荐进入宫中，讨好秦始皇的母亲朱姬，用以加强自身的政治砝码。当然，嫪毐单飞脱离掌握却是吕不韦所始料未及的。
　　十三岁就登基早熟的嬴政早已洞悉一切，二十一岁掌握权力的一刻前他就算好了如何清理政治对手。第一个是嫪毐，这个企图谋反的假父受到了应得的报应。第二个是朱姬，始皇帝把她迁到了雍城，永不相见。第三个就是吕不韦了。虽然他没有叛乱，但他相比嫪毐更具有动摇国本、犯上作乱的实力。更何况，手握实权的吕不韦的存在大大压缩了秦王本该把控一切的实力。在政治利益面前，企图依靠对方的心慈手软而放松警惕的后果就是死无葬生之地。于是从不冒险的秦王嬴政不仅解除了吕不韦相邦的职务，还把他贬到了蜀地，那是秦国专门用来关押囚犯的所在。不甘屈辱的吕不韦最后选择仰药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