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战宋朝输掉的不仅仅是战争,更是国运
景德元年( 1004 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在这一年的二月中旬,西北前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李继迁在西凉(今甘肃武威一带)拓地时,遭到吐蕃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的突然袭击,中箭而亡。如此重要的喜讯令宋廷感到鼓舞,也使几天前京师大地震引发的不祥气息得到了平息。然而,时隔一个月,皇太后就因病驾崩,真宗皇帝悲伤多日,竟不能举行正常的朝会,直到宰相李沆率群臣连上五道表章,他才恸哭着接见了臣下。到四五月间,河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等地连续发生大地震,朝廷不得不对灾区的租税减半征收。七月中,宰相李沆染疾而亡,真宗亲临李府慰问,睹物思人,天子竟失声痛哭。进入八月以后,河北前线像往年那样不时送来了契丹军队准备南犯的情报,真宗也照例下诏沿边各路屯军加强防秋。出乎朝廷预料的是,此次对方的来犯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
是年闰九月间,执掌朝政的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领二十万主力南下。由于河北前线主帅王超按照天子以往所赐阵图,只顾婴城自守,而不敢阻击对方军队,从而使契丹大军迅速冲过重重设防地区,兵锋直逼黄河北岸。此次辽军行动,与昔日明显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攻城略地,而是长驱直入,稍遭抵抗便绕道南行,可谓"其志不在小也"。
当敌军深入内地的消息传到开封后,朝堂内外出现了一派紧张、混乱的气氛。一天,参知政事王钦若秘密求见真宗,竟建议天子巡幸金陵(今江苏南京),以避危难。随之,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也请求皇帝离开京城,到古来常常为中原帝王避难场所的成都去。面对这两位大臣的提议,原来已紧张不安的真宗皇帝愈加恐慌,几乎丧失了反抗的意志,考虑南渡避祸。所幸的是,当时文臣武将中还有头脑清醒又不乏胆识者,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寇准。
面对朝堂上众多请求天子南渡的议论,寇准深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历史上无数类似的例证已反映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在出现北方强敌威胁的形势下,如果皇帝带头南逃,必然造成军心涣散、防线崩溃乃至于丧失北方,最终偏安江左的后果。以当时宋朝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财力之雄厚以及军队之庞大,虽不至于能北上灭亡契丹,但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持久抗战,尚不成问题。五代后晋末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曾领兵攻入开封,似乎已控制了中原,却在内地军民的反抗下被迫回撤。所以,寇准要求天子再次做出亲征的决定,以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将来犯者驱逐出境。
于是,当真宗皇帝向他征求南迁意见时,寇准明知王钦若和陈尧叟两位大臣一个是江南人,一个是四川人,所以提议避难金陵和成都,却佯装不知,故意对天子说:谁为陛下出此之策,罪可诛杀。今陛下神武,文武齐心,如若大驾亲征,敌人自当逃遁。纵然不能马上败敌,也可以出奇兵以乱对方军阵,坚工事以劳其师,彼劳我逸,最终我必胜算。怎么能弃太庙、社稷不顾而去南方,到那时人心崩溃,敌兵乘势追击,天下还能再保吗?听了寇准这样深入的分析,真宗终于被说动了,遂下决心亲征。
据史书记载,真宗向天下颁布亲征诏书后,在百官和军队的保护下来到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南城下时,又犹豫起来,因为敌军的先锋已在北岸展开了攻势。澶州城古称澶渊,夹黄河南北岸形成两座城池,为京师开封府以北重镇。真宗毕竟不像祖宗那样经历过沙场考验,所以只答应进驻澶州南城,而不愿渡河入北城。随行的文官大臣因恐惧也都反对继续北上。寇准反复劝说天子道:不渡黄河不足以鼓舞士气,也不足以震慑敌军气焰;况且各路大军不断赶来,大可不必疑虑。然则真宗依旧不愿再向前行走。
当时,支持寇准的只有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少数武将。寇准遂对高琼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怎么报答?勇敢的高琼回答道:我是武人,愿意效死。之后,高琼向真宗表示坚决支持寇准的意见,又对天子说:陛下不赴北城,北城的百姓如丧考妣。站在天子身边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立即喝道:高琼休得无礼!此时,高琼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反唇相讥道:你以文章起家做了二府(即中书与枢密院)大臣,如今虏骑出没如此,你还在责备我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史书上没有记录冯拯做何反应,但面对如此话语,素来自视甚高、目中无武人的文臣们,想来也应羞愧得无言以对。这样,真宗只得同意渡河,不过当御辇来到两城之间的浮桥前时,他再度犹豫起来。
见此情景,忠诚果敢的高琼上前用手杖敲打辇夫背部,一边敲打,一边喝道:为何不快走!现已至此,还疑惧什么?无可奈何之下,真宗只得命令辇夫踏上浮桥。正如寇准等人所预料的,当天子的黄龙大旗在澶州北城上竖起后,黄河北岸的守军顿时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的确,在广大将士看来,皇帝能不顾御体安危来到前线,自己作为军人又有何惧!于是,军队抗敌的斗志空前高涨,与辽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澶州城的日子里,寇准受命全权调度军队作战,有效地挫败了辽军的攻势。为了打消天子的紧张与顾虑,他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多次在营帐里与下属饮酒作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宗私下里派人探视到此情此景,便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自我安慰道:"寇准如此,我又何忧?"另有宋人笔记描写道:天子在澶州城期间,每天都派人暗中了解寇准的动静,得到的报告或称寇丞相白昼沉睡,"鼻息如雷",或称他刚令庖人下厨宰鱼。看到他起居如常,天子遂为之心安。外人眼里的这些举止,大有昔日东晋宰相谢安超然坐镇淝水的风采,其实不过是寇准有意安抚天子的一种方式。而他所付出的各般操劳,却未必为天子所知。
