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在回忆长征的时候，曾多次对秘书赵炜说： ＂我和恩来都是幸存者，没有想到会活到今天。我们幸存下来了，要完成牺牲同志的未竟事业就得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邓颖超认为自己和周恩来都是长征的幸存者，这并非夸大。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积劳成疾，患上了阿米巴肝脓肿，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 而邓颖超在长征之前就有严重的肺病，又在过草地的时候掉进了沼泽中发了高烧，没有粮食、没有好的医疗条件，甚至都没有退烧针，当时去看望过邓颖超的蔡畅等人，看到邓颖超＂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 ，以为邓颖超没救了…… 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于10月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10月10日， 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转移。 这是长征中行程最长的一支队伍，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万五千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是走的这条线，但是两人并不在一起，因为邓颖超是在干部休养连里。 邓颖超从小体质就不是很好，曾经患过肺结核，后来经过治疗，病情慢慢得到了控制，再加上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懂中医，对她的身体多有调理，因此身体好的很快。 到了1932年，邓颖超到中央苏区工作，苏区的工作条件很艰苦，营养无法保证，再加上工作劳累，邓颖超的肺结核复发。 这一次的复发很严重，因为苏区的医疗条件跟不上，缺少合适的药物治疗，导致邓颖超的病情日益加重，以至于出现了咳血的情况。 也因此，在长征开始之前，邓颖超就向组织上请求留在苏区，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留在苏区养病，她的身体情况不允许她跟着大部队长征，即便真的跟着走了，那在长征的路上必然会给同志们带来很大的麻烦，长征本就艰难，她不愿意给大家增加负担，让大家分心来照顾她。 这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继续留在苏区工作，苏区的同志们并不是都要参加长征，有人转移，就有人留下来，不管是去还是留，处境都很艰难，而邓颖超希望继续留在苏区工作。 但是关于谁参加长征，谁留在苏区继续工作是经过开会决定的，并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邓颖超参加长征是组织决定的，考虑到她的病情，留在苏区的结局很可能比跟着长征还要糟糕。 既然组织做了决定，邓颖超就跟着参加了长征，当时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的红军女战士不过三十人左右，邓颖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和怀孕的贺子珍、廖似光以及年过半百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人都在干部休养连中，他们多数需要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 其中邓颖超在干部休养连中任党总支委员，休养连给她配了一副担架、一匹马。周恩来为了邓颖超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一个警卫员留给了邓颖超，夫妻俩人在长征路上离得很远，平时是没有时间见面的。 周恩来是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而邓颖超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不掉队，争取不给大家添麻烦，还要开展工作。 这是非常艰难的，要知道长征是很艰难的，是人类的一项壮举，伟大而悲壮，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遇到的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那皑皑白雪、茫茫草地、一座座高山、一条条河流、泥泞沼泽、滂沱大雨等等，都是长征中的平常物。 如果仅仅是面对这些，长征也就谈不上多么艰苦了，实际上，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外，还有饥饿与战争，红军战士经常处于食不果腹的境地，而且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流血与死亡如影随形。 单一的困境从来不会真的难倒红军，但多种困境集合在一起，那就需要顽强的意志力，在这样的环境下，邓颖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自己不掉队。 这其实是很难的，刚从江西出发不久，邓颖超就掉队了，邓颖超当时在担架上，因为发着低烧还有咳血，两名担架员和警卫员不敢走得太快，这不，一转眼就掉了队。 要知道长征期间掉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跟不上部队事小，遭到国民党的追击事大。当时担架员和警卫员很慌张，害怕让邓颖超遇到什么危险。 