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与贺子珍重聚庐山，毛泽东问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呢

　　7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踏进了她几十年来梦牵魂绕的北京城，用自己的双眼，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屹立的人民大会堂。她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亲手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来人正是贺子珍，她与毛泽东是一对患难夫妻。她曾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
　　望着毛泽东的照片，贺子珍悲恸万分，泪如泉涌，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情景一幕幕重现在了眼前......
　　初识井冈山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下。经过两次谈判，井冈山原有武装部队的领导人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很快，约定的时间到了。这天，毛泽东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主要领导干部，朝步云山的房子走去。毛泽东身穿一套破旧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结着一条1寸多宽的红领带。他高瘦的身材，颧骨突出，头发很长，皮肤较黑，神色显得有些疲劳，但双眼仍是炯炯有神。
　　当毛泽东看到山上迎候的人群时，他加快脚步走上前，同袁文才、王佐等握手，并向他们介绍了同来的几位战友。同样，袁文才、王佐也把山上的战友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当袁文才指着一位17岁的姑娘向他介绍时，毛泽东没料到在井冈山如此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会有这样年轻的姑娘，并且是在＂头面人物＂之列，所以感到十分惊讶。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介绍道。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袁文才继续介绍说：＂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
　　贺子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说到这里，毛泽东走上前握着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以后我们一起战斗吧。＂
　　这次的商谈很成功。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从此在井冈山立住脚跟，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开始了共同的战斗生活。
　　初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因为脚伤住在步云山养病，以后又搬到了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与袁文才的家只相隔几步。
　　没想到，这竟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接近和熟悉创造了便利条件。毛泽东出出进进，或到茅坪河边散步，都要经过袁文才的家。而贺子珍因与袁文才的妻子相处得很好，所以也时常在袁文才家中。
　　那时， 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就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只要看到她，就会走过去与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如何等，态度非常和蔼亲切。闲暇时，毛泽东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聊聊天。也是从这段时间的交谈中，毛泽东渐渐得知了贺子珍的身世和几年来的斗争经历。
　　贺子珍出生在井冈山麓的永新县，因当时正处于秋日郎朗，桂花飘香的季节，所以父母就给她起了个＂桂圆＂的名字。上学时，她嫌这个名字太软绵了，所以就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学名，叫＂自珍＂，擅自珍重的意思。后来，她又把＂自珍＂写为＂子珍＂。
　　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在学校是左派积极分子。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她接受党的指派，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党县部的领导工作，担任永新县党部委员、妇女部长。后来，贺子珍又加入了袁文才等人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并同他们一起发动了永新暴动。
　　暴动成功不久，永新就遭到了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兴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100多支枪。战斗结束不久，永新县又遭到敌军更猛烈的反击。
　　在如此白色恐怖中，无处藏身的暴动队伍也因此不得不撤出县城，进入井冈山。而贺子珍也随着队伍来到了这里。
　　听完贺子珍的身世，毛泽东十分佩服贺子珍勇敢的革命精神，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1928年6月，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贺子珍带领工作队到永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了塘边村，他们又相遇了。
　　那时，革命根据地刚刚建立，如何合理地分配土地，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为此，毛泽东决定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他一面自己亲自跑了永新的几个乡进行调查研究，一面听取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并不时向他们提出问题。而贺子珍，也会常常为回答不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而感到不安。
　　每当这时，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说：＂调查研究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话语中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随后，他又结合自己多年的体会，通俗地讲解了如何搞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等。
　　贺子珍细心地听着。这一大套的学问，她想都没想过。她深深体会到，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提高会有很大的好处。塘边村相爱
　　贺子珍对毛泽东真正的钦佩之情，是从＂塘边遇险＂之后得到升华的。
　　一天，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林的寂静。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面前领取重赏。
　　此时，毛泽东正和贺子珍一起分析调查材料。贺子珍感到有些紧张，因为驻在附近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个村庄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怎么办？她焦急地抬头看了看毛泽东。只见他一动不动，慢条斯理地仍旧抽着他的烟。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头脑非常冷静，思绪清晰。他正在考虑对策。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的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