如此一来,契丹人便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加之不久前,其先锋大将挞览在澶州城下中床子弩(一种连发弩)而死,其士气已受到挫伤,继续进攻很难获得大的进展;而孤军深入宋朝内地,远离自己的后方,又有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在此局面下,辽萧太后决定议和,以便体面撤军,并借机攫取经济利益。
契丹人打算休战议和的消息通过以往被俘的将领写信告诉了宋廷,真宗获悉这一消息后,高兴异常,他身边的大多数文臣也希望能以此换得安宁。据记载,力主抗战的寇准最初坚决反对议和,但天子力主和谈,所谓"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此时,又有官员向真宗进谗言,称寇准企图借助用兵来垄断朝政。无端的流言蜚语常常可以置人于难以自辩的境地,更何况皇帝也支持议和。寇准遂不得不做了让步,同意与对方会盟。又据记载,寇准曾给天子提出应敌对策,指出实施这一对策可保朝廷百年无边患,而议和仅能维持数十年,以后便难保对方不变心。然而,真宗却说:数十年后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现在议和之事。这段记载反映了真宗只顾眼前、急于求和的心情。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地利用了剩下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以出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了你。 1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澶渊之盟。这项闻名于史的议和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1)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国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2)宋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3)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城镇修整完葺,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于是,交战数十年的宋辽双方不仅停止了相互攻击,而且竟确立了盟兄弟的关系。就契丹人而言,通过这项和约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而不必兴师动众南下抢掠,同时也可以借此消弥来自南部的威胁。而在宋廷看来,借助这项和约首先能够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然后,以此换得北部边境长期的安宁;最终,则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宋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进行内部的各项统治事业。至于燕云十六州,既然没有能力或者说是决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银绢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大宋而言仅仅是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解决问题了。真宗皇帝与大多数官员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以"化干戈为玉帛"。事实上,此后百余年间契丹人也大体遵守了盟约,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
然而,澶渊之盟的订立,对大宋的军人和尚存斗志及阳刚之气的文臣都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天子最终以怀柔和议的方式解决最严重的国防问题,恰恰表示了朝廷对武力的不信任和抛弃,既然如此,那么崇尚勇武的将军、文官们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又有什么资格影响大宋的前程。宋代文献还有这样的记述:当使臣曹利用签署协议返回澶州行营时,真宗正在吃饭。为了马上能知道所付出的代价,真宗便派宦官出来询问岁币数额。此时,曹利用尚不知天子态度如何,遂要求当面上奏。宦官随后又出来传达皇上询问大致数字的意思,曹利用不愿细说,仅以三指加于面颊上。内侍进入行宫后对天子说:三指加颊,岂不是三百万吗?真宗听罢失声道:太多了!既而一想,又表示能了却此事,三百万也可以。之后,当曹利用面奏岁币三十万时,真宗大喜过望,对使臣大加奖赏。这一记载,真实地反映了真宗不惜一切条件急于求和的心情。真宗当时之所以要急切达成和议,主要的驱动力还在于他继承了太宗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以及对军事解决手段的不信任。
真宗与他的近臣们也许没有想到,或许想到了也不愿意承认,澶渊之盟能够订立,实与宋朝军队的作用有莫大关系。如果没有前方将士们的浴血奋战,没有朝廷庞大军队的存在,好勇斗狠的契丹人也不会轻易坐下来谈判。假若照有些文臣建议的那样避难南方,其后果更不堪设想。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还是订立了,而形式上通过和柔而不是武力的手段化解了冲突,又使大宋失去了一次重整军备、复兴尚武精神的机会。勇敢不屈的武士们只能又一次垂下沉重的头颅,听凭契丹的铁骑从眼皮下从容地撤走,并带走从内地抢掠到的大批子女玉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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