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也感觉到了几人的紧张，很多事情越慌越乱，邓颖超镇定地说 ：＂沉住气，别惊慌，队伍走得不远，咱们能赶得上，无论如何要坚决追上咱们的队伍。＂ 邓颖超的话成功地安抚了几人，很快，几人就抬着邓颖超赶上了前面的部队，这也算是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休养连遭到了重创，那是在1935年的三四月份，侯政带领休养通过贵州的五里牌，这里有层层梯田，也有陡峭的山岭，其间有一条小路盘旋而上，大家通过这条小路要翻过前面的大山，去山的另一边留宿一晚。 傍晚时分，大家已然快到山顶了，因为实在是太累，就准备在山坡上休息一会，这个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按照大家的想法，国民党的搜寻也就告一段落了，所以大家并没有太过紧张，而是就地解除伪装休息。 邓颖超也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从担架上下来，到前面的小树林中去散步，就在大家都没有什么防备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隆声，原来是一架敌机突然从山峰里钻了出来，踩着树梢飞行，向休养连的同志飞了过来。 邓颖超很快就反应过来，她大声喊道：＂同志们，快隐蔽。＂然后和警卫员匍匐在树林里，大家也都赶紧行动，纷纷做了伪装躲避了起来。 只不过到底还是晚了，敌机很快就到了眼前，机枪射击和炸弹轮番上阵，等硝烟过后，休养连损失惨重，有十多位同志伤亡，邓颖超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寻找伤员，并协助医生抢救包扎伤员。经过一番收拾之后，休养连少了不少人。 不久前做了截肢的红三军团12团政委钟赤兵原本身边有警卫员和担架员，但敌人的这次袭击，警卫员和一名担架员都牺牲了，而他自己是不可能行走的，毕竟整个右腿几乎全没了。 钟赤兵很着急，他当初受伤被三次截肢的时候就不肯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他曾对彭德怀说 ：＂军团长，就是爬，我也要跟上部队。无论如何，我不离开红军。＂ 彭德怀专门为他安排了担架，后来毛泽东又将他安排到了休养连。如今，担架员没了一个，而在长征途中，担架员本来就少，他如何能不着急，邓颖超知道这件事后，就让自己的一名担架员去抬钟赤兵，而邓颖超决定和大家一起骑马。 这是她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和所有的红军女战士一样，在长征途中一起骑马前行。 说起来也是幸运，刚开始长征的时候，邓颖超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毕竟都已经咳血了，但没想到参加长征几个月，邓颖超的病好了不少，这可能和一直呼吸新鲜空有关系。 所以后来邓颖超感觉能走了，就不肯再躺在担架上了，她不希望处处麻烦别人，她希望自己也能做些工作，即便是拖着病体，她也曾给被俘的国民党做演讲，在修养连里，她靠着自己的镇定和沉着让大家脱离危险。 有一次，前面的休养连和后面的警卫营隔着很远的距离，休养连遭遇了敌人的攻击，邓颖超赶紧对大家说： ＂大家把警卫员交给连长，集中起来狙击敌人。＂ 邓颖超将自己的警卫员交给了连长侯政，她的举动提醒了大家，大家纷纷将警卫员交给了侯政，倒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至少撑到了后面的警卫营赶上来。 侯政指挥着警卫员们和警卫营一起抗击敌人，休养连的指导员李坚真护送伤病员进入大山沟休息，这次遇敌因为反应及时、指挥得当，休养连并没有什么损失，所有人员一个都没少。 侯政知道这其中邓颖超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她很感激邓颖超，对她说： ＂小超大姐，多亏你果断建议，把警卫员集中起来，挡住了敌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邓颖超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 ：＂我也是个红军战士，紧急时要保证战斗胜利。＂ 她虽然重病在身，但决不允许自己松懈下来，她希望自己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所以只要病情不是特别严重，实在走不了，她都会骑马，有时候一骑就是一整天，等停下来的时候，两条腿都走不动了。 在过泸定桥的时候，邓颖超等人不肯躺在担架上，几乎是跪在桥板上爬到对面的，当然，这还不是最艰难的，后来的邓颖超差点就走不出草地了。 应该说是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差点走不出来。 周恩来在长征的最初并没有生病，他是累出来的病，那是1935年下半年的事情了。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的去向做了部署。 会上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不久，周恩来就积劳成疾，刚开始并不严重，他硬撑着和大部队继续前行，翻越雪山，到了七月底，他们到达了毛儿盖。 红军在毛儿盖的生活非常艰苦，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没有粮食吃，没有油、盐，甚至没有水喝，实在忍不住了，大家不得不去割地里未成熟的青稞麦， 在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请主人拿着牌子向后面的部队要钱，或者留下来将来再算账。 