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他伪造周总理批文骗了20万，伏法时其母棉裤里还藏两捆钱

　　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国家经济很是困难，但竟有人在这节骨眼上模仿周恩来总理的笔迹，伪造批文，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人民币，令人心惊不已，是谁如此大胆呢？
　　3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又瘦又高的中年男子理直气壮地坐在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的办公室里，嘴上交代着是要给行长送急件。边说还边像模像样地递上了一个大信封，上边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字样。
　　行长不在，旁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后认为此人来头不小，也不敢怠慢，就在签收的一栏里签上了名字。这个人说了声好，收拾了材料从容地离开了。
　　行长秘书接过写着＂速送＂的急件，拆开后看到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一份报告，大概内容是，要拨款修缮寺庙，表明我们的政策，数额是15-20万元……报告下边还有毛笔写的＂周恩来＂签名。
　　这三个字的笔迹是行长秘书十分熟悉的，他虽然觉得有些和常理不符，但是也没有多想，一是银行快要下班了，二是这是急件要求第二天就要把钱凑好。所以她赶紧致电北京分行，请他们半个小时准备好20万现金，而且要求是市场上流通的旧币。
　　打完电话她又赶快报告给了主持银行工作的王副局长，把手里的信件交给他，王副局长当时就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什么不走财政部，但秘书还没来得及说话，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是＂总理办公室＂的催促电话。他的疑虑也被打断了，副局长赶紧通知了发行局，请他们次日下午5点把钱送给电话里说的＂赵全一＂手里。
　　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员把整整两麻袋的钱带到了指定地点——民族饭店，这个赵全一仍然很从容地接过了钞票，还说工作人员来得很准时。领队的朱科长又从他手里接过了领取拨款的信函，还请赵全一打了一个收条。
　　交接结束以后，大家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件任务很重，当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有分、角、元三种，最大的面额才10块，国营粮店里的猪肉一斤才六、七毛，这20万是一笔大数目。
　　几日以后，总行长回来了，听完汇报，他认为很有必要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这笔款项该怎样入账。3月24日，收到请示的周总理表示从来没有过拨款的批示。
　　这下可让在银行的所有人都竖起了汗毛，这竟然是一起诈骗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立刻向公安部报警。周总理听到报告后震怒，立刻责令公安部限时破案。
　　副部长杨奇清接到命令以后，亲自负责这起案件。公安部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请广大的人民群众帮助找线索，一起破案，同时也从军队里抽调出一批年轻干部开始了昼夜不停的摸排。
　　同时，技术组也开始对罪犯留下来的证件进行了检测。一是牛皮纸信封，虽能看出信封是二次利用的，但并没有更具价值的线索了；二是关于写字的墨水，经过调集市场的样品分析，也没有发现有效线索；三是稿纸，虽然稿纸在当时使用很普遍，但加工程序却是每个单位自己定做的，这样一经过排查和比对，发现纸张出自国家外贸部。
　　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外贸部里一个人的档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本名王倬，曾经为了逃避去朝鲜战场作战，把他的同事化名为＂赵全一＂，王倬因为这件事受过处分。
　　办案组还从他的档案材料里发现了同骗据一样的笔迹，为了防止风声走漏，公安部派人对王倬进行了秘密监视，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十分震惊。
　　王倬不甘于每个月只领几十块钱的工资，更不愿意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刻与大家勒紧裤腰带一起过日子，所以他便日夜琢磨怎么捞上一笔大钱。
　　偶然一次，他看到了处长拿着上级给的一张普通纸写的字条，甚至都没有公章，就办成了事。他＂恍然大悟＂，遂决定行骗，日夜苦练周总理的字体，终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便伪造了所有的公函。
　　钱到手以后，他不敢声张，自己一个人运回家藏了起来，其母张可民知道以后害怕极了，但是也没有劝服儿子自首。很快，家里迎来了＂大排查＂，王倬整日提心吊胆，不敢花钱，因为自己做了亏心事，所以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都是怀疑的。最后由于战胜不了心理压力，他便决定把钱烧掉。
　　连续两个晚上，他在自家的蜂窝煤炉子上烧现金，却才只烧了4000块钱，王倬又不敢把动静搞大，还害怕焚烧的味道被邻居发现，他便在屋子里的地上挖了一个坑，把钱都丢进去，再填好土，把蜂窝煤摞上。
　　不久，侦查员包围了王倬的家，拷走了王倬，通过线索挖出了所有钱。由于他的母亲张可民参与窝赃，也被依法逮捕，当时，女侦查员还从她身穿的棉裤里又搜出来两捆钱。
　　十天十夜过后，这件惊天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母因为年岁较大，服刑三年后被提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