　　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知道这里有了准备，在村里抢掠了一阵后便走了。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虽是极平凡的一桩小事，但是，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塘边遇险＂，贺子珍目睹了毛泽东处事不惊、镇定自若、沉着果断的革命家气质，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说，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初期是同志关系，那么，自从这一事件发生后，他们的关系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已远远超过了同志之间的那种友谊。
　　这时的贺子珍，亭亭玉立，秀气的瓜子脸上闪烁着一双大眼睛，楚楚动人，曾被誉为＂永新一枝花＂。
　　这天，贺子珍正准备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却见他正伏案写着什么，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槛上，深情地注视着他。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心有灵犀一点通。徜徉过爱河的毛泽东看出了贺子珍这颗年轻、质朴、纯正和火热的心。贺子珍马上收回了目光，手无足措地摆弄起了自己上衣的纽扣。
　　最后还是毛泽东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急忙招呼贺子珍坐下，用他那满口的湘音温存地说：＂你是一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接着，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已经34岁，结过婚，在湖南老家有妻子和3个孩子。
　　谈到家人，毛泽东黯然地说，我与他们失去联系了，远隔千山，音信不通，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他听说妻子杨开慧被湖南的反动派抓去了，又听说她已经不再人世了，但又不知真假。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贺子珍被毛泽东的坦诚之言所感动，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却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两颗心也不知不觉地融会在了一起。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照顾，便默默承担了这一工作。这时候，她除了敬佩毛泽东外，又加上了更多的怜爱之情。心心相印，两情缱绻，在患难之中他们确立了爱情关系。
　　毛泽东和贺子珍继续在塘边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终于结婚了。
　　他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番。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两人的背包和身上穿的几件衣服。最有纪念意义的是贺子珍花了几天功夫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给毛泽东精心缝制的一个大挎包，它倾注了贺子珍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凝结着她对毛泽东的深情和对美好姻缘的良好祝愿。
　　后来，这个挎包更是成为了毛泽东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具，行军、作战，毛泽东都背在身上，一直伴随他取得保卫井冈山的伟大胜利。夫妻恩爱
　　婚后，毛泽东与贺子珍相亲相爱，相互关心、体贴、支持，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井冈山，看报纸不容易。贺子珍担任秘书后，为毛泽东苦心搜集了各家大报，提供他作决策时参考。毛泽东看报纸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常常作上记号。贺子珍就把毛泽东作记号的地方减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便于毛泽东随时查找。
　　有时，毛泽东外出办事，没时间看报，贺子珍就会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句子下面划上杠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毛泽东每逢看到特别有价值的剪报时，便流露出兴奋的表情，高兴地夸奖道：＂好，好，很好。＂
　　除了搜集、整理报纸，贺子珍还经常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听众和抄写者。毛泽东常常工作到深夜，乃至天亮。每当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或帮助他抄写、看书，或与他一起讨论。
　　因为贺子珍是在井冈山地区长大的，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毛泽东写文章时，遇到不清楚的或者不懂的地方，就会向贺子珍询问，从中了解一些情况。面对毛泽东的问题，贺子珍也会热心回答，如果她自己也不懂，那么她就会记下来，去向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毛泽东遭到了错误路线的排斥，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次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又被撤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这一段时间中，毛泽东曾一度沉默无语，心情烦躁。
　　而这时，贺子珍也顾不上不刚刚生完孩子的虚弱身体，去安慰毛泽东，并陪他去长汀河边散步，或让他从孩子身上得到一点慰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处于全党全军的主要领导地位，任务更加繁重了。当时，贺子珍虽已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但为了照顾毛泽东，保证他能集中精力指挥红军，她常常抽时间帮助毛泽东抄写电报，整理文件。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毛泽东的办公桌是用两个铁皮文件箱垒起来搭乘的，贺子珍帮他抄东西，就只好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有时干脆就用自己的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贺子珍对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支持，使毛泽东深受感动。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贺子珍终于生下了和毛泽东的爱情结晶娇娇，毛泽东为她取名为＂李敏＂。女儿是纽带
　　1937年年底，贺子珍决定离开毛泽东，只身来到西安后，准备转赴上海，到那里去取出时常叫她难受的弹片。但是，当她来到西安时，抗战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她去不成上海，只好留在了西安。
　　这期间，毛泽东与贺子珍虽然各处异地，但他们内心仍然一直挂念着对方。
　　毛泽东曾两次托人捎信，让贺子珍回来，并给她捎去一些她常爱用的日用品，而贺子珍也时常惦念着毛泽东。她想到他们住的那个窑洞非常潮湿，就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床新棉被，托人给毛泽东带去。
　　贺子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她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受到了启发。她认为，上海去不成，那么可以去苏联，在那里不仅可以治病，还能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便乘车去了新疆，几个月后 ，她坐上了飞往苏联的飞机。