青稞麦没有成熟，如果吃一点点，确实有甜甜的感觉，但尝个鲜还可以，真要拿来填饱肚子就很难了，因为没有成熟，所以不能磨成面粉，制成炒面，只能去壳炒熟，饿的时候就吃几把。 这样的青稞麦能不能填饱肚子就不说了，关键是吃多了容易肚子胀，不好消化，很容易引起胃病。 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于本就生病了的周恩来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他坚持着开完了沙窝会议就病倒了。 这次病来的气势汹汹，体温由38度升到了40度，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是高烧还伴随着多种病症：腹泻不断、便中带脓血和黏液、全身发黄、神志不清，甚至出现了昏迷不醒的情况。 周恩来病倒的时候，随军医生以为他所患的是当时很多红军战士都出现过的疟疾，并对症下药，但后来发现，周恩来的病情远比疟疾要严重的多，因此，中央又将王斌和李治两位医生请来为周恩来诊治，其中王斌是随军为王稼祥治病的。 经过两人的诊治，发现周恩来患的是肝炎，而且已经变成了很严重的阿米巴肝脓肿，如果脓排不出来，这一关是很危险的。这本就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尤其是在长征途中这种医疗条件下，能侥幸活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而这种病最首要的就是排脓，在正规的医院里，排脓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长征途中是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的，消毒就完全做不到，无法消毒，穿刺抽脓或者开刀什么的，都不可能。 但不排脓，如果脓肿破裂到了胸腔或者腹腔，得了化脓性胸膜炎或者腹膜炎，那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了。 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尽量压制脓肿，医生每天给周恩来注射一两支依米丁注射液，另外就是让卫士到60里以外的高山上取来冰块，然后施以冷敷，终于在三天后，排出了半盆脓，周恩来这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醒来后的周恩来才发现在身边，这让他比较意外，要知道邓颖超一直是在休养连的，他们之间离得很远，平时碰不得面，所以他问 ：＂小超，你什么时候来的？＂ 实际上，邓颖超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周恩来被诊断出阿米巴肝脓肿后，中央就将在休养连里的邓颖超请到了周恩来的身边，一来照顾病重的周恩来，二来也能自己休养。 周恩来躺在一个木板上昏迷不醒，邓颖超就在身边照顾他，没事的时候，邓颖超将周恩来脱下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翻看，这一翻看不要紧，竟然捉到了一百七十余个虱子，她两只挤虱子的手都被血染红了。 现在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虱子这种小动物，也没有见过它，其实上个世纪甚至本世纪初，虱子是有很多的，它们最喜欢待在人的头上和衣服里。当然头上的是头上的，衣服上的是衣服上，衣服上的虱子主要藏在衣服的夹缝里，咬的人浑身刺痒。 一般很少洗头发、洗衣服和洗澡的人容易招虱子。 周恩来这一件衣服居然藏了这么多虱子，由此可见当时长征的条件多么艰苦。邓颖超很心疼周恩来，但这就是当时的现状，她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多照顾照顾周恩来。 周恩来的脓虽然排出来了，但并没有治好，只能说病情得到了控制，但高烧还时不时发生，身体极度虚弱，因此邓颖超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照顾着，但大家不可能一直停在毛儿盖，还要继续前行，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过草地。 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当时周恩来依旧无法行走，彭德怀决定将周恩来抬着走出草地，彭德怀让红三军团的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他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陈赓任担架队队长，与杨立三等人抬担架。 而邓颖超则骑马跟随周恩来一起前行，只不过过草地的第一天，天降大雨，电闪雷鸣，邓颖超的马受了惊，慌不择路，离开了队伍之后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沼泽地里，她从马上掉下来，双腿陷阱沼泽里。 沼泽地最忌讳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马掉进沼泽里不久就没了动静，邓颖超心里很害怕，但她知道不能慌张，她试着呼喊，但前面的部队已经过去，后面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她的呼喊完全没有回应。 但她毕竟是一名成熟的革命者，遇事冷静、遇危不乱，她小心翼翼的立在沼泽地里，顶着大雨，静静地等待着后面部队的到来。 终于，就在邓颖超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后面的部队发现了邓颖超，将她从泥淖里拉了出来，邓颖超是全凭一口气硬撑着没有倒在泥淖里的。等她被拉出来后，全身都已经湿透，这一下子让她原本就患病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 第二天开始，邓颖超就发起了高烧，还拉肚子，病情很严重，需要及时退烧。