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马家军一团长被俘，彭老总不但放他，还送他一匹马回家

　　民国时期盘踞于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的＂三马＂时至今日依旧广为人知，其间分别为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人。
　　虽同为＂三马＂但三人的声名有恶有誉大相径庭，而在后来的结局中更是截然不同，不过殊途同归作为军阀势力的＂三马＂其所部皆惯被称为＂马家军＂。
　　然而时至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剑锋直指广袤西北地区将之逐步解放的同时，亦粉碎清除妄图阻拦解放军铁蹄的马氏军阀势力。
　　而在解放军与＂马家军＂之间诸多战斗当中，便包括发生在1947年的＂将台战斗＂，其间马家军一团长被俘，彭老总不但放他，还送他一匹马回家。
　　马步芳一、将台战斗——俘虏马奠邦
　　将台战斗与悦乐战斗、合水战斗、环县战斗等大小战斗，共称为陇东战役，其背景乃是1947年之际国民政府调集重兵对我陕甘宁边区发起空前规模的进攻，于3月10日攻占革命圣地延安。
　　届时中央下达命令，由时任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元帅、西北局书记指挥战斗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抵御国军保卫边区安全。
　　因而此后彭德怀元帅自3月下旬开始至5月上旬，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转战于陕甘宁边区并取得诸多胜利。
　　然而正当彭德怀元帅率部南征北战之际，陇东大地上的革命根据地因＂马家军＂的反复清洗，近80%根据地被占领，而陇东军分区部队以及民兵游击队等亦遭重创。
　　正因如此，在查明＂马家军＂各部敌情之后，彭德怀元帅毅然决然的决定率部西进，在其各部之间来回穿插作战，由此陇东战役打响。
　　5月21日西野各部安塞西进，并于29日、30日对将台、悦乐、合水三地之敌发起进攻，其间驻守将台的便是马鸿宾麾下的主力团——第60旅第179团。
　　由于179团的部队并非全部驻扎于将台，而是分别驻扎在将台、菩萨山、王家塬等三大区域，因而我军负责歼灭179团的部队亦分而散之，化作三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时发起进攻。
　　5月29日西野第一纵队将敌179团驻扎将台地区的部队悉数包围，并于翌日零点准时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待到3点前后敌军主阵地即被358旅所占领，值此之际一部分敌人未被歼灭的敌人放弃阵地仓皇而逃。
　　然而即便敌人已逃遁而去，接到全歼命令的358旅并没有放掉一些漏网之鱼的想法，其间358旅第8团紧随其后复又歼灭大部分残敌。
　　至于剩下的敌人等待他们的则是早已埋伏在台南，受命截断敌人退路并阻敌增援的715团2营。
　　负责进攻王家塬地区敌部的乃是第716团，该战斗于2时30分发起，经一番奋勇杀敌之后占领敌全部阵地，并将几乎完全歼灭，唯有零零星星几人逃去。
　　菩萨山地区的战斗同样开始在零时，负责本次战斗的独立第一旅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佯攻而另一路主力则绕至侧后发起攻击。
　　由此腹背受敌的状况下，历时4个小时之后便将敌人大部分歼灭，待到6时彻底结束战斗并生擒敌上校团长马奠邦，至此将台战斗以全歼敌军告终。
　　然而当马奠邦被生擒的消息传到彭德怀元帅耳边之后，他竟亲自来到战俘营予以探望，并且当即下令释放马奠邦。
　　这一结果不仅仅是西野各位指战员，即便是马奠邦本人也是惊骇莫名。
　　两军交战的结果虽以我军全歼其部告终，但我军亦必然存在伤亡，双方实属不折不扣的死敌，他实在想不到为何彭德怀元帅会释放他。