　　1938年10月，贺子珍抵达莫斯科。她带着乐观且热烈的情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她到苏联后看到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毛泽东收到信后，当即便给贺子珍发去了电报，请贺子珍早点回来。贺子珍想，既然来了，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可以学习，等过两年再回去。于是，她用和解、诚恳的话语给毛泽东回了信。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自然知道苏联的情况，也是为了安慰贺子珍，他于1940年将四岁的女儿李敏送到了莫斯科。而李敏的到来，确实也为贺子珍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乐趣。
　　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回到了阔别九年的祖国。组织上安排她到东北财政部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回国不久，贺子珍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也让李敏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她把两封信装在一起发了出去。随后不久，毛泽东便打电话给李敏：＂我的好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大约一个月后，毛泽东派人来接李敏回北京，贺子珍欣然同意。虽然女儿的离开，使贺子珍感到无比寂寞，但她明白，毛泽东也需要他的女儿。
　　尽管如此，每当放寒假，毛泽东都打发李敏看望住在上海的妈妈，同妈妈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减轻贺子珍的孤独感。女儿每次回来，毛泽东都会询问贺子珍的情况。当他得知贺子珍身体不好时，还为她在北京寻找治病的良药。并不时地给贺子珍捎东西，有吃的，也有用的。有时，他同李敏单独相处时，常毫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思念，总是喜欢让女儿谈论她的妈妈。
　　一次，毛泽东对李敏说：＂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他双手比划着。
　　＂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个大水桶。＂李敏顽皮地说。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更何况她有心病，心事重重呢。＂
　　说到这里，父女俩的心情都沉重了起来。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这熟悉的声音震撼着她的心灵，她的心在流血，这声音强烈地刺激着她，她终于病倒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当他得知贺子珍生病的原因后，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笔匆匆写下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并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写到最后一句时，毛泽东的眼睛已模糊不清了，泪水打湿了信笺。
　　不久后，毛泽东又派李敏代他去看望贺子珍。临行前，还让李敏捎给贺子珍一封信，劝她安心养病。贺子珍看到信后，病情真的好转起来了，并且还成功戒掉了吸烟的习惯。而女儿李敏一次次的往来，也在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架起了一座感情的桥梁。
　　女儿每次来，贺子珍除了打听她的学习、生活情况外，还详细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及起居情况。她知道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就让女儿把南方鲜嫩的青菜捎给他。就这样，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通过女儿李敏这根感情的纽带，传递着他们的情谊。庐山重逢
　　贺子珍同毛泽东分别了近20年。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又能有机会亲眼见到毛泽东。
　　1959年，贺子珍正闲居南昌。一天，她t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以为是去休养，就随着来接她的汽车走了。待汽车开到九江上山抵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她被领进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突然见到毛泽东，贺子珍的心情格外激动。她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也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温和地对贺子珍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接着，毛泽东又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么样？身体都好吗？＂
　　贺子珍这才稳定了情绪，然后一一回答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吸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呢？＂
　　这句话，说到了贺子珍的伤心处。她充满了悔恨，难过地哽咽着说：＂都是我不好，一切都怨我。那时太年轻，太任性，不懂事。没想到事情并不像我想得那么简单......＂两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毛泽东起身朝贺子珍点了点头，然后走出了房门。
　　他们没有道别，因为他们知道明天还会再见面。然而， 他们都没有想到，这安排好了的事情，居然会节外生枝。
　　第二天早上，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走进贺子珍的房间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愣住了。
　　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时，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个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担心发生意外，就派人叫贺子珍下山了。
　　如此突然的分别，没有一句告别。20年来期待的重逢，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大喜之后又是大悲，贺子珍因承受不住这样的起落，又一次病倒了。
　　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倒下去，而是用顽强的毅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她用毛笔记下了这样的诗句：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她长期以来悲怆心情的真实写照。
　　1976年9月，贺子珍惊悉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她怀着沉痛的心情，特意派侄女、外甥女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毛泽东的去世，已经对贺子珍打击很大了。然而， 命运却再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1977年的一次中风后，她得了偏瘫症，不得不卧床休息。病情刚有所好转，她就慨然接受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并努力着做好工作，直到1984年病魔夺取她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