原本医生都是准备了退烧针的，但是因为之前周恩来高烧数日，到邓颖超高烧的时候，退烧针只剩下了一针。 这让医生很为难，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病情都很严重，退烧都是关键，但退烧针就剩下了那么一针，究竟先给谁安排呢？ 邓颖超并没有让医生为难太久，她自然也知道周恩来的病，事实上她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病，她本就知道退烧针不多了，现在自己高烧，再消耗掉一些，那留给周恩来的就更少了。 所以当医生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就问还有多少退烧针，医生也没有隐瞒，说现有的退烧针只有一支了，需要走出草地才可能有新的退烧针。 邓颖超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只剩下了一支退烧针，那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的，她认为自己高烧还有扛过去的可能，而周恩来的病情决不能少了这退烧针。 所以邓颖超拒绝打退烧针，并叮嘱医生将这件事瞒下来，不要告诉周恩来，不要让周恩来为她担心。 邓颖超将最后一支退烧针留给了周恩来，而她自己硬挺着坚持了下来，到了第三天，红军碰到了一条河，宽四十米，深一米有余。 因为刚刚下过暴雨的缘故，这条河无论是宽度和深度都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河流湍急，很是危险，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问 ：＂河水多深？＂ 大家纷纷表示可以过去，但在真正过河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先下水的同志被水冲的趔趔趄趄，邓颖超的一个担架员直接被水冲走了，大家不得不慎重对待过河这件事，红军在过河的时候，要求绑腿带都解下来连接成一条长长的绑带，连接河的两边。 战士们扶着绳子小心翼翼的过河，大部队还好说，渡河比较顺利，但休养连就不同了，里面都是老弱病人，很难抵抗汹涌的河水。 当时的邓颖超刚刚退了烧，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还有贺子珍，她在长征途中受了重伤，身上有很多弹片，过河都是很困难的，本来担架员还是要抬担架的，但邓颖超等人都不愿意给大家增加负担，坚持从担架上下来。 警卫营的同志都跳进了河水中站成了一堵墙，休养连中的同志就扶着他们摇摇晃晃地过了河。 八月底的河水并不是很凉，但对于老弱病人来说，渡过这样一条河流，无疑对他们的身体是一种很大的摧残，但再大的艰难，大家也要咬牙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才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邓颖超是坚持下来了，过草地七天七夜，她硬坚持了下来，这期间，她没有吃一粒米，一来红军本来就缺粮了，根本没有粮食吃，倒是有之前没成熟的青稞麦，勉强吃点充饥，再就是吃野菜充饥，实在没得吃了，就喝水充饥。 二来邓颖超病情严重，她什么都吃不下去，大部分时候就是喝点水，实在饿了吃点随身携带的炒面和青稞麦，硬撑着往前走。 就这样坚持着，他们终于到达了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也终于见到了房屋和居民，当邓颖超走进居民的房子的时候，终于坚持不住倒在了地上，极度的虚弱让她感觉不到倒地的痛苦。 当一直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和几位红军女干部来看望邓颖超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个 ＂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 的邓颖超。 大家当着邓颖超的面没有表现出什么来，只是安慰她，叮嘱她好好养病，当她们离开后在谈起邓颖超的身体上，抱着哭了一场，她们都以为邓颖超过不了这一关了。 过草地这一关对邓颖超身体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但邓颖超就是邓颖超，她硬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渡过了这一难关，也完成了整个的长征。 邓颖超以重病之躯参加长征，在长达一年的行程中，她的经历不可谓不惊心动魄，但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她从来都是谦虚的，认为自己做的工作不多，还受到了同志们的照料和帮助。 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当有同志要写一写邓颖超参加长征的事迹的时候，邓颖超还说： ＂我虽然是长征过来的，可是不能算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真正女战士是像康克清、李坚真等同志那样，她们当时都在连队当指导员。而我那是重病在身，属于休养连的休养员，没有什么供你们可写的。＂ 邓颖超自认对长征没有什么贡献，但她重病在身还能完成长征，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先不说她在休养连中并没有真的不工作，单就她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沉着冷静的处事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贡献。