　　然而对此彭德怀元帅给出解释：＂我放你回去不是其它，是看在你岳父马鸿宾先生曾积极抗日，所以今日放你回去。＂
　　不仅于此，彭德怀元帅在释放马奠邦之后，另赠送其良马一匹以便回家。
　　马鸿宾二、抗日战场上的马鸿宾
　　透过彭德怀元帅的一番话，其释放马奠邦的缘由已然昭然若示，然而实质上导致彭德怀元帅有此举措的原因不止于此。
　　在马鸿宾的记忆当中他曾听人说起，彭德怀元帅曾有一次对他予以肯定，即当年红军长征抵达宁夏同心县之时，彭德怀元帅曾听闻当地老百姓称马鸿宾是个好人。
　　透过如此一则信息不难窥见，彭德怀元帅对于能够一定程度得到老百姓认同的马鸿宾存在一定善意，透过前文当中彭德怀元帅称之＂先生＂便可窥见。
　　不过殊途同归，释放马奠邦的根本原因始终维系在其岳父马鸿宾身上，而其间核心依旧在于马鸿宾昔年间在抗日战场上的所作所为。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自然对我国广袤的西北地区垂涎三尺，由此绥西抗战爆发开来。
　　届时马鸿逵将自己的15路军以及马鸿宾的35师合并组成第17集团军，由马鸿逵担任总司令，而马鸿宾则担任副司令、81军军长、绥西防守司令等职务。
　　1938年5月马鸿宾至绥西临河就职，并当即划定乌不浪口至五原一带作为81军防线，并同时命令所部81军35师103、104两个旅4个步兵团，以及马鸿逵部两个骑兵旅、1个警备旅开赴前线。
　　1939年夏季，日军渐而将罪恶的触手伸向了西北地区，以配有装甲车、坦克的板垣师团一部发起试探性攻击。
　　然而日军的进攻迅速遭到守军81军205团、206团的挫败，其间日军虽有精良装备以及重型武器，但两个团通过近距离作战令日军重型武器所能发挥的效用降到最低，由此击溃日军并缴获大量物资。
　　此乃81军与日军之间的首战，而这次战斗以胜利作为告终，可想而知对接下来作战的士气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然而即便如此81军下一次作战中依旧遭遇了一次艰难的惨败。
　　1940年1月16日，通过此前试探性进攻对81军作战状况已然有所了解的日军，以26师团长黑田重德作为指挥官集结晋察绥等地日军，携山炮40余、装甲坦克汽车数千浩浩荡荡向绥西挺进。
　　其间最可恨的地方莫过于另有4万日伪军为虎作伥，兵分两路分别向81军防线以及马鸿逵两个骑兵旅所驻扎的防线发起攻击。
　　而在本次战斗打响之际，马鸿宾因奔赴重庆参加国民政府高级军事会议，无法指挥部队作战，因而一应指挥权按照他离去之时的交代落在了35师师长马腾蛟肩上。
　　马腾蛟
　　前文之中日军第一次试探性进攻能够被化解，有赖于守军通过近距离作战，有效缓解了日军的重武器优势。
　　然而这一次有所准备的日军丝毫不留近距离作战的余地，在战斗之初便不择手段地通过军事科技装备碾压，将81军的作战能力摧毁殆尽。
　　其间当35师初步与日军交火之际，日军的飞机便呼啸而至向81军防御阵地投放大量炸弹，一应防御工事无疑摧毁殆尽。
　　然而不止于此飞机轰炸过后，日军并未给81军喘息的余地，当即以密集炮火继续轰击35师208团防御阵地。
　　此外更为可恨的是，日军竟大肆使用生化武器向81军阵地投放大量毒气，以至于许多士兵中毒后头疼、恶心、呕吐不止……令81军的作战能力直接大幅度衰减。
　　明眼可见日军如此一番攻势之后，81军的作战能力已然折损的七七八八，而此后的作战当中日军亦有坦克、装甲等各方面的优势，战局已然是岌岌可危。
　　2月1日乌步浪口阵地被突破，翌日凭借装甲坦克优势日军复又横冲直撞地闯过四意堂阵地，同日另一战线五原失守……这一期间日军长驱直入而守军节节败退。
　　直至2月5日81军在乌拉河一带截击日军500余车辆，13日经短暂休整之后，复又向黄羊木头、临河等地日军发起猛攻，并将日军部队分割成数段，由此方才逼迫日军停止侵略的步伐，回撤至此前占据的五原。
　　折返归来后的马鸿宾当即对81军自上而下进行全面整顿，其间对作战中存在失职的指挥官进行多种处分，并想方设法以弥补此时81军低迷的士气，以待日军再次发起攻势之时予以抵抗。
　　然而此后日军的下一次攻势久久不曾到来，其间是因全国抗战已然进入到相持阶段，日军在绥西仅留下少量日军以及大量伪军，而主力部队则陆续向东部其它战场进发。
　　正因如此傅作义决定趁日军防御空虚，组织一场战役以从日军手中夺回五原，而对此马鸿宾复又果断予以配合。
　　届时傅作义部35军与日军激战于五原，而包头日军迅速赶来支援企图包抄35军，然而早有准备的马鸿宾81军却出现在了日援军必经之路上予以阻击。
　　通过此前与日军正面交战所总结的经验，马鸿宾命令部队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直接抗衡，而是采用游击战术予以打击，并最终迫使增援日军放弃原有计划撤退。
　　而此后空出手来的81军并未撤去，而是向黄河以南地区的伪蒙骑兵发起进攻，历经大大小小战斗过后，基本扫清了一应伪军据点。
　　如此待到1943年绥西防务悉数交接给傅作义部之后，马鸿宾方才率领81军撤回宁夏。
　　回顾上述马鸿宾及其所部在西北地区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其间最为直接之处莫过于粉碎了日军侵占西北地区的阴谋保卫了国土，而除此之外马鸿宾亦肃清了部分地区的日伪势力、间接保护了宁夏、甘肃、陕西的后方安全……
　　总而言之，在抗日战场上马鸿宾无疑是民族的英雄，而这也是为何彭德怀元帅看在他的面子上释放其女婿马奠邦的直接原因。
　　然而透过前文提及的彭德怀元帅对于马鸿宾的肯定，明眼可见释放马奠邦的原因不止于此，其间或多或少亦掺杂着彭德怀元帅对于马鸿宾在某些方面的赞许。
　　如上述彭德怀元帅在同心县听闻老百姓称马鸿宾是个好人，其间便是因为有＂儒将＂之称的马鸿宾所到之处皆以＂保境安民＂作为原则，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政，因而马鸿逵经常在提及他是以＂我家那位圣人＂予以讥讽。
　　正因如此，马鸿宾方才能够博得老百姓的认可，或许这也是他能够义不容辞地参与抗日战争的一大原因。
　　透过其间马鸿宾的性格已有轮廓，而以此作为＂因＂那么彭德怀元帅释放其女婿马奠邦便是＂果＂，而彭德怀元帅的举措亦为马鸿宾后来的和平起义、弃暗投明埋下了种子。
　　三、弃暗投明
　　彭德怀元帅此前的肯定、释放其女婿马奠邦、借其女婿口传达对其抗日有功的肯定……一切的一切令马鸿宾逐渐肯定在我党的心目之中，关于他的印象并不算恶劣。
　　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亦逐渐考虑与我党相接触，以期能够弃暗投明，而言至于此回过头来，彭德怀元帅释放其女婿的另一重原因已然呼之欲出，便是为了能够促成马鸿宾的弃暗投明。
　　众所周知，1949年之际在我党的积极努力之下，通过与傅作义部的多次谈判，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因而随着国内大局已定，兰州、西宁相继解放大军兵锋直指宁夏之际，已然心生和谈想法的马鸿宾便向此前抗日战场有过合作的傅作义请教。
　　1949年9月17日马鸿宾飞赴绥远面见傅作义、邓宝珊请他们出个主意，当对方直言＂和有利，战不利＂之时马鸿宾心头最后一根稻草落下，因而他请求傅作义、邓宝珊二人向周总理转告其决定起义之事。
　　19日回到银川之后，马鸿宾当即向其子马惇靖转述了此行的状况，即＂我把宁夏比作一份礼，请他们转送。＂
　　同日在马鸿宾的授意之下，马敦静作为代表与我军展开谈判并最终签订了《和平解放宁夏协定》。
　　而在弃暗投明、和平起义之后，基于上述马鸿宾执政一方的能力，其同样得到了新政府的重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鸿宾陆续担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大职务。
　　直至1960年10月30日，享年76岁的马鸿宾因胃癌